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取得完全胜利的一次反侵略战争。受这场战争的影响，中国原有的工业化进程和格局被打破。特别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及大量工矿企业西迁至大后方，改变了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布局。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工矿企业，兵器工业在抗战时期发挥了极为特殊的作用，而兵器工业的生产厂区主要集中在重庆，这也为后来重庆留下丰厚的兵工遗产奠定了基础。
2013年，重庆抗战兵器工业遗址群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抗战兵器工业遗址作为文化符号与记忆，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定与保护，其力度前所未有。这对于进一步认识、研究、保护和利用兵器工业遗址，无疑有着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尽管在各种不同场合中，人们习惯将重庆抗战兵器工业遗址归入抗战遗址名录，但这丝毫不影响其作为工业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性质。工业遗产保护是对人类工业技术文明史的再认识，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兵器工业遗址是工业遗产的特定范畴。抗战时期的兵器工业是国家主导下的战略工业，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相对广泛地采用了大机器生产，且各兵工厂的生产规模较大，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因此，重庆抗战兵器工业遗址群研究实际上是以兵工为视角对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特殊环境下中国工业文明进程的梳理，并对由此产生的遗址及其文化意义作的一次系统分析。这是目前工业遗产研究从未有过的尝试。
第一节 学术综述
抗战兵器工业遗址研究在文博界是一个很少探讨的领域，对于史学界而言也是一项还有待关注的新课题。不过，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纵向作深度梳理，有关兵工生产、运输、技术改造以及武器在战场上的使用，学术界已有所涉及。
一、作为文物范畴的研究
遗址是不可移动文物，是文物工作者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对象。目前，有关兵器工业遗址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是以考古发掘为主要内容的古兵工遗址；二是以保护与利用为主题的近现代兵工遗址。
古遗址的研究往往是结合考古发掘进行的，一些研究者比较关注考古发掘的兵器，故产生了若干成果。中国社科院的刘驰曾撰专文《十六国的甲仗制造业》，分析了文献中对甲仗制造与使用的记载，同时又结合考古，对陕西西安雁塔区、辽宁北票喇嘛洞、辽宁朝阳七道乡三合成村、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公社袁台子大队、辽宁十二台乡砖厂88M1、陕西咸阳平陵、陕西咸阳文林路南头道塬、陕西城固五郎乡、山东牟平昆仑山林场等发现地点的兵器作了介绍。1类似于此文谈古代兵器的文章还有很多，如《二里头遗址出土兵器初探》《济南大辛庄遗址发现商代青铜兵器》《吴城商代遗址新发现的青铜兵器》等。综观上述研究成果，多对兵工遗址有所涉及，但是更多的是分析兵器本身的样态或历史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遗址多是兵器发掘出土的地点，很少是兵器制造的地点。
近代中国的兵器工业发展是在西方列强入侵与西方科学技术引进的背景下开展的，其时间距离今天较近，有些企业与今天的企业有很明显的沿革关系。有关近代兵器工业遗址的研究多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相结合。王彦辉、刘强的《金陵机器制造局旧址内近现代工业建筑遗存及其修缮再利用》在对金陵机器制造局旧址内不同历史时期工业建筑遗存的特征及其价值进行分析基础上，探讨了对其修缮再利用实践的相关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除了金陵机器制造局外，人们对江南造船厂的关注也较多。江南造船厂旧址的研究与上海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和世博会的召开紧密相关。2008年，刘庆柱、吕章申、王川平、郑欣淼等人联名提出了《关于江南造船厂作为重要工业遗产加强整体保护的提案》，对江南造船厂旧址的历史价值和保护、利用方式作了整体性说明。除了专文论述外，一些有关工业遗产保护的著作也有涉及对兵器工业遗址的探讨，如《锈迹：寻访中国工业遗产》一书中就对大沽造船厂、汉阳铁厂、金陵机器局、马尾造船厂等近代兵工遗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再如《南京工业遗产》在开篇便专设一章就军工机械工业作了探讨。类似的这些研究随着工业遗产研究的深入还在不断涌现，学者们把兵工遗址作为整个工业遗址的重要内容，提升了人们对兵工遗址的总体认识。
二、作为史学范畴的研究
史学范畴的兵工研究，包含一般历史学意义的研究，也包括军事史、科技史、企业史意义的研究，还包括兵工史料的整理。这是几种不同的路径，第一种更注重与相关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分析问题，最终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解释历史；第二种更注重与具体的军事事件、军事组织及其运作等结合起来分析问题，最终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探讨军事技术及管理问题（在实际研究中，以上两种路径有时候也会结合起来）；第三种主要是开展资料的收集、编排与整理，是研究的基础工作。
（一）一般史学意义的研究
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一些学者关注抗战时期的兵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一是陆大钺等编著的《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二是戚厚杰等人的论文《抗日战争时期兵器工业的内迁》。《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是以重庆市档案馆的研究人员为主要研究力量，通过充分挖掘档案史料，对抗战时期重庆兵器工业发展的历史背景、基本过程、生产组织与管理、生产技术等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探讨，同时还分析了抗战时期重庆兵器工业的历史地位、贡献及其影响。《抗日战争时期兵器工业的内迁》是专门讨论抗战时期兵器工业内迁的文章，之后，戚厚杰又对该文作了修改，形成《抗战时期兵器工业的内迁及在西南地区的发展》。该文叙述了战前的兵工企业、兵工西迁地点的选择，并以此为基础，重点探讨了抗战时期兵工西迁的过程及其意义。
