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最伟大的代表，在对全世界文学有着深远影响的俄国文学中，他的创作时间最长，作品数量最多，影响最深远，地位也最高。《复活(插图本珍藏版)》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贵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做了无情的批判，暴露了俄国国家机器反人民的本质，揭露了俄国官办教会的欺骗性，否定了整个俄国的反动统治，这也是《复活》的基本思想。它以深刻的描写震撼着人们的心灵，空前的成就使它登上了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并成为不朽的世界名著。

《复活(插图本珍藏版)》是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后期的一部作品。它对俄国社会的揭露和批判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并以主要的篇幅揭露法庭、监狱和政府机关的黑暗以及官吏的昏庸残暴和法律的反动。列宁在评价托尔斯泰时说得很中肯：托尔斯泰“在晚期的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达到“撕下了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是“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作品”的“天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他是狂热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等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

《复活(插图本珍藏版)》是“世界文学文库”系列之一。

译序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那么说，您不承认犯有盗窃商人斯梅里科夫的钱和钻石戒指的罪行，”庭长说。“可是承认给他酒里放了药粉？”

“承认是承认，不过我以为那是安眠的药粉。我放药粉，只是想让他睡觉——没想过让他死，也没想到他会死。”

“很好，”庭长说，显然对取得的结果感到满意。“那就说说事情的经过吧，”他说完，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两手放在桌子上。“请把事情的全部经过说一说吧。您要是老实招认，可以得到宽大处理。”

玛丝洛娃依然那样直勾勾地瞧着庭长，沉默不语。

“说说事情的经过。”

“事情的经过？”玛丝洛娃突然很快地说。“我来到旅馆，有人把我领到他的房间，他醉得特别厉害。”她说到他这个词时，脸上露出异常恐惧的神情，眼睛睁得老大。“我想走，他不放。”

她不做声了，好像一下断了思路，又好像想起了别的什么。

“那后来呢？”

“后来呀！后来我待了一会儿，就回家了。”

这时，副检察官一只胳膊肘不自然地支撑着半欠起身子。

“您要提问吗？”庭长说，得到副检察官肯定的答复，向他做了个手势，表示把审问的权利让给他。

“我想提一个问题：被告和西蒙·卡尔津金以前是不是认识？”副检察官说，眼睛并不看玛丝洛娃。

他提过问题，就闭紧嘴唇，皱起眉头。

庭长重复了一遍问题。玛丝洛娃惊惶地瞧着副检察官。

“西蒙？认识。”玛丝洛娃说。

“我现在想知道，被告和卡尔津金的交情怎么样？他们是不是经常见面？”

“交情怎么样？他常找我去陪客人，算不上什么交情。”玛丝洛娃回答，惴惴不安地把目光从副检察官的脸上转向庭长，然后又转了回去。

“我想知道，为什么卡尔津金单找玛丝洛娃而不找别的姑娘陪客人。”副检察官眯缝起两眼，面带轻狂而刻薄的笑容说。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玛丝洛娃回答，惊惶地看了一眼四周，目光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停留了片刻。“他想找谁就找谁呗。”

“难道她认出来啦？”聂赫留朵夫心惊胆战地想，感觉血直往脸上涌；可是玛丝洛娃并没有发现他与别人有什么不同，马上把目光移开，又带着惊惶的神情瞧着副检察官。

“这么说，被告否认她和卡尔津金有什么亲密关系啦？很好。我没话要问了。”

副检察官立即把胳膊肘从写字桌上拿开，开始记什么。实际上他什么也没记，只是用笔在描他笔记上的字母，他常见检察官和律师们这么做：他们每次提过一个巧妙的问题，都在自己的发言稿上写几句足以击败对方的要点。

庭长没有立刻对被告提问，因为他这时在征询戴眼镜法官的意见，是否同意提出事先准备好并已写在纸上的问题。

“后来怎么样了呢？”庭长继续问道。

“我回到家里，”玛丝洛娃接着说，她的眼睛只瞧着庭长一个人，胆子稍稍大了起来，“把钱交给掌班，就上床睡觉了。我刚睡着，我们的一个叫别尔达的姑娘叫醒了我。‘去吧，你那个商人又来了。’我不想出去，可是掌班偏叫我去。他一个劲儿地。”她说到他这个词时，脸上又露出明显的恐惧的神情，“他一个劲儿地让我们姑娘们喝酒，后来还想叫人再去买一瓶，可是他的钱花光了。掌班的信不过他。他就叫我去他的房间。还告诉我，钱放在哪儿，取多少。我就去了。”  庭长这时正和左首的法官小声交谈，没有听见玛丝洛娃说什么，可是为了表示他全听见了，就把她最后那句话重复了一遍。

