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有关于梦想起源的回忆都来自于那栋红色的八角楼和向外对开的木门，木门里坐着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一中以严为本，这个精神落实到各个老师头上，风向就变了，也许是老师的理解能力有限，也可能是上头精神有误，总之自上而下的暴力教育充斥着学园。那个年代的风尚可能就是以暴制暴，顽劣的孩子就得用坚硬的棍子去让他们屈服，父母如是，老师也如是。
班主任不喜欢我的原因主要还是我的随笔。随笔是那时候的周末任务，每个同学都得写。多数同学的随笔在当时的我看来就是没有思想的。我所理解的“思想”极主观，在我看来写打扫卫生是没有思想的；写小猫小狗也是没有思想的；写扶老人过马路一样是没有思想的；更有甚者居然还在随笔里拍老师的马屁，这都不止没有思想，简直是没有底线。
我自诩自己是有思想的，因为我在那个不了解爱情的年纪里写爱情，我在那个充满校园暴力的环境里写和平。虽然文笔青涩，但是立意深远，不过最终的结果是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撕了我的作文本，罚我抄了两遍当天的《人民日报》。他一度怀疑我肯定是跟班上某个女生在偷偷搞情况，甚至专门委派了几个小尾巴跟踪我。当时我有一个笔友，是湖北的高中女生，班主任就开始明目张胆拆我们之间的信件，然后叫来我的父亲，升了堂。
他桌上放着我和那湖北姑娘的来往证据，说：“小小年纪就谈恋爱，还是异地恋。”
“她是我姐姐。”天地良心，我确实当她是我的知心大姐姐。
“你看看，还是姐弟恋。”
回到家，我爸例行公事和我妈混合双打了我一顿，然后教育我说少不更事，现在学业为重，早恋只会乱你心志，让你厌恶学习，将来考不上大学，你能干什么去？我说可以当作家，我爸气急败坏地说天天坐在家里有什么出息。那一刹那，我觉得我站在了一条狭长且昏暗的长廊里，廊子里都是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孩子，两侧是一些有奇怪图案的木门，家长和老师们正拿着鞭子赶，边赶边说，孩子们一直向前吧，前方有光，是希望。边说，他们还会顺手关上一些虚掩着的门，矫枉一些对门外的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
当然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已经没有了当年的迫切，梦想这东西早晚会被残酷的现实冲淡，能坚持多久就看它最开始的时候有多浓罢了。
葫芦工作室的几个写手都碎落在北京城各个角落，条件最好的是老四，住在城北，光房租就得小三千，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生活品质。什么地长什么瓜，人可以穷，可千万别穷出习惯来，否则就别想富了。物质没进步，思想就得先进步起来，先进步的带动后进步的，最终实现共同进步。他还说省是省不出富翁的，花钱才是赚钱的前提。这些年他尽瞎花钱，倒也没见他赚到什么钱，不过有一说一，老四一直都是我们四个人里产量最高的。
最惨的是老二，快住到十三陵去了，没事就跑皇陵边转悠普及知识。有段时间宫廷戏特流行，老二靠写剧本赚了点钱。不是没劝过他搬家，他说跟这些皇帝贵妃住出感情了，说不定哪天盗墓或者灵异题材热了，这里的气氛还能派上用场。
老五是北京孩子，大学刚毕业。上学那会儿写过一年的网络小说，没啥别的爱好就是爱鼓捣文字，写的都是校园题材，只是功力有待提高。不过他有“先天”的优势，不像其他人，他不用为生计犯愁，说白了人就是来玩的。和很多有钱人的家庭一样，子女喜欢唱歌就花钱让他当个歌手，老五先天条件不足，大舌头，就当个写手。
至于我，住南城夏家胡同，在北京有不少这样的胡同，一条胡同一个姓，夏家胡同都姓夏，旁边的于家胡同都姓于。当然现在胡同里的老北京氏族迁徙出去不少，剩下极少的原住居民，其他多是些外来人。胡同里多是20世纪90年代的板子楼，一地震全倒，一倒人全死的那种。从这为中心辐射出去，是个不大的小商圈，饭店、超市、小型的夜总会，附近还有一所经贸大学。一到周六学生们就从校园里蜂拥出来，有条件的就去三里屯，没条件的就近消费。有女朋友的就去夜时尚KTV唱歌，或者去酒店约会，单身的就去网吧里包夜打刀塔。
我对门住了个摇滚青年，小伙子没事爱来我这串门，蹭烟抽。摇滚青年叫刘芒，我说这倒霉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刘芒说这名字听着多霸气啊，玩摇滚的就得特立独行一些。小刘是90后，有着90后特有的羁傲与浮躁，赚钱不过夜，基本都花女人身上了。但他觉得这是对生活的一种宣泄，玩摇滚的都这德性，这叫呐喊青春。
我说：“人还吸毒呢，你怎么不吸？”
“这不是没钱嘛，我只能从最基层的泡妞做起，慢慢颓废出高度啊。”
他点了支我的烟接着说：“大哥你是真不知道，就这点嫖资还是我放下摇滚的尊严给人唱民谣赚来的，现在的人好静，爱听抒情的，嫌咱摇滚过度热情。”
“你对摇滚的热情到什么程度？”
“誓死捍卫！”小刘拍着胸脯说。P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