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说一个民族要能自立图存，必须具备自己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乃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民族团结图存的基础。如果缺乏这种文化，其国家必定缺少生命的质素，其民族必然要被淘汰。一个国家形式上的灭亡，不过是最后的结局，必定是由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先告衰亡。
抗战时期的文化西迁可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化诺亚方舟”，承载着中华文明延续和复兴的梦想，不但极大地推动了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保障，更重要的是维系了文化血脉的延绵不绝……
在抗战移民大迁徙中，知识分子个体即便是作为内迁人潮中的一粒尘沙，也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郭川，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先后主持2013年度重庆市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重大委托项目“中外人士抗战大后方历史记忆研究”，2015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抗战文化重大专项委托项目“中国苏联联合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研究”。

第一章 史上最大的“文化诺亚方舟”
新闻业的内迁
出版业的内迁
古籍文物的内迁
高校的内迁
第二章 救火的鹦鹉
“丧家之狗”
露宿
书生的脚步
淑女的肩膀
“应该留在祖国吃苦”
第三章 别妇抛雏断藕丝
漂洋过海的“候鸟”
郭沫若的遗嘱
去住两难
从日本回来了
第四章 提个小箱撵中华
不再宁静的青岛
风雨飘摇的济南
不能让敌人夺走气节
快活得要飞了
舍予就是“无我”
第五章 湘黔滇旅行团
用脚丈量的三千五百里
旅行不是旅游
湘西遇匪
风雨沅陵
地无三尺平的贵州
It's a Iong way to联合大学
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
第六章 不指南方不肯休
偷渡敌占区
屯溪受困
再上征途
染上了疟疾
行李被窃
千里走单骑
第七章 宁做流浪者，不做亡国奴／17g
辞缘缘堂
还我缘缘堂
艺术的逃难
第八章 才丧仲儿又失妻
“侠”女飞天
校长也是家长
气象学家的日记
“魂”兮归来
浙大保姆
第九章 前丁后陈并垂不朽
无车无钱的运书之苦
无处安妥的藏书之地
求神拜佛
节 外生枝
第十章 动物也不当亡国奴
炸弹下长大的大学
让罗家伦折服的另类“长征”
动物的“敦刻尔克”
苏武归来
第十一章 斩不断的文化血脉
抗战文化运动
大后方文学、艺术的发展
大后方新闻、出版业的发展
大后方教育的发展
后记

抗战胜利后，冯友兰
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
念碑碑文》中感慨地说：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
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
，称日南渡。南渡之人，
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
，其例一也；宋人南渡，
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
例三也。‘风景不殊’，晋
人之深悲；‘还我河山’，
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
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
间，收恢复之全功。”
正如冯友兰所言，中
国历史上晋、宋、明三朝
，面对入侵，虽然都进行
了文化迁移，最后还是难
逃亡国的厄运，“南渡”而
未能“北归”。需要说明的
是，以历史的眼光来看，
入侵的“外族”本身就是中
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同时
，在入主中原之前或之后
，都很好地完成了汉化，
因此，中原民族虽然被改
朝换代，但中华文明并没
有由此中断，反而实现了
数次民族大融合。而日本
的侵略，则使中国面临空
前的民族灾难，亡国灭种
的危险更使中华文明处于
被中断、割裂的边缘。抗
战爆发后，中国文化界进
行了第四次“衣冠西渡”，
新闻业、出版业、古籍文
物、科研机构和社团、高
等院校等文化单位都进行
了大规模的内迁。其规模
之大，历时之长，在中国
乃至人类文明史上都是史
无前例的。其中，国民党
中央广播电台、商务印书
馆、故宫博物院、中央研
究院的迁徙都堪称传奇，
而高等院校的弦歌不绝则
更是见惯不惊，可以说战
时中国几乎所有的高校都
加入了内迁的序列。抗战
时期的文化内迁可说是有
史以来最大的“文化诺亚
方舟”，承载着中华文明
延续和复兴的梦想，在战
争的惊涛骇浪之中风雨飘
摇。其不但极大地推动了
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的蓬
