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咖啡馆遇见王尔德》由默林·霍兰德著。穿越时空，在巴黎街角的咖啡馆里，坐下来，跟王尔德喝一杯吧！这位维多利亚时期衣着最时髦的作家，文学成就举世赞叹，命运多舛让世人同情。这位旷世奇才的魅力是无尽的，你不能不被他的机智幽默感染，同时被他那致命的弱点感化。他的名字一次又一次出现在理想盛宴来宾的名单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是历史上风毛轔角的伟大魔术师。

《在咖啡馆遇见王尔德》由默林·霍兰德著。

《在咖啡馆遇见王尔德》内容简介：王尔德的一生，犹如一团火焰：热情地孕育，绚丽地绽放，几近震耳欲聋般地奔向高潮，最终一切归于平静。

王尔德生前费尽心思塑造出的花花公子、机智才子、谈笑风生的形象，颇有几分一流滑稽演员的味道。他妙语连珠风趣幽默。讲个“牙医”王尔德的故事：一天，王尔德去拜访好友薛瑞德，薛瑞德的女仆告诉他主人牙疼得厉害，吩咐谢绝一切来访。不过王尔德执意闯了进去，看到薛瑞德正躺在一间昏暗的卧室里呻吟，他用幽默的话语逗薛瑞德开心，没过多会儿，薛瑞德的牙竟然不疼了，而且再没有复发……

序言

导读

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生平简介

现在，谈话正式开始……

初识王尔德先生

希腊文化的信徒

美学教授

美国之行

声望之巅

撼动中产阶级

与豹共餐

致命的友谊

诽谤案审判

身败名裂

监狱中的艺术家

一种自由

最后一幕

身后之事

REFILL？

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

生平简介

奥斯卡．王尔德的一生犹如一团焰火：热情地孕育，绚丽地绽放．几近震耳欲聋般地奔向高潮，最终——一切归于平静。在童话故事《神奇的火箭》中，他以一种奇异的方式预言了这一切，不知哪一束飞溅的火花点燃了它，升上天空，爆炸并降落到地面，熄灭之时仍在嘶吼，“我知道我要大出风头的”。

1854年1O月16日，王尔德出生于都柏林（爱尔兰首都）魏斯兰街21号．全名奥斯卡·芬葛·欧佛雷泰·威尔斯·王尔德。他对这串冗长拗口的名字的态度可谓一波三折，中学时期甚为尴尬，大学时引以为傲，之后又变得不屑一顾。他曾说：“人一出名，就得抛弃些东西，这就好比一个驾驶热气球的人，要升得更高，就得丢弃多余的沙袋。除了两个名字之外，其余的已经被抛了出去。我很快将扔掉另外一个，这样我的名字就简化成了‘王尔德’或·奥斯卡’。”一个多世纪后．与出自他口中的其他诸多言论一样，这个表面上令人难以置信的观点已被证实是惊人的正确。

王尔德是威廉和简·法兰西丝卡（或者叫斯潘兰扎，她很喜欢这个时尚而富有诗意的名字）的次子，从小在一个条件优越的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父母在各自的事业上都颇有成就。奥斯卡出生后不久，一家人就搬到了梅瑞翁广场的一处乔治亚风格的豪宅。父亲威廉·王尔德在那里继续行医，他是当时最著名的耳科和眼科医生之一，也是维多利亚时代一位名副其实的博学之士，他不仅医术精湛，还是爱尔兰民俗、自然史、民族学和地志等方面公认的权威，著有《主持牧师斯威夫特》，而且还因为在1841年开始的爱尔兰人口普查中的贡献，于1864年被册封为爵士。王尔德的母亲是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曾在爱尔兰大饥荒时期为《民族报》写了许多极具煽动性的诗篇并且险遭逮捕。她是位天才的语言学家（擅长翻译法语和德语文学），分享着丈夫对爱尔兰的一切热爱，还主持了都柏林最活跃的一个文学沙龙。这些就是奥斯卡．王尔德所受的家庭熏陶。这个孩子从小就生活在语言世界里。  在爱尔兰的早期生活中，王尔德经历了两场重大变故——一桩丑闻和一个悲剧：1864年，他的父母卷入了一场因威廉爵士先前的一位患者而引起的轰动一时的性侵害案；1867年，妹妹艾索拉——奥斯卡的亲密伙伴，死于发热。但令人甚感欣慰的是，他在中学和大学时代囊括了校方设立的大部分最高奖项和奖学金。与所有前卫学生一样，王尔德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和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求学期间一直热衷吸纳新思想。他的牛津生涯成就非凡，在学位考试中获得了最高等级，之后他来到伦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去“点燃整个世界”。在牛津求学时，王尔德与约翰·罗斯金和沃尔特’佩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还狂热地迷恋上了艺术和诗歌界新兴的且饱受争议的“唯美主义运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引入注意的方法，虽然他那时几乎还没发表过什么作品，除了几首诗和一篇关于格罗夫纳画廊的评论。但这种做法的确是持续张扬自我的活动。到伦敦后不久，他在1880年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剧作《薇拉》——以俄国虚无主义为主题的情节剧，遗憾的是由于部分政治原因没能搬上舞台。第二年．他出版了一本诗集，印数不大，仅为750册，为了夸大成就，还刻意分为三版。尽管书是卖完了，却引来了众多批评的声音，牛津大学图书馆起初收藏了一册，后来又以没有价值为由退了回来．这令奥斯卡的自尊心大受打击。

