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是俄罗斯著名诗人曼德施塔姆的妻子，作家，翻译家。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是一份历史的证词，更是一段文学的记忆。这部回忆录至少具有这样两个十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其一在于它是二十世纪俄语文学中所谓“遗孀文学”的最典型体现之一，其二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段生动、珍贵的文学断代野史。

通过诗人曼德施塔姆的个人遭遇来折射俄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悲惨命运，来反衬当时社会的反人道、反文化本质，曼德施塔姆夫人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于是成了一个大恐怖时代的文学见证人。《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是一份历史的证词，更是一段文学的记忆。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体现了二十世纪俄国“遗孀文学”的几个主要特征：首先是作者的遗孀身份，这类作品大多写于作者的丈夫去世之后，是孤独中的寡妻们回忆往事、记忆亡夫的途径和结果；其次，此类作品的内容几乎全都是关于逝去丈夫的，它们作为一种回忆录体裁所体现出的形式特征，即它们大多并非自传，而是“他传”；最后，则是此类作品中所渗透着的作者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女性作者们写作此类作品的目的大多仍在于为亡夫树碑立传，或正名申冤。

中译本序/刘文飞

俄文版序/尼·潘琴科

文明的儿子/约·布罗茨基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约·布罗茨基

五月之夜

抄 家

晨 思

第二轮

菜篮子

门 路

社会舆论

探监

理论与实践

聚会和送别

另一边

非理性

同名人

巧克力

跳 楼

切尔登

错 觉

职业和疾病

“里面”

赫里斯托夫雷奇

谁之罪

“副官”

奇迹之实质

前往目的地

别杀人

俄国革命之女性

传送带

金翅雀的故乡

医生和疾病

委屈的房东

钱

奇迹之源

两个截然相反的人

两种声音

毁灭之路

投 降

价值重估

劳 作

嚅动和絮语

书和笔记本

组 诗

双重枝桠

沃罗涅日的最后一冬

颂 诗

金科玉律

我的“希望”

“附加的一天”

比萨拉比亚马车

幻 想

只读一本书的读者

科里亚·吉洪诺夫

书 架

我们的文献

意大利

社会结构

不需要

大地和尘世因素

档案和声音

旧与新

警察维纳斯

偶然性

电工

别墅客

狼饱肚子靠腿勤

晚会和奶牛

老 友

非党的塔尼娅

诗歌爱好者

暗 淡

日常生活一幕

自杀者

新生活的使者

最后的牧歌

纺织工人

什克洛夫斯基一家

马里纳小树林

同 谋

妈妈送小姐来萨马基哈疗养

五一节

古戈夫娜

陷 阱

索菲伊卡的小窗口

死亡日期

还有一个故事

听到照例有人被捕，我们从来不会问：“为什么抓他？”可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并不多。因恐惧而疯狂的人们相互提出这一问题纯粹为了自我安慰：有人因为这个问题被抓了，这就意味着我不会被抓，因为我没有这个问题！他们挖空心思，要为每一次逮捕想出个理由：“她的确是个阴谋分子！”“他太放肆了。”“我本人就听到他讲过……”还有：“一准会这样，他那性格太可怕了。…‘我一直觉得他不大对劲儿。”“这个人太另类了……”另类，话多，对抗……这些特性似乎就足以构成被逮捕和被消灭的理由了。自一九一七年起就开始弹奏一个主题，即“这不是我们的人”，这一切都是那一主题的变奏……社会舆论和惩处机构杜撰出各种恶毒的变奏，不断地火上浇油，否则便起不来烟雾。因此，“为什么抓他？”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便成为禁忌。“为什么？”当我们一位受公众风格传染的朋友提出这个问题时，安娜·安德烈耶夫娜愤怒地喊道，“什么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难道还不明白，抓人是不需要理由的……”

但是，在奥·曼被带走后，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直在向自己提出这个禁忌的问题：为什么？逮捕曼德施塔姆可以有很多理由，当然是根据我们的法律原则来判断的。仅凭他的诗和他的文学言论，或是他那首写斯大林的诗，他们就完全可以抓他。因为他给托尔斯泰的那个耳光，也可以抓他。挨了耳光后，托尔斯泰当着许多人的面声嘶力竭地喊道，所有的出版社都不会再出曼德施塔姆的书，他的作品永无出头之日，他会被赶出莫斯科的……我们得知，托尔斯泰当天就去了莫斯科，向苏联文学的首领高尔基控告欺负他的人。不久，我们就听说这样一句话：“我们来教教他怎么揍俄国作家……”这句话毫无疑问被算在了高尔基头上。如今又有人在向我证明，高尔基不会说出这样的话，高尔基也完全不是我们当时所想象的那种人。存在着一股巨大的潮流，欲将高尔基塑造成斯大林体制的受难者和为自由思想、为知识分子而抗争的斗士。对此我不打算评判，我相信高尔基与那位主人的观念有很大差异，他也承受过很大压力。可是却无法由此得出结论，认为高尔基会拒绝支持托尔斯泰反对曼德施塔姆这样一类作家，高尔基对此类作家始终充满陌生感和敌意。