“您就去了。那后来呢？”他说。

“我来到旅馆，照他吩咐去做：进了他的房间。我不是一个人进去的，还叫了西蒙·卡尔津金和她。”她说完，指了指博奇科娃。

“她撒谎，我根本就没进去……”博奇科娃刚开口，就被制止。

“我当着他们的面，拿了四张红票子。”玛丝洛娃皱起眉头，眼睛不看博奇科娃，继续说。

“那么，被告取出四十卢布时，是否注意到有多少钱？”检察官又问道。

检察官刚一提问，玛丝洛娃就全身哆嗦了一下。她不知道情况会怎样．然而已经感到，他对她不怀好意。

“我没数过；只看见都是些一百卢布的票子。”

“被告看见了那些一百卢布的票子——我没有别的话要问了。”

“那么，您把钱带回去了？”庭长看看表，继续问道。

“带回去了。”

“那后来呢？”庭长问。

“后来他又带我回旅馆了。”玛丝洛娃说。

“那您是怎样给他喝下放粉末的酒的？”庭长问。

“怎么给他喝的？把粉末撒在酒里，就给他喝了。”P030-032

高尔基曾经说过：“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在我看来，这是人类为自己所建造的三座纪念碑。”高尔基此论绝非河汉斯言，大而无当。从近代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范围的文学来看，能与托尔斯泰比肩同声者，实无几人。托尔斯泰有如高山，令后世所仰止。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托尔斯泰以自传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和短篇小说集《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登上俄国文坛，旋即引起欧洲文学界的注意，然而直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半叶，托尔斯泰在欧洲文坛上却还不是一个叫得响的名字。一八七九年，《战争与和平》法文译本的出版震撼了世界文坛，托尔斯泰小说的声誉从此鹊起，而后《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的发表更使其专美于世，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丽篇章。

《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呕心沥血十余载的长篇巨著，也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结晶。

正如托尔斯泰此前的许多作品一样，这部小说的情节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据彼得堡某地区法院的一位法官回忆，一八八七年六月，他到托尔斯泰家做客时曾向作家讲述过他亲自接触的一个故事。一次，法院审理一个妓女被控偷窃嫖客一百卢布的案子，陪审团中有一个青年，发现被告竟是他多年以前在一个阔亲戚家客居时诱奸的养女。于是他良心发现，设法同她在狱中相见，并表示愿意和她结婚。后来，这个女犯病死狱中，那个青年也不知所终。当时，托尔斯泰非常认真地倾听了这个故事。毫无疑问，这个青年和妓女的故事触发了作家的创作冲动。不过，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作家数易其稿，描写对象和主题几经提炼与深化，才最终写出了这部铁面无私的大书。

小说名曰“复活”，顾名思义，其中必有人“复活”。那么，“复活”的人究竟是谁呢？是聂赫留朵夫？还是玛丝洛娃？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对此，评家众说纷纭。不过，细品全书，聂赫留朵夫的“复活”恐怕更接近于作者的愿望。

聂赫留朵夫品性善良，且有抱负。他对自己所拥有的贵族特权深为不满，把名下的那一部分土地分给了农民。起初，他对姑母家的养女卡秋莎·玛丝洛娃的爱是真诚的。后来，他参军当了军官，军营生活却使他堕落成为一个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诱奸了自己当初曾热恋过的姑娘。此后，他在罪恶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法庭上遇见卡秋莎之前，他正与一个有夫之妇私通，同时又向一个贵族小姐求婚；此外，他已放弃否定土地私有的理论，准备接受母亲的大宗遗产。法庭上和卡秋莎的不期而遇，极大地震撼了他的心灵，尤其是她被判苦役后发出的哭声，更是触动了他那似乎并未完全泯灭的良知。他痛悔过去的劣行，开始走上精神“复活”的道路。

