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赵树理小说选”的一本，收录了赵树理1958年至1963年间创作的8篇中短篇小说，包括《“锻炼锻炼”》《老定额》《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杨老太爷》《张来兴》《互作鉴定》《卖烟叶》。

赵树理，山西沁水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学校。一九三七年参加抗日工作。历任高小及初中教师，山西阳城县新编八区区长，《黄河日报》路东版编辑，《中国人报》、新华书店、《新大众报》编辑。一九四九年后历任《工人报》记者，全国文字工作者协会常委、创作部负责人，《说说唱唱》编辑、副主编，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创作部长。全国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中共第八届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一九三三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九五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盘龙峪》《三里湾》《李家庄的变迁》，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福贵》《“锻炼锻炼”》《邪不压正》《传家宝》《卖烟叶》，鼓词《庞如林》《石不烂赶车》，文学剧本《万象楼》《打倒汉奸》，报告文学《孟祥英翻身》，以及《赵树理文集》（四卷）等。

1958年
“锻炼锻炼”
1959年
老定额
1960年
套不住的手
1961年
实干家潘永福
1962年
杨老太爷
张来兴
互作鉴定
1963年
卖烟叶

本书中所收录的小说《“锻炼锻炼”》描写了农村工作复杂性及农民消极怠工的现状；《老定额》表达了作家反对不靠政治教育而专靠过细的定额来刺激生产的思想；《卖烟叶》描写一个投机青年的卑污行为，教育犯错误的青年迷途知返，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些作品以农村为背景，塑造了农村中的各式人物形象，反映了农村干部和青年的思想状况和生活现状，展现出“山药蛋派”文学的艺术特色，成为一个时代的影像。

“锻炼锻炼”
“争先”农业社，地多劳力少，动员女劳力，做得不够好：有些妇女们，光想讨点巧，只要没便宜，请也请不到——有说小腿疼，床也下不了，要留儿媳妇，给她送屎尿；有说四百二，她还吃不饱，男人上了地，她却吃面条。她们一上地，定是工分巧，做完便宜活，老病就犯了；割麦请不动，拾麦起得早，敢偷又敢抢，脸面全不要；开会常不到，也不上民校，提起正经事，啥也不知道，谁给提意见，马上跟谁闹，没理占三分，吵得天塌了。这些老毛病，赶紧得改造，快请识字人，念念大字报！
——杨小四写
这是一九五七年秋末“争先农业社”整风时候出的一张大字报。在一个吃午饭的时间，大家正端着碗到社办公室门外的墙上看大字报，杨小四就趁这个热闹时候把自己写的这张快板大字报贴出来，引得大家丢下别的不看，先抢着来看他这一张，看着看着就轰隆轰隆笑起来。倒不因为杨小四是副主任，也不是因为他编得顺溜写得整齐才引得大家这样注意，最引人注意的是他批评的两个主要对象是“争先社”的两个有名人物——一个外号叫“小腿疼”，那一个外号叫“吃不饱”。
小腿疼是五十来岁一个老太婆，家里有一个儿子一个儿媳还有个小孙孙。本来她瞧着孙孙做做饭，媳妇是可以上地的，可是她不，她一定要让媳妇照住她当日伺候婆婆那个样子伺候她——给她打洗脸水、送尿盆、扫地、抹灰尘、做饭、端饭……不过要是地里有点便宜活的话也不放过机会。例如夏天拾麦子，在麦子没有割完的时候她可去，一到割完了她就不去了。按她的说法是“拾东西全凭偷，光凭拾能有多大出息”。后来社里发现了这个秘密，又规定拾的麦子归社，按斤给她记工她就不干了。又如摘棉花，在棉桃盛开每天摘的能超过定额一倍的时候她也能出动好几天，不用说刚能做到定额她不去，就是只超过定额三分她也不去。她的小腿上，在年轻时候生过臁疮，不过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治好了。在生疮的时候，她的丈夫伺候她；在治好之后，为了容易使唤丈夫，她说她留下了个腿疼根。“疼”是只有自己才能感觉到的。她说“疼”别人也无法证明真假，不过她这“疼”疼得有点特别：高兴时候不疼，不高兴了就疼；逛会、看戏、游门、串户时候不疼，一做活儿就疼；她的丈夫死后儿子还小的时候有好几年没有疼，一给孩子娶过媳妇就又疼起来；入社以后是活儿能大量超过定额时候不疼，超不过定额或者超过的少了就又要疼。乡里的医务站办得虽说还不错，可是对这种腿疼还是没有办法的。
吃不饱原名李宝珠，比“小腿疼”年轻得多——才三十来岁，论人才在“争先社”是数一数二的。可惜她这个优越条件，变成了她自己一个很大的包袱。她的丈夫叫张信，和她也算是自由结婚。张信这个人，生得也聪明伶俐，只是没有志气，在恋爱期间李宝珠跟他提出的条件，明明白白就说是结婚以后不上地劳动，这条件在解放后的农村是没有人能答应的，可是他答应了。在李宝珠看来，她这位丈夫也不能算最满意的人，只能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为不是个干部——所以只把他作为个“过渡时期”的丈夫，等什么时候找下了最理想的人再和他离婚。在结婚以后，李宝珠有一个时期还在给她写大字服这位副主任杨小四身上打过主意，后来打听着她自己耶个“吃不饱”的外号原来就是杨小四给她起的，这才打消了这个念头。她既然只把张信当成她“过渡时期”的丈夫，自然就不能完全按“自己人”来对待他，因此她安排了一套对待张信的“政策”。她这套政策：第一是要掌握 经济全权，在社里张信名下的账要朝她算，家里一切开支 要由她安排，张信有什么额外收入全部缴她，到花钱时候再由她批准、支付。第二是除做饭和针线活以外的一切劳动——包括担水、和煤、上碾、上磨、扫地、送灰渣一切 杂事在内——都要由张信负担。第三是吃饭穿衣的标准要 由她规定——在吃饭方面她自己是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对张信是她做什么张信吃什么；同样，在穿衣方面，她自己是想穿什么买什么，对张信自然又是她买什么张信穿什么。她这一套政策是她暗自规定暗i!I执行的，全面执行之后，张信完全变成了她的长工。自从实行粮食统购以来，她是时常喊叫吃不饱的。她的吃法是张信上了地她先 把面条煮得吃了，再把汤里下几颗米熬两碗糊糊粥让张信 回来吃，另外还做些火烧干饼锁在箱里，张信不在的时候 几时想吃几时吃。队里动员她参加劳动时候，她却说“粮 食不够吃，每顿只能等张信吃完了刮个空锅，实在劳动不了”。时常做假的人，没有不露马脚的。张信常发现床铺 上有干饼星星（碎屑），也不断见着糊糊粥里有一两根没有捞尽的面条，只是因为一提就得生气，一生气她就先提“离婚”，所以不敢提，就那样睁只眼合只眼吃点亏忍忍一忍。有一次张信端着碗在门外和大家一齐吃饭，第三队（他所属的队）的队长张太和发现他碗里有一根面条。这位队长是个比较爱说调皮话的青年。他问张信说：“吃不饱大嫂在哪里学会这单做一根面条的本事哩？”从这以后，每逢张信端着糊糊粥到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