要想了解高尔基对自由思想的态度，只要读一读他的文章、讲话和书籍就足够了。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希望，这次被捕是因为抽了“俄国作家”阿列克赛·托尔斯泰一个耳光而遭到的报复。无论他们如何处置此事，最可怕的结果就是驱逐，这个结果我们并不害怕。驱逐和流放对于我们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在大恐怖尚未达到疯狂状态的喘息期，在春季，通常是五月，以及在秋季，都会进行规模相当大的、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逮捕行动。知识分子在经济照例出现问题时便会再次引起关注。彻底消失的情况在当时还几乎不曾有过：人们能从流放地发出信件；刑期一满，他们也能回来，然后再度离家。我们一九三三年夏天在科克捷别里见过安德烈·别雷，他常说，他简直来不及给他众多的“归来者”朋友发电报和写信。显然，扫帚在一九二七或二八年扫过了人智学领域，于是导致众多人士在一九三三年的归来……在奥·曼被捕前的那个春天，比亚斯特就回到我们这里……三年或五年的流放之后，归来者又落户于距莫斯科一百来里远的一些小城。既然大家都曾“离去”，我们怎么会有更好的结果呢？在这次被捕之前，听到奥·曼在与一些不相干的人大胆交谈，我便提醒道：“马上就到五月了，你还是小心点吧！”奥·曼摆摆手：“那有什么？让他们驱逐吧……让其他人害怕吧，我们可不怕！……”不知为何，我们的确不怕被驱逐。

如果那首写斯大林的诗被发现，事情就另当别论了。奥·曼临走前吻别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时候，想的就是这件事。没有人怀疑这首诗会让他送命。正因为这一点，我们才如此细心地盯着契卡人员的一举一动，试图弄清他们在寻找什么。那组写“狼”的诗不会导致大难，最多也就是集中营……

他们会如何认定所有这些潜在的罪名呢？结果还不是一个样！用罗马法、拿破仑法典之类的法律思想成果来诉诸我们的时代，这是可笑的。惩处机构的工作严谨而又自信。它们有许多目的，诸如铲除脑中留有记忆的证人、建立统一思维、为下一个千年王国的到来做好准备等，不一而足。人们依据范畴被划分为不同层次(年龄也会被考虑进去)：教会人士，神秘论者，唯心主义学者，机敏的人，不听话的人，思想者，饶舌者，沉默寡言的人，喜欢争论的人，具有法律思想、国家思想或经济思想的人，还有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农学家，因为出现了“破坏分子”这一概念，一切挫折和失误都要算在这些人头上。“别戴这顶帽子，”奥·曼常对鲍里斯·库津说，“不能与众不同，否则结果很糟。”后来结果果然很糟。但幸运的是，对于帽子的态度有所转变，他们终于认定，苏联学者应该比西方的纨绔子弟穿得更漂亮些，于是，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在服满刑期后还得到一个相当体面的科研位置。帽子是个玩笑，而帽子下面的脑袋才真的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那些专门负责铲除异己的人想出了这么一句行话：“只要有人在，就能立案。”我们在雅尔塔第一次听到这句话(一九二八年)，是听作家富尔曼诺夫的兄弟这样说的。这位契卡人员刚刚成功地步入电影界，但通过他妻子还与秘密机构藕断丝连，对那种事情有所了解。公寓里住的人大多是为治疗肺结核病而来，而这位富尔曼诺夫却在用海边的空气强化他衰弱的神经，这里还住着一位快乐大度的耐普曼，他很快便与富尔曼诺夫打得火热，两人想出一个“侦查”游戏，这游戏的真实性能抚慰他们的神经。富尔曼诺夫在图解他关于人和案子的那句俗语，对那位浑身发抖的耐普曼进行审讯，后者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张大网，这张网是用对每个字眼不断扩展的巧妙解释织就的。当时，还很少有人能凭借自身经历彻底地理解我们司法审判的特性：进过熔炉的只是我前面罗列的那几类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帽子底下有颗脑袋的人，以及那些被剥夺了财富的人和耐普曼，即那些相信新经济政策的企业主。因此，除奥·曼之外，并无人留意到这位前侦查人员的消遣方式，这场猫鼠游戏并未引起关注。我也不会注意到这个游戏的，如果奥·曼不对我说：“你快去听听……”我有一种感觉，似乎奥·曼有意把这一切指给我看，他是想让我记住这一切……富尔曼诺夫的游戏使我对我们这个新建国家的司法制度有了最初的认识。这一司法制度的根基就是辩证法和一个牢不可破的伟大思想：“不跟我们走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P10-13