为了赎罪，聂赫留朵夫多方替玛丝洛娃奔走上诉，并打算同她结婚。他对事物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比如，他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感到不满并持批评态度；对他曾想与之结婚的贵族小姐及其一家人的庸俗和虚伪心生厌恶；对他探监时耳闻目睹的专制制度的黑暗更是深恶痛绝。于是，他的精神“复活”进入第二个阶段，即从对自己罪恶的认识上升到对整个统治阶级的认识，从对玛丝洛娃一人的同情转到对整个劳动阶级的同情。这时，他头脑中的贵族阶级思想逐渐为宗法制农民思想所代替。他认识到，农民贫困的根源就在于土地被地主阶级所霸占。于是，他身体力行，把自己的土地分给了农民。应当说，在这一点上，“忏悔”的贵族聂赫留朵夫大大超越了他的前辈——《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玛丝洛娃的上诉被驳回，聂赫留朵夫对统治阶级及其法律本质的认识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他的精神逐渐“复活”，伴随玛丝洛娃踏上了去往西伯利亚流放地的遥远路程。  在西伯利亚的三个月，是聂赫留朵夫彻底醒悟的三个月。他最终认清了统治阶级吃人的本质，然而令他苦恼的是，他非但看不出任何可以战胜它的方法，甚至连怎样做才可以战胜它也不能理解。无奈之中，他拿起了《福音书》，不料却从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为了摆脱苦难，惟一可行的方法便是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因而既不可惩罚他人，也不可纠正他人。聂赫留朵夫从此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他的精神和道德“复活”了。

不可否认，女主人公玛丝洛娃也有她自己的“复活”历程。不过，她的“复活”却完全没有聂赫留朵夫的那种赎罪的味道。当聂赫留朵夫第一次探监时，她所“复活”的仅仅是她当初的那个清清白白的自我而已，她那时仍处于“堕落”之中。她习惯性地冲他媚笑，还索要卢布。聂赫留朵夫第二次探监时，特意向她表示忏悔，并提出同她结婚的要求，这一切引起了玛丝洛娃对往事的回忆和对他的仇恨；回忆的大门一经打开，玛丝洛娃便逐渐从浑浑噩噩的生活中苏醒过来。聂赫留朵夫第三次见到她时，她同以前相比已经判若两人。聂赫留朵夫在日记中说她正在“复活”，的确不无道理。不过，玛丝洛娃的“复活”虽然始自聂赫留朵夫的“忏悔”所引起的对美好往事的回忆，但它的最终完成却是在她与流放地的政治犯接触之后。她受到这些品德高尚的人的影响，学到了他们敢于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尤其是西蒙松对她的发自内心的爱情，更使她意识到了人的尊严和自身的价值。她重新爱上了聂赫留朵夫，却不愿因此耽误他的前程而甘愿同西蒙松结合。少女时代的卡秋莎终于回归。她纯洁的道德也失而复得。玛丝洛娃在精神上彻底“复活”了，或者毋宁说她得到了完全的新生。

毋庸讳言，小说中男女主人公通过各自的“忏悔”与“宽恕”，双双走向精神和道德的“复活”，使其“人性”得以复归，这一切带有浓厚的“不以暴力抗恶”及“道德的自我完善”的“托尔斯泰主义”的味道；作为说教者，托尔斯泰自有其可笑的地方。然而，作家借聂赫留朵夫上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对俄国城乡的阴暗面以及对宫廷、法庭、监狱和教会的抨击与揭露，却是他此前的文学作品中从未有过的，这一切分明表现出“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特点；作为艺术家，托尔斯泰确有其伟大之处。