勃发展，为抗战的最后胜
利提供了保障，更重要的
是维系了文化血脉的延绵
不绝，也为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美国记者白修德考察
了抗战时期中国的移民潮
以后，不无敬佩地说：“
中国就在移动，这是人类
历史上最大的集体移民之
一。令人诧异的是，中国
任何作家或小说家都没有
把这个场面充分地记录下
来。大批大批衣衫褴褛的
人民，通过公路和山脉向
西移动，这景象是游牧时
代以后绝无仅有的。”值
得注意的是，在抗战时期
的各类移民当中，知识分
子所占的比例相当高，
1938年5月22日，《新华
日报》报道：“据某处非
正式的统计，自东战场逃
来的难民，文化教育者占
百分之五十五，党政及国
营事业者占百分之二十一
，商人占百分之十六，工
人占百分之六，而农民只
占百分之二。”从这一统
计不难看出，单是文化教
育者即占到一半以上，更
不要说在党政及国营事业
者中，还有相当部分应归
属于知识分子群体。即使
在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内
迁的比例亦相当高，据社
会学家孙本文统计，“高
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
西迁，中级知识分子十分
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
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
。这一数据多少让人匪夷
所思，民国知识分子是社
会的精英阶层，处于传统
向现代的过渡时期，新旧
交错、中西杂糅，其思想
观念、政治诉求、学术渊
源本来就具有极大差异，
而“文人相轻”的积习、五
四运动民主自由的洗礼更
使其个性色彩千差万别，
但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
却能放弃党派之争、门户
之见，义无反顾地加入内
迁的行列，这仅仅用忠于
领袖、忠于政府根本解释
不通。刨根问底，根本原
因还在于这个特殊群体有
着共同的文化认同，自觉
地以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为
己任。
在抗战移民大迁徙中
，知识分子个体即便是作
为内迁人潮中的一粒尘沙
，也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
生辉。郭沫若“别妇抛雏
断藕丝”，漂洋过海从日
本冒死归国；老舍也抛妻
弃子，“提个小箱撵中华”
，奔赴抗战大后方，投身
于抗战文化运动；西南联
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的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9天
，行程3500里，由长沙步
行来到昆明，完成了“中
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
；浦江清则千里走单骑，
共经9省，耗时177天，行
程8000里，从上海回到昆
明，续写了文天祥“不指
南方不肯休”的文人气节
；丰子恺带领全家老幼11
人进行“艺术的逃难”，“宁
做流浪者，不做亡国奴”
；竺可桢在带领浙大“文
军西征”的过程中，以半
月之内“才丧仲儿又失妻”
的惨痛尽忠“浙大保姆”的
职守；陈训慈蚂蚁搬家似
的将文澜阁《四库全书》
辗转迁移，以一介书生的
绵薄之力守护着“中国文
化的万里长城”；王酉亭
则带领中央大学畜牧场的
动物大军，进行另类长征
，成就了中大“鸡犬不留”
的内迁神话，向侵略者骄
傲地宣告：“动物也不当
亡国奴！”以上内迁故事
虽不及众多内迁故事之万
一，也难以逐一叙述，但
可以肯定的是，知识分子
的内迁经历无一不可歌可
泣，名垂青史！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
被迫进行了一场现代化战
争，并在相当长一个时期
，在世界上处于孤立无援
的绝境。在现代战争中，
决定战争成败的因素很多
，但对现代化进程刚刚起
步的中国而言，精神的因
素无疑至关重要。1937年
底，日军惨烈轰炸的硝烟
未尽，顾毓琇就豪迈地

丛书力图以学术的视野，故事化的文字，并辅之以生动的图片，全景式呈现抗战大迁徙中那些颠沛流离的生活、悲欢离合的故事、可歌可泣的事迹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给广大读者提供一套兼具思想性和可读性的学术读物。
本书展示了知识分子在文化内迁过程中体现出的社会担当以及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坚守与情怀。

本书的写作纯属无心
插柳，甚至可以说是“因
祸得福”。
由于一直生长在象牙
塔中，虽然从来不敢自认
为是知识分子，却对知识
分子问题倍感兴趣，特别
是仰望民国知识分子的背
影，总觉得可钦、可佩、
可感。依我愚见，抗战时
期的救亡知识分子上承五
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20
世纪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
，下启解放战争时期民主
知识分子、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思想转型知识分
子，在中国知识分子发展
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虽然明知这种概括有失