一

任何一种文学，说到底都是记忆的结晶和产物，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等自不待言，就连那些描写作家所处时代之生活的文字如普希金的《驿站长》和高尔基的《母亲》等，甚至那些预言未来的作品如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扎米亚京的《我们》等，也莫不是作家的生活体验和现实感悟的结果。任何一种文学，也注定是两种性别记忆的合成，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男性记忆和女性记忆在文学中所占的比例或许有所不同。

女性记忆与俄国文学，或日俄国文学中的女性记忆，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文学史话题。俄国女性的声音很早便响彻俄国文学，比如《伊戈尔远征记》中伊戈尔的妻子雅罗斯拉夫娜在普季夫尔城头发出的“哭诉”，《乌莉雅尼娅·奥索里英娜的故事》中女主人公的音容笑貌，大司祭阿瓦库姆的《生活纪》中阿瓦库姆的妻子对丈夫的相随之举和激励之言等等。到了叶卡捷琳娜在位时期，在这位爱好文学、标榜开明的女皇的“恩准”和支持下，俄国文学中的“女性写作”正式出现，叶卡捷琳娜本人实际上就可以被视为俄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女性作家。然而，在俄国十九世纪辉煌的现实主义文学中，女性作家的身影却一直被自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至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一大批男性文学巨人所遮蔽，构成世界文学史中三大高峰之一的十九世纪中后期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就其创作主体而言似乎就是一种“男性文学”。直到俄国文学和文化中的“白银时代”兴起之后，随着吉比乌斯、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苔菲等杰出女性文学家的涌现，俄国文学中的性别构成才开始发生改变。在整个二十世纪，乃至苏联解体之后的俄国文学中，无论是作为创作的主体还是作为描写的对象，女性都越来越突出地显示了她们的存在。

综观俄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与其他民族的女性写作者一样，俄国女性的创作优势主要体现在抒情诗、戏剧和短篇小说等体裁领域，但是，作为一个群体的她们似乎也很擅长另一种写作形式，即回忆录。

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回忆录，其最主要的体裁特征恐怕就在于“回忆”，在于“记忆”。回忆录属于纪实文学和自白文学范畴，它介乎于自传体小说和书信日记等纯纪实文字之间，表现为社会政治和文学文化生活的参与者或见证人关于往昔历史、人物事件的追忆和叙述，思考和评说。这一写作方式以史实性和客观性为基础，同时也要求表达上的画面感和文学性。这或许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俄国文学中的“回忆录”形式是含义丰富甚至包罗万象的。俄国作家在写作回忆录时往往不再另拟题目，而直接冠以“BOCHOMHHaHHH”的字样，他们或许以为，这样的书名最能概括他们纷繁多样的记忆和感受。

“回忆录”这一文学体裁源远流长，西方文学中最早的回忆录文学可追溯至色诺芬的《远征记》，恺撒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阿伯拉尔的《我的受难史》和但丁的《新生》等，近代以来的欧洲文学大家更是写有许多不朽的回忆录名篇，如卢梭的《忏悔录》和歌德的《诗与真》等等。而在俄国，回忆录这一文学样式的历史几乎与俄国文学的历史一样悠久，阿瓦库姆的《生活纪》便可被视为这一体裁的古代样板。此后，文学回忆录性质的名作便在俄国文学中频繁出现，几乎每位俄国文学大家都留下过自己的回忆性文字，其中一些作品更是成为俄国文学的经典名著，如阿克萨科夫的《家庭纪事》、赫尔岑的《往事与沉思》、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帕斯捷尔纳克的《人与事》、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索尔仁尼琴的《牛犊抵橡树》、布罗茨基的《小于一》等等。