较之为托尔斯泰赢得盛誉的《战争与和平》和有“艺术之神”称号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的艺术性似有所不及。其中原因，则是深层次的。作为艺术家，托尔斯泰在思想和哲学方面的追求与探索，其执著和真诚的程度，不但在俄罗斯文学，就是在整个世界文学中恐怕也难找到第二人。他一生苦心经营自己的理想王国，试图为俄国乃至全人类提供一幅道德完善、社会改良的美好蓝图(蓝图的正确与否暂且不论)。托尔斯泰本人也许并未意识到，其实正是他的文学作品才为他的思想赢得更多的读者和崇拜者。尽管托尔斯泰有着思想家、宗教领袖、现代文明的批评者、“俄罗斯的良心”等诸般尊贵的称号，但他主要是一位艺术家，而且是少数几个攀上艺术顶峰的作家之一。不过，托尔斯泰似乎并未十分珍惜他作为艺术家所享有的极高地位和他文学作品的声誉，尤其在他后期，文学几乎成了他传达思想的工具，他甚至为了思想追求而否定自己的作品。正如美国作家豪威尔斯所说，托尔斯泰“用人类的良心代替了艺术的良心”。假若我们的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它应当成为把握托尔斯泰后期一些作品艺术性衰弱现象的一个前提。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即写完《安娜·卡列尼娜》之后，随着托尔斯泰世界观“激变”的发生，他叙事的倾向明显起了变化：一方面，试图从根本上探寻社会和道德的真理；另一方面，则渴望以他所向往的真正的道德生活替代不公平的罪恶生活。托尔斯泰后期叙事的倾向性也使其叙事的风格产生了变化；其实，托尔斯泰叙事的风格此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直处在演变之中。即以心理描写的方法为例。在托尔斯泰早期的作品中，主人公内心的直接意识活动十分突出地出现于叙述的前景。作为描写直接意识活动最主要方法的内心独白，包含性极为广阔地跃然纸上，而作为内心独白“极端形式”的意识流也同时得到了更多的表现机会。创作《安娜·卡列尼娜》时期，托尔斯泰的叙事风格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托尔斯泰在此前的文学叙事中曾嫌普希金的心理描写过于粗线条和“光秃秃”，那么此时则转而强调研究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这个“宝库”和学习“普希金原则”的重要性。虽则如此，《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内心独自依旧蔚然可观，而意识流在其叙述上也几近炉火纯青的境界。托尔斯泰叙事风格的真正改变，诚如上述，始自其世界观“激变”所引发的叙事倾向的转移。仍以心理描写的方法为例：中前期独领风骚的内心独白叙述退居次席，意识流几乎完全消失，而占主导地位的则是“通过场面表现内心生活”和心理叙述(对人物心理活动的直接描写和间接引语叙述)。

《复活》作为托尔斯泰后期叙事中最重要的作品，以“外部表现、动作、行为、场面”表现内心活动和心理叙述，自然成为托尔斯泰心理描写的主要原则。于是，以细致展现人物心理变化过程见长的内心独白，便失去了它以往的辉煌地位。《复活》的叙事中已然找不到多种类型竞逐、意识全面展开的内心独自叙述，有的只是次数稀少、类型简化和长度缩短的内心独白，且大多出现于男女主人公，尤其是聂赫留朵夫的意识活动中。

聂赫留朵夫是托尔斯泰精神探索型主人公系列中的人物。他的精神生活的发展与变化是叙事的主旨之一。托尔斯泰往往更多地以叙述者的直接心理描写和间接引语叙述来表现聂赫留朵夫的心理活动，作者的独自、全知全能的作者的声音在叙事中起着决定性的和结构上的突出作用。然而，从人物心理真实(托尔斯泰的叙事恰恰十分看重这一点)的角度而言，像聂赫留朵夫那样热衷于自我剖析的人物，他的内心活动中不直接出现内心话语则是不可想像的。不过，用于聂赫留朵夫身上的内心独自叙述，其运用场合及次数却颇有选择性和节制性。例如，法庭审理玛丝洛娃案件的二十几章叙事中，聂赫留朵夫自始至终皆在场上。当认出被审的女犯便是他当年诱奸的卡秋莎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即用内心独白的形式来表现：“‘这决不可能，’他目不转晴地瞧着这个女被告的脸，暗自想道，‘可是怎么叫柳包芙呢？’听到她的回答，他心里想。”此后的审理中，聂赫留朵夫还有两句内心独白。第十一章：“‘难道她认出来啦？’聂赫留朵夫心惊胆战地想，感觉血直往脸上涌。”第十九章：“‘她认出来啦！’他想。于是，聂赫留朵夫身子缩成一团，似乎在等待着打击。”与玛丝洛娃的不期而遇，犹如一块石头，激起聂赫留朵夫心海中的层层波澜。再现意识活动的语言天地里，心理叙述占据了叙述的前台，内心独白似乎仅仅起着点缀的作用。但它无疑又是叙述中最为活跃的话语部分，或者换言之，最为活跃的意识层次，而且是聂赫留朵夫心理活动的直接展示。这种适时的心理展示，画龙点睛，为其叙述平添了生动之感。