1881年末，奥斯卡以一位“唯美主义者”的身份应邀前往美国旅行演说，帮助美国公众理解吉尔伯特和苏利文创作的讽刺轻歌剧《佩心丝》。他是个丝毫没有沾染纨绔习气的花花公子——正如唯美主义者们给人留下的普遍印象那样——他能在260天里马不停蹄地发表140场演说，也可以把旧金山波希米亚俱乐部的会员们灌得酩酊大醉，和科罗拉多州莱德维尔镇的矿工们开怀畅饮，比赛喝威士忌。王尔德的美国之行历时一年，可谓毁誉参半，返回时赚到的钱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0万镑（19万美元）。

然而，此时文学桂冠仍与他无缘。从美国回来后的四年里，迫于生计，他当起了书评撰稿人，偶尔也写戏剧评论并作些关于室内装饰和服饰的演说。在此期间．他在1884年与康斯坦丝·劳埃德结婚，不久，两个儿子西里尔和维维安分别在1885年和1886年出生。

1887年春。卡塞尔公司邀请奥斯卡加盟，帮助他们挽救惨淡经营的月刊——《淑女世界》。他接受了这项挑战并坚持将其更名为“妇女世界”，给出的理由是：“在我看来，目前它太过娇柔，女性韵味不足……我们不应仅仅涉足妇女的穿着，还要关注她们的想法和感受。”这种做法迎合了目益盛行的女权主义新妇女运动，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力，但并非完全正确。有些传记作者将他就职《妇女世界》这一时期看做是他文坛生涯中的一个有趣却并不重要的间歇期。但其实际意义远甚于此：它为王尔德成为先锋作家确立了方向，缓解了家庭生活开销的巨大压力，最重要的是为他提供了一段纯文学创作期。《妇女世界》的工作开启了他人生中的一段伟大的创造期，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奥斯卡·王尔德在社会自觉上珍贵的一面。P17－21

奥斯卡·王尔德拥有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声望。他是剧作家、小说家、评论家和诗人，也是一位同性恋殉道者。在英国法律的严酷摧残下，这朵艺术之树上的奇葩过早地凋零了，还给数代人深深地留下了一个品行不端的印象，但他最终获得了应有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对其生前苦难的一种补偿。

除了文学成就举世赞叹，命运多舛让人同情之外，奥斯卡·王尔德的影响给世人的启示远甚于此。其大名一次又一次处在理想盛宴的来宾名单之上．无论过去，抑或现在。他的魅力是持续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上凤毛麟角的伟大魔术师。还有比他的《书信集》（尽管写于狱中的《深渊书简）带有浓重的忧郁色彩）更引人人胜的英文书籍吗？虽然，我们没有他传说中美妙的演讲的实际记录，但同时代人记录的他的大量谈话片断仍是令人喜形于色，甚至开怀大笑。

王尔德不是一位自私的演说家。他在真正倾听和回答，他毫不吝惜自己的笑声，也同样善于用它来感染听众（为了消除别人的戒心，他宁愿自己成为笑料）。他最拿手的引人发笑的技巧是反演，将陈词滥调推陈出新．编织荒诞不经的白日梦，常常让听众忍俊不禁。他的妙语连珠使人精神振奋，我们完全有可能相信他的早期传记作家和朋友罗伯特·薛瑞德笔下的一件逸事：一天，王尔德去拜访薛瑞德．薛瑞德的女仆脸色苍白地在门口迎接了他，告诉他主人牙疼得厉害．吩咐谢绝一切来访。但王尔德执意闯了进去，看到薛瑞德正躺在一间昏暗的卧室里呻吟，由于他风趣而滑稽的话语，薛瑞德的牙竟然渐渐不疼了，而且再没有复发。

王尔德的个性无疑带有强烈的表演性，虽然它是慷慨的，但他自己并非没有代价。据说，一天夜里，他从一场聚会出来后发现忘了戴帽子，于是便回去取，旅馆老板吃惊地发现他一下子蔫了．竟然连句连贯的话都说不出来，就在几分钟前，那个人还兴致勃勃地高谈阔论，将才华和儒雅展现得淋漓尽致。牢狱之灾使他的幽默感褪色，但长久以来身体的痛苦和生活的窘迫未曾消磨他的智慧，如果有区别的话，那就是重获自由后的他甚至比以前更爱幻想且挥霍无度。他临终前卧床不起时面对墙纸的感慨（“我们之间总有一个要先消失”）几近妇孺皆知；弥留之际对最忠实的朋友罗伯特·罗斯讲的另一番惊人之语——那几乎算是临终遗言——则完美地彰显了他骨子里极端顽皮的天性：“亲爱的罗比，当末日审判的号角吹响时，我们都躺在了斑岩的坟墓中，我会转身悄悄地对你耳语：‘罗比，亲爱的罗比，让我们装作没有听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