☆读懂近世中国的“常”与“变”才能读懂近现代的中国

☆长时段、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世史典范之作

☆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弟子、著名汉学家易劳逸重新审视中国近世史的力作

☆作者的观点与马克斯?韦伯、李约瑟、费孝通等人的研究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

☆《历史》《历史学家》《亚洲》《经济史学刊》等媒体推荐好书

 读懂近世中国的“常”与“变”，读懂近现代的中国

易劳逸是西方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弟子，其所著《毁灭的种子》（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一种）《流产的革命》等书是许多专家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案头书。《家族、土地与祖先》一书中，作者的眼光不再局限于19世纪和20世纪，而是上溯到16世纪，在长时段、全球史的视野下重新审视了近现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历史逻辑。作者认为，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有与西方的碰撞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内部因素发展变化的结果，所以作者说：“永远也不要再说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是一个‘永恒停滞’的国家了。”

早在16世纪中国社会就开启了具有近现代化社会特征的转变。“这个时代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历史阶段的开端，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中国的经济领域开启了商品化和货币化进程，对外贸易得以发展，传统社会阶层划分被打破，民众书写能力得以普及，人口得到迅速增长，这一切在接下来的两百年及更长时段里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帝国的社会面貌。”这些因素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书认为，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变迁在现代化早期不断加速，主要原因还是来自国内。中国社会自16世纪以来越来越明晰的商品化、货币化和城镇化进程，发展到19世纪中期已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本质变化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商人的权力和声誉都有所提升，拥有财富而不是受过儒家教育，即便不是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首要要素，也是重要要素。然而，19世纪中期以后推动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主要力量无疑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接触。

中国社会在现代化早期的“变”虽有重要意义，但是相对于中国社会过去百年间发生的技术、机构和政治变迁，其传统社会文化方面的特性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比如作为“中国社会秩序战略核心”的家庭主义（或家族主义）仍旧盛行。中国人社会行为的三大特点，即强调社会等级和身份、重视“关系”和“要面子”直至今天这些依然是中国人的显著国民性。书中关于中国社会的常与变的分析与马克斯?韦伯、李约瑟、费孝通等人的研究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是一部了解中国近世史的一部上乘之作。

易劳逸（Lioyd E.Eastman），著名汉学家。曾师从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1907-1991）研究中国史，现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教授。由于他对中国研究的杰出贡献，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1989年曾授予他“大学资深学者”荣誉。

代表作有《毁灭的种子》《流产的革命》《国民党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蓝衣社》等。

 苑杰，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自2016年至今由文化部派至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工作。迄今已出版《满族穆昆与萨满教》《传统萨满教的复兴》等专著和《穿越时光的萨满》等译著，发表多篇论文。

本书突破以往西方学界强调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从全球史的视角考察了1550至1949年近四个世纪中国社会在经济基础、社会形态和精神信仰层面的巨变，呈现了该领域新的研究成果，是了解16世纪以降中国社会变革的权威著作。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又模塑了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作者运用大量史料，对中国社会复杂且深刻的变迁予以清晰的阐释，探讨了人口变化趋势、阶级结构变化，小农经济、商品贸易和制造业与信仰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

对于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一直以来备受争论的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思考，以及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

此外，作者还描绘了他对于中国人的理解——友善和冷漠、勤劳和懒散、进取和保守、慷慨和自私，这些自相矛盾的国民性，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出的“差序格局”，形成了有效的对话。

前言/12

致谢/18

第1章 人口：增长与迁徙

第2章 中国社会的家庭和个体

第3章 神、鬼和祖先：民间信仰

第4章 农业：概况

第5章 20世纪早期中国农民的贫困化

第6章 帝制时代晚期的商业：贸易工具和贸易地理

第7章 帝制时代晚期的制造业：失败哦的工业革命？

第8章 西方社会影响下的商业和制造业

第9章 现代化早期的新社会阶层

第10章  社会当中的“阴”：秘密社团、土匪及纠纷

结论  常与变

晚明的社会文化背景

社会文化因素对于一个国家能否成功地走上工业化道路具有先决意义。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在晚明时期已经开始发生转型。晚明时期是中国社会全面繁荣的时期，当时的上层人士不仅生活奢侈而且喜欢炫富，下层民众也不同以往地过着闲适生活，当然，贫穷和苦难仍然随处可见。特别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整个社会都氤氲在“浪漫、感性和世俗的氛围”当中。这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急速变迁的时代：教育逐渐普及、识字率普遍提高，富商及其子孙都争相去当官，很多传承数代的士绅家庭都因喜奢靡生活而衰落??这几乎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并转而去经商。