玛丝洛娃内心世界的描写，是托尔斯泰的一项“真正的艺术发现”。她道德沦丧和“复活”的过程，同样是托尔斯泰的叙事主旨之一。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玛丝洛娃的心理活动中显然缺少诸如聂赫留朵夫等贵族老爷们的那种复杂、多变、犹豫与反复的意识成分。但她的内心世界并非一片空白，“复活”后的玛丝洛娃，身上闪现出动人的光彩。对于玛丝洛娃的心理活动，托尔斯泰选择的叙述方法，诚如俄罗斯学者所说，“不．是大段的内心独白和对话，梦，回忆，而是托尔斯泰本人所说的‘通过场面表现的内心生活’。”此处托尔斯泰所谓的“场面”，指的是动作、姿势、表情、眼神等心理活动的外显行为，于是内心独白似乎完全失去了用武之地。其实不然。在一些必要的地方，作者并未回避这种行之有效的叙述方法：

“他在明亮的车厢里，坐在丝绒软椅上，喝酒说笑，我却在这儿，在泥地上，在黑暗中，在雨里和风里——站着哭。”卡秋莎想，停住脚步，把头向后一仰，双手抱住头，放声痛哭。

“判我刑的时候，我还哭了呢，”她说，“我真得终生感谢上帝才是。要不我一辈子也不会明白我现在知道的这些事。”

第一例出自第一部第三十七章。玛丝洛娃被判了苦役。那一夜，她久久不能入睡，想起了许多往事，惟独没有想到聂赫留朵夫，而且在法庭上也没有认出他来。作者用倒叙的叙述方法向我们提供了她最后见到聂赫留朵夫时的情景：那天夜里，她便怀了孕，本指望他会顺路来一趟的，但他打来电报，说不能来。她决定亲自往火车站见他一面。这是个秋天的夜晚，风雨交加。她跑到车站，刚刚从车窗里找到他，火车就徐徐开动了。她跟着火车走，聂赫留朵夫没有看见她。火车越开越快，她在后面跑，跑过水塔，风迎面吹来，吹掉了她的头巾，她还在跑。一个女孩叫她。她停住脚，于是便有了上引之内心独白，隔过三行叙述，又有一句内心独白：“等会儿再来火车——往车底下一跳，就完事儿了。”

第二例摘自第三部第三章。她每天和政治犯在一起，尽管行路艰难，但这些她从未见过的人们，为她揭示了她从不知道的各种生活趣味。于是便有了这段思想的直接表露。

就这两例内心独白在叙述话语的时间位置而言，两者皆出现于玛丝洛娃人生道路的转折点：前者是她精神的最初觉醒，她看清了车厢内外(实则是当时社会的缩影)两个世界的对立，她从此不再信善，也不再信上帝。不过，在她当时的思想状况下，这一觉醒却导致她走向堕落，但这也是贫家妇女经常遭到的可怜命运；后者则是她的最终觉醒，是她在“新同伴”启。发下获得的新生。其叙事功能已不言而喻。从这两个例子不难发现，对于内心独白的叙述方法，托尔斯泰此时已惜墨如金，只是在人物心灵变化的关键时刻才加以运用，至于内心独白的话语特征，则是十分口语化的句型和词汇，颇为符合玛丝洛娃的身份。

以上蜻蜓点水式的分析，仅仅涉及《复活》叙事艺术的一个侧面，但滴水中也可映现出太阳的光辉。小说历经十年的惨淡经营，其叙事的完整与统一，浑然天作，而情节的集中，结构的紧凑，细节的细腻，肖像的生动，足见托尔斯泰对艺术的追求，老来更显其精纯。

《复活》成书的那一年，托尔斯泰七十一岁。在世纪末的浮躁中，这位老人依然故我地在其精神世界中俯视俄国的社会，不辞辛劳地建造他的理想王国。他把自己的思想倾注在聂赫留朵夫身上。然而，一个七旬老翁，特别是“激变”之后的托尔斯泰那样的老翁与一个三十五岁的、喜爱声色犬马生活的青年贵族聂赫留朵夫，两者的心灵硬安在一起，不免给人一种不自然的感觉，也缺乏客观的真实性。聂赫留朵夫的形象所带有的作者夫子自道的色彩毕竟过于浓烈，现实生活中又能去哪里寻呢？而小说第三部的叙事，多次直接引用《福音书》中的道德说教，则令人读之尤为生厌。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因而受到削弱，自不待言。

虽则如此，《复活》作为托尔斯泰的“艺术遗嘱”，依旧不失为歌颂人类同情心的最华美的诗章之一。诚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言，《复活》较之其他作品，能让人更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那双直达心灵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