除了对重庆及西南地区兵器工业作探讨外，也有不少学者对沿海城市的兵器工业展开研究。涂小元的《浅析清末天津近代兵器工业及其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一文，重点探讨了天津机器局、北洋水师大沽坞的兴建与发展，及其对天津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中国矿业大学的刘薇在其研究中回顾了广东近代兵器工业的发展历程，指出由广东制造局、广东制造枪弹厂合并而成的广东制造军械厂是晚清广东第一批仿造西方先进军火的兵工企业，奠定了广东兵器制造业的基础。
以兵工史本身来切入，并深入讨论其历史影响，这是一个比较常规的思路，但作为历史学的兵工史研究显然是多维度的。2010年罗永明就将国际关系、外交政治以及兵工技术发展等视角结合起来，就德国对南京国民政府兵工事业发展的影响作了深入探讨。这种影响从兵工的具体形态来看，包括枪炮、火药、军用化学材料和光学仪器、航空等；从行政层面上看，包括南京中央政府所辖兵工厂以及广东、湖北、湖南、山西、东三省等地方兵工厂都受德国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罗永明的研究成果尽管涉及比较多的兵工技术问题，但就其研究的历史价值来看，揭示德国对南京国民政府兵工发展的具体影响，显然更能凸显学术意义。
（二）军事史、企业史和科技史意义的研究
首先是军事史方面的研究，更注重厘清兵工业的发展历程，进而揭示兵工业在军队建设与军事斗争中的重要作用。1987年，台湾地区学者王国强著述了《中国兵工制造业发展史》，从清洋务运动时期兵工企业的发端谈起，探讨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兵工发展历史，尤其重点关注了抗战时期兵工事业的发展。在大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一批兵工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不少学者也从通史的角度探讨兵工业的基本状况。国防工业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了《清末至民国的兵器工业》。后来，曾祥颖在参与兵工档案整理课题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近代兵工史》，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
2003年，兵器工业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兵工企业史》，与《中国近代兵工史》相比两本著作有交叉，但《中国兵工企业史》更有企业史的味道，可以视作一种补充。事实上，作为企业史来讲，最丰富的成果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军工企业历史资料得到逐步整理，并汇编成史书。如1983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导编写的《江南造船厂厂史（1865—1949.5）》，对江南造船厂的近代发展史作了比较详细的梳理。有的军工企业党务部门特别重视档案管理，并以自己为主，修成了较为完整的厂史，如《重庆特钢志（1934—1985）》《国营第451厂厂史》《长寿化工总厂志（1939—1988）》等等。
近些年来，有的学者更加注重从科技史的角度来研究兵工业的发展。如曹敏华的《抗日根据地兵工技术人才的汇集与兵工技术的进步》，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兵工人才建设作了研究，同时还就化学工业、生铁冶炼、机械制造、枪炮改进及弹药生产中的技术问题作了探讨。曹敏华的另一篇文章《论抗日根据地兵器工业的建立与兵工企业之运作》则对抗日根据地兵工企业的产生、运行特点、生产体制、管理方法等作了分析。
（三）相关史料的汇编与整理
有关兵器工业的资料收集、汇编与整理工作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产生了不少成果。首先是在中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组织相关专家编纂中国军事工业历史资料丛书的计划下，原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兵工史征集委员会同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组成了《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此后，编委会比较系统地清理了从晚清洋务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百年的兵工历史档案，最后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该档案史料的编纂和出版，具有开创性，大大推进了兵器工业史的研究。几乎同一时期，重庆市档案馆与四川省冶金厅于1984年至1988年组织专业人才30多人，查阅档案资料两万余卷，编纂了《抗战后方冶金工业史料》。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兵工署第二十八工厂的档案材料有不少收录其中，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20世纪80年代，有关新四军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以此为动力，新四军兵工史料的收集工作也得到推动。1987年至1988年，新四军军工史料征集委员会、江苏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江苏省冶金工业厅、浙江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上海市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以及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军工分会等编印了《新四军军事工业史资料（第三师）》《新四军冶金军工史》《新四军军史工业史资料（浙东游击纵队）》《新四军军工史料》等。这一时期，除了新四军兵工史料得到整理外，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根据地的兵工发展状况也受到关注。薛幸福主编的《陕甘宁边区》尤具代表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篇幅涉及陕甘宁边区的兵工生产。稍晚一些，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委会编纂了《军事工业·根据地兵器》，就根据地的兵器工业发展作了专门论述。以上资料的整理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版，较好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中兵器工业的基本状况，是对以往兵器工业发展史书写的一个必要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