16世纪江南地区的知名学者兼文人归有光 （1507 ― 1571） 就说过，“士与农商常相混”。各社会阶层的混同促生了社会多元主义，其表现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对商人和工匠这两个社会阶层的尊重程度日益提升。早在16世纪早期，明代重臣刘大夏 （1436 ― 1516） 就曾教育子孙说，从商或者务农都是最荣耀的职业，当时及后来的一些学者也经常援引这句话来教育子孙。此后的一位礼部尚书??通常都是持保守主义观点的?还建议国家不应仅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还应举荐能胜任本职工作的农民、商人、屠夫、大夫，甚至包括算命先生。当然，这个建议并未被朝廷采纳，但这位官员能提出如此大胆的建议本身就反映了当时社会价值观的急剧变迁。实际上，在这一时期，能烧制精美瓷器、铜器和漆器的，以及能制作精美扇子的各类技术娴熟的工匠不仅已然获得了与学者相等同的社会地位，而且他们的作品也相应被视为与画作和书法作品具有同等的艺术价值。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变迁，新的儒学学派在明代后期得以诞生。这个学派有时会被蔑称为“狂禅”，而且其某些观点与欧洲工业革命时期某些新教教派的“异教”观点稍显类似，但实际上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狂禅”至少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为当时日益强化的平等主义和追逐利润的价值观进行了辩护。

“狂禅”观点集大成者是“泰州学派”，这一派别是从王阳明 （1472 ― 1529） 哲学中衍生而来的分支，同时也受到禅宗的重要影响。该派反对明代官方正统学说对理学和禅宗进行学究式和高度精英主义阐释，崇尚“心学”，强调人们都是有良知的，只要人们能够回到无善无恶的心的本体状态，就都能够成为儒家所说的圣人。这一教义推而广之就成了那句“满街都是圣人”的俗语。

王阳明并未能在有生之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部社会意义进行充分探索，而是把这项工作留给了他的追随者。其中一些追随者创建了泰州学派，在民众中普及王阳明的观点，并倡导开展了一系列民众运动。泰州学派主要创始人之一王艮 （1483 ― 1541） 早年并未受过太多教育，后来成为盐商并由此发家。王艮强调王阳明认为普通人都有良知的观点，认为一个人只需自然行事就可成为圣贤。他认为，人无须压制欲望，而是应按欲望行事，唯有如此，一个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圣贤。这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哲学，崇尚生活、肯定人性，反对儒家的道德束缚。王艮是个行为古怪的人，他平时按传说中的圣君尧的服制着深衣，戴五常冠，乘据说是孔夫子所乘坐的蒲轮车出行。

不过，他虽举止怪异，但却是一个成功的“传道者”??成功地把自己的观点普及给大众，并成功地打造出类似宗教复兴运动的氛围，黄宗羲就曾用“风行天下” 21 来评价王艮传道的成功。王艮的信徒们也通过该派别遍布各地的组织进行传道，组织集体讨论和吟诵活动。 这一系列运动非常有力，成功地吸引了农民、商人、石匠、陶工、学者及官员等各行各业、各种阶层的人前来参与。

泰州学派提出的自然主义和平等主义主张是对儒家正统观念的挑战，该学派之所以仍旧“有争议地”隶属于儒家范畴，是因为它在总体上仍秉持个体道德升华 （当然，泰州学派所提倡的改善个体道德的方式被认为是“非正统的”） 可以推动社会改良的儒家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