如前所述，自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时起，俄国女性作家开始与男性作家平起平坐，逐渐在抒情诗等短小体裁领域占得半壁江山，而在大型体裁领域，回忆录则是她们最为擅长的形式，她们在这一方面表现出了足以与男性作家相匹敌的创作能力和实绩。俄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女性回忆录作家或许就是娜塔莉娅·鲍里索夫娜·多尔戈鲁科娃，她本意是写给自家子孙们看的《亲笔手记》(1767)后于一八一。年在杂志上公开发表，在俄国社会引起广泛的阅读兴趣。俄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女性文学回忆录名作，则或许是帕纳耶娃那部写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面世于一八八九年的《回忆录》，这部回忆录翔实生动地描写十九世纪中后期俄国文学腾飞时期的文坛，形象地刻画出包括普希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在内的众多文学人物肖像，向后人提供出一份宝贵的文学史史料。在她写作此书前后，许多俄国大作家的配偶也开始写作此类文字，不过这些“遗孀回忆录”大都面世较晚，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日记》出版于一九二三年，其《回忆录》出版于一九二五年；托尔斯泰夫人索菲娅·托尔斯泰娅的《我的一生》迟至一九七八年才被整理出来发表。

由帕纳耶娃奠定的“俄国女性文学回忆录”传统在二十世纪大放异彩，结出累累硕果，它们或为女作家、女诗人本人的自传性文字，如茨维塔耶娃的《我的普希金》(1937)、苔菲的《我的编年史》(2005年发表)和阿赫马托娃的《自传随笔》(1955—1966)等，或为他人关于女作家、女诗人的描写，如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的《关于阿赫马托娃的札记》(1976)等，但更多的女性文学回忆录则是女作家们主观体验和客观见闻这两种成分的合成，作者们既写自己也写他人，既展示历史场景也袒露个人情感。二十世纪的俄国女性文学回忆录名篇还有吉比乌斯的《鲜活的面孔》(1925)、利季娅·金兹堡的《险峻的道路》(1967)、奥多耶夫采娃的《涅瓦河畔》(1967)和《塞纳河畔》(1983)、别尔别罗娃的《着重号为我所加》(1972)以及艾玛·戈尔施泰因的《回忆录》(1998)等，这些作品或前后衔接，或相互呼应，共同构建出一座俄国女性文学记忆的金色宫殿。

在这座女性文学回忆录的宫殿中，《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无疑占有一个重要位置。这部回忆录的写作和发表、内容和风格、传播和影响均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地体现出了女性记忆在俄国文学中的作用和意义、功能和影响。

……

或许，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回忆录（就我所读过的部分而言）因此才让我感到最为准确（瓦西里萨·格奥尔基耶夫娜说：“全都是事实”），最为愤怒，因为它不仅是关于时代的，而且也源自时代，源自时代的血液，同等份地源自你所遭受的痛苦和你所造成的痛苦，源自你所敌视的特征和众人皆有的特征……

——俄文版序者 尼·潘琴科

她的几部回忆录不仅仅、不单单是回忆录，因为，对隐秘的诗歌创作的洞悉，对诸多历史事件的沉思，各种评判（尽管并非总是公正的）所具的“力量和愤怒”（她自己的用语），以及明快的语言和生动的同步对比手法，这一切足以使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书位列近二十年内最优秀的俄国文学作品。

——巴黎YCMA-PRESS1982年俄文版编者

丰富独特的叙事内容与音乐的结构和政论的风格相互交织，使曼德施塔姆夫人的这部书成了一部“不止于”回忆录的文学作品，一部富有史诗韵味的特殊时代的编年史。……深刻的心理描写与书中不时穿插进来的哲理思考和抒情文字相互呼应，共同交织成一种起伏跌宕、浑然天成的有机文体。

——中文版序者 刘文飞

这两本回忆录当然是阅读曼德施塔姆诗歌的指南，但是其意义不仅于此。任何一个诗人，无论他写作了多少作品，从实际的或统计学的角度看，他在他的诗中所表现出的至多是他生活真实的十分之一。……奥西普·曼德施塔姆遗孀的回忆录正好涵盖了其余的十分之九。这些回忆录驱走了黑暗，填补了空白，矫正了误解。其总体效果接近于一次复活逝者的行为，那害死诗人、比诗人存在得更久并仍继续存在、更为普遍的一切，也在这些书页中得到再现。由于这些材料的致命力量，诗人的遗孀在处理这些成分时如拆卸炸弹一般小心。由于这样的精心，由于这部伟大的散文是用曼德施塔姆的诗歌、用他的死亡过程和他的生命质量写成的，因此，一位哪怕没有读过曼德施塔姆任何一句诗的人也能立即明白，这些文字再现的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仅凭那朝向他的恶所具有的数量和能量。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布罗茨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