偏颇，甚至贻笑大方，但
每当面对民国知识分子这
一诱人的“陷阱”时，我还
是会不知不觉或者说是心
甘情愿地掉进去，以至于
我的博士论文选了一个自
虐乃至自戕的题目——《
抗战大后方知识分子心态
研究》。需要指出的是，
所谓“心态研究”其实多少
有附庸风雅之嫌，我的单
纯想法不过是想弄清楚抗
战大后方知识分子的所思
、所想、所为。
陈寅恪提出的“同情式
历史研究法”认为：“所谓
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
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
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
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
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
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
隔阂肤廓之论。”此言大
善，历史研究的宗旨即在
于求真，对于心态研究尤
其如此。心态史本来就近
乎虚无缥缈，知识分子更
是以复杂性著称，在他们
丰富的思想层面之下，往
往有着鲜为人知的内心世
界。在撰写博士论文的同
时，我又承担了2015年度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中外人士抗战大后方历
史记忆研究”，因此，在
进行史料筛选上，我将重
点放在大后方知识分子的
私密性著述上，说得更明
白点，就是主要取材于日
记、信函、口述等。之所
以如此，正如朱光潜在谈
到日记的写作时说：“作
者是在自言自语，为自己
的方便或乐趣而写作，无
心问世。唯其如此，他毫
无拘束，毫无隐瞒避讳，
无须把话说得委婉些，漂
亮些。只须赤裸裸地直说
事实或感想。他只对自己‘
披肝沥胆’（confidential）
，所以他想写的真正是‘亲
切的’（Intimate）。”我
亦认为，这种“赤裸裸”才
正是所谓“赤子之心”。
在大后方知识分子私
人记忆中，主要涉及以下
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治
学；二、交游；三、流亡
；四、轰炸；五、物价。
其中，一、二两项是文人
的本质属性，可以说在任
何时候的文人记忆中都存
在此类记述，而后三项才
是抗战所带来的特定产物
。但即便就是“流亡”“轰炸
”“物价”这三个方面，要在
一篇博士毕业论文中同时
驾驭如此大体量的材料，
至少相较于我的才疏学浅
而言，是一件费力不讨好
，或者干脆说就是力不从
心的事情。面对这一大堆
史料，我虽然觉得“食之
有味”，但亦觉得“弃之可
惜”，治史之人对于史料
的搜集犹如寻宝，未获之
时，魂牵梦绕，偶有获取
，欣喜若狂，一旦割弃，
则痛如十指连心。因此，
看到拾荒般搜集而来的史
料即将束之高阁，我心黯
然，甚至觉得这就是我博
士论文的墓志铭。但隐约
作痛之中，也难忘初心，
更确切地说是于心不甘，
总觉得探索大后方知识分
子的内心世界，是我个人
挥之不去的梦想，为一代
知识精英树碑立传，则是
我辈治史者的责任，即便
仅仅是向先贤致敬亦是我
辈后学的荣耀。
正当我感到山穷水尽
之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总社找我加入“抗战大迁
徙实录丛书”文化卷的写
作，这对我来说真可谓是
柳暗花明。本来抗战大迁
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特别是文化迁徙的研究
成果更是汗牛充栋，由于
不胜枚举以至不用枚举。
我常自问是否有能力去画
蛇添足，是否有必要去狗
尾续貂。
所谓“民国之后，再无
大师”，其立论当否姑且
不置，但在以往学界的著
述中，民国知识分子的思
想之博大精深让人望尘莫
及，即使是他们日常生活
的风花雪月也如不食人间
烟火。总之，民国知识分
子给人的印象多少让人觉
得高不可攀以至于望而却
步。黑格尔说：“历史是
人的作品。”其实，民国
知识分子也是人，而不是
神，只是不是一般的人，
这种不一般，在很大程度
上在于他们更多地承载了
国破家亡的苦难，也更自
觉地担负了救亡图存的责
任。
由于我是研究文学出
身，对于历史研究可说是
半路出家，以前总是天真
地自我安慰，以为“文史
不分家”，但进入师门后
才发现，在学术研究的名
义下，文、史早已变得泾
渭分明，文学研究变得越
来越“浮”，史学研究则变
得越来越“实”。记得王小
波曾说“文学的使命就是
制止整个社会变得无趣”
，我最粗浅的理解就是“
文学就是要有趣”。在当
前学界，不能不引起注意
的是，当文学研究开始逐
渐向史学研究渗透，越来
越注重“实证”的时候，史
学研究却仍然固执地将文
学的“趣味”拒之于门外。
如果说“有趣”是文学研究
的专利，和史学研究风马
牛不相及，这种说法是我
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因
此，本书的写作宗旨在于
不放弃文学的“有趣”，而
这种“有趣”则基于历史的“
真实”。我以为回眸大后
方知识分子的历史，本身
就应

新闻业的内迁
报刊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报刊及报社内迁是抗战时期文化内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新闻机构随国民政府辗转内迁，最终建立起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新闻宣传网络，各种民办报纸也纷纷内迁，为抗战宣传发挥了极大作用。诚如石西民所言：“伟大的抗日战争年代是中国新闻界大团结的时代，是中国新闻事业向祖国的纵深地区大发展的时代。”。
抗战初期，武汉一度成为全国的新闻中心。战前，武汉的新闻事业已有相当规模，主要报纸有《武汉日报》《扫荡报》《华中日报》《正气日报》《武汉时报》等，此外还有一些社会新闻、文化娱乐类的小型报纸，如《今日报》《罗宾汉报》等，中央通讯社也在汉口设有分社。1937年底至1938年初，一批著名的报纸和新闻机构纷纷内迁武汉。如天津《大公报》、上海《申报》分别出版汉口版，从上海迁来的还有《抗战》《世界知识》《中国农村》等刊物，中央通讯社总社也于1937年11月迁武汉，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也一度在汉口进行播音。据统计，从全面抗战爆发至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在武汉出版的报纸有20余种，时事政治和社会综合性杂志有70余种。@
重庆作为战时陪都，继武汉失守后，成为理所当然的全国新闻中心。战前，在重庆出版的报纸仅有《商务日报》《新蜀报》《国民公报》《大江日报》《济川公报》《西南日报》等几家。战时各省市迁来的报纸，单是影响较大的就有南京的《中央日报》《扫荡报》《新民报》《南京晚报》，上海的《时事新报》、《大美晚报》（英文），北平的《世界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武汉的《扫荡报》《新华日报》《自由西报》《壮报》《武汉快报》《武汉晚报》《群众周刊》，等等。抗战期间，迁入重庆的通讯社主要有：中央通讯社、中国新闻摄影通讯社、新生命通讯社、新编新闻社、华侨通讯社、民声新闻社、促进新闻社、励商通讯社、大陆新闻社、中大新闻社等。此外，一些著名的外国通讯社、报刊社也纷纷向重庆派驻新闻机构与记者，如：英国的路透社，美国的合众社、美联社，法国的哈瓦斯社，苏联的塔斯社，德国的海通社，等等；英国的《泰晤士报》，美国的《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法国的《巴黎日报》，苏联的《消息报》，等等。
桂林的报纸在战前仅有1家，战时增至13家。各种文化团体在桂林复刊、创刊和发行的报纸有《新华日报》（航空版）、《救亡日报》、《力报》、《扫荡报》、《桂林晚报》、《自由晚报》等。设在桂林的新闻机构有国际新闻社、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桂林分会、战时新闻社、中央通讯社桂林分社、西南新闻社、民从通讯社、南方通讯社和广西摄影通讯社等10余家。据统计，1938—1945年，先后有100多家报纸在桂林出版发行，是桂林历史上出版报纸最多的一个时期。在云南，战前只有国民党省党部主办的《云南民国日报》和云南省政府主办的《云南日报》。全面抗战爆发后，内地许多大报也纷纷迁来昆明出版，如：南京的《朝报》、天津的《益世报》、国民党中央政府机关报《中央日报》等，王作舟指出：“在抗日高潮的推动下，云南的新闻事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设立。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云南先后出现各种报刊达68种之多，存在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有10家。这是云南新闻事业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在新闻业内迁的过程中，当数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以下简称中广）的内迁最为离奇，中广台长吴道一在《中广四十年》一书中对这一经过叙述得最为详细。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8月14日，日机即开始轰炸南京，由于中广的设备全部有赖进口，为了避免损失，便开始将部分器材运往长沙。11月，上海战局恶化，中广开始疏散部分员工，将不急用之器材带往长沙广播电台，只留少数人员坚守南京。11月8日起，国民政府各机关陆续迁往汉口、重庆，11月20日，中广播出了最后一条重大新闻《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11月23日，中广停止播音，同时将笨重器材（如600马力柴油引擎发电机、数十千瓦直流电动发电机、巨型变压器等）全部破坏，以免资敌，其他重要器材装箱运往武汉。由于轮船载重有限，旅客众多，仍有不少器材遗留在南京江东门。11月27日，吴道一等人刚到武汉，就接到军事委员会秘书厅发来的急电，蒋介石认为首都中枢虽已撤离，但仍应设立南京电台以资对外宣传。吴道一临危委派工程师叶桂馨为南京广播电台台长，重返南京筹备一切。其理由甚为悲壮：“因叶原籍南京，人地熟悉，万一遇到紧急，可往乡间亲友处暂避。”显然，此时重返南京筹设电台，无异于重入虎口，但传音科长范本中及陈驭六、钱瑶章、张伯勤四人临危不惧，自愿冒险先行。11月29日晚，范本中等四人坐商轮东下，临行约定，四人可相机行事，如无法建立电台，则将江东门剩余的器材，再行拆卸装船，吴道一当由汉口派轮迎接。12月1日晚，范本中一行抵达下关，同日，日本下达了进攻南京的作战命令，南京保卫战正式开始。此时南京城内已是兵荒马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