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后，我结束了寺院生活，自己隐居在一个名叫竹子湖的山村里。从那里可以俯瞰台北盆地。与此同时，我开始着手翻译一些中国古代隐士的著作：寒山、拾得、丰干、石屋和菩提达摩。十二年后，即1987年冬，到中国大陆旅游的禁令解除了，岛上的人民纷纷开始探望他们长达四十年没有见过面的亲友。
1989年春，我决定加入这股人流，不是为了探亲，而是为了寻找隐士。当一位和蔼的赞助人愿意为这趟考察旅行提供费用时，我给在美国的史蒂芬－约翰逊打了电话。早在两年前，他曾经向我表示，如果这样的旅行能够成行的话，他愿意作为摄影师跟我一起去。他没有改变主意，于是我们约好两星期后在香港碰头。我找出自己的旧森林服务背包，让人钉上了新带子。同时我也开始仔细研究地图，尤其是那些注明人口密度的地图。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隐士，但是我猜想，如果还有隐士，那么他们一定会在山里。但那是哪些山呢？即使我们碰巧找对了那座山，我们又怎么能找到正确的路径，更何谈那隐士的茅屋呢？而且他们会欢迎来访者吗，尤其是两个挥舞着录音机和照相机的外国人？还有，当局会不会试图阻止我们？一大堆问题。没有答案。
在中国古代，隐士群体的升降沉浮是与来自都城的“风的变化”息息相关的。我想，动身进山前，我们也可以试试风向。在香港碰头后，史蒂芬和我飞往北京。我们是在4月的最后一天到的，北京的一位德国朋友提出让我们分享他在城郊颐和园里的膳宿设备，我们高兴地接受了。
通过新形式的外贸，中国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它已经开始把过去的几处皇家园林出租给其公司能够承担起这笔费用的外国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的朋友恰好住在过去江青住过的那套寓所里。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广济寺。广济寺是中国佛教协会的所在地，因此我推想，这儿可能是开始我们的考察的好地方。我问佛协的副会长周绍良，他是否知道我们可以到哪里找到几个隐士。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个问题，广济寺的方丈净慧法师。说，他曾经听说过西安附近的终南山里有隐士。
我对西安地区不熟悉，正想再多打听点儿消息，可是就在这时候，周绍良说话了。他说，中国已经没有任何隐士了，在终南山或其他山里漫游，不但毫无益处，而且很危险。与此相反，他建议我们去参观中国重新活跃起来的几个禅修中心。他很耐心，写下了四个这样的寺庙的地址。我谢谢他的帮助，大家道别。出去的路上，我向那位方丈问讯。他那淡淡的微笑，至今我依然记得。
两天后，史蒂芬和我参观完了城北的长城，回来了。我们的火车要去位于北京西北的古代佛教中心大同，离开车还有四个小时。那一天是5月4日，是现代中国第一次学生运动的七十周年纪念日。街上挤满了游行者，离火车站还有一英里，我们的出租车就进不去了。我们别无选择，只好下车，背上背包，开始沿着东长安街，挤出一条路来。那一天天气晴朗。我们能够听到小鸟在吱吱喳喳地叫，自行车的铃声在响。每个人都在微笑。我们陶醉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痛苦地在大同醒来。大同是最沉闷无趣的城市之一，在其城外山腰上，有一千五百年前雕刻的巨大的佛像。关于这些佛像，我所留下的唯一的印象是，它们是多么幸运，有人那么有先见之明，在岩洞附近种植了很多丁香树。丁香正在开花，靠近根部的地方有空隙，可以从下面爬过。
第二天，我们第一次冒险进入农村，去游览恒山。恒山是中国五岳中最北的一岳，也是古代隐士的家。它的风景确实是够优美的了，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地方有隐士居住的迹象。
次日，我们动身向南去五台山。五台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的古道场，也是中国佛教徒所选定的四大圣山中最北的一座。五台山位于苍茫大野的中间，我们想，那儿可能有隐土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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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波特，美国当代汉学家、翻译家、作家。1970年于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机缘巧合之下开始学习中文，从此爱上中国文化。1972年赴台湾地区一所寺庙修行；1991年到香港某广播电台工作，并开始长期在中国大陆旅行，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风土人情的书籍和游记，同时翻译多部佛学经典和古典诗集，在欧美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
我总是被孤独吸引。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就很喜欢独处。那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跟其他人在一起，而是因为我发现独处有如此多的快乐。有时候，我愿意躺在树下凝视着树枝，树枝之上的云彩，以及云彩之上的天空，注视着在天空、云彩和树枝间穿越飞翔的小鸟；看着树叶从树上飘落，落到我身边的草地上。我知道我们都是这个斑斓舞蹈的一部分。而有趣的是，只有当我们独处时，我们才会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与万物同在。
我们都需要有时间独处，有些人需要更多独处的时间。有人却能从独处中变得更有智慧、更为仁慈，这是我遇到中国隐士后让我吃惊的事。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幸福、最和善的人。在美国．隐士只是那些喜欢自个儿待着的人，往往都有点神经质。但是，在中国，我发现隐士往往是社会的精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当美国人要我类比中国的隐士传统与美国社会的一些现象时，我告诉他们隐士很像研究生，他们在攻读他们精神觉醒的博士。在中国，很多人在佛教寺庵、道观、儒家书院、大学乃至家里获得他们精神觉醒的“学士”，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欲望、有能力、有精力攻读“博士”。然而，中国社会从那些获得觉醒的“博士”的人身上受益甚巨。过去如此，现在亦然。
我并未打算为此著书，我仅仅是一名译者。但我居住在台湾时翻译的作品恰恰是中国最伟大的隐士们的诗——《寒山诗》、《石屋山居诗》。我仅仅想知道这种生活方式在中国是否还存在。当台湾有人告诉我中国大陆不但没有人修行，隐士传统也不复存在时，我决定亲自去弄个明白。不久之后，我发现隐士传统不仅存在得很好，而且是中国社会很有活力的部分，我觉得必须把这个情况介绍给西方人。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缘由。我想让西方各种宗教的修行者知道，尽管中国大陆曾经历战争、革命，但修行人仍然坚持修持，我希望由此给西方的修行人以鼓励。他们怎会无动于衷？
本书出版后，我很惊奇地发现，在美国很多大学都能看到。无论我在哪里演讲，听众既有学院的学者，也有来自社区的普通居民。我在美国从没遇到对此不感兴趣的人。我想这是因为我们羡慕这些隐士，他们所做的是我们的梦想、希望，是我们某一天也会去做的事情。
我感到荣幸的是，尽管还有不足和缺点，《空谷幽兰》仍被译成了中文出版。我希望它能像鼓励西方读者那样，鼓励中国读者追寻并找到生活中“独处”的乐趣——不是离群索居，而是因为更深的觉悟和仁慈，与大家更为和谐地共处。
比尔·波特（赤松居士）
2006年8月10日于华盛顿汤森港
“空谷幽兰”一词常用来比喻品行高雅的人，在中国历史上，隐士这个独特的群体中就汇聚了许多这样的高洁之士。而今这些人是否还存在于中国广袤的国土之上？这是一直困扰着美国汉学家、翻译家比尔·波特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他亲自来到中国大陆，寻找隐士文化的传统与历史踪迹，并探访散居于各地的隐修者。《空谷幽兰》即这次旅程的全景记录。全书文字优美，译文充分兼顾了西方作者干练的表达方式和中国古典文学温婉的风味，读来清新流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出版价值。
《空谷幽兰》是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写的一部关于中国的“寻隐之旅”。
比尔·波特用并不凝重的语言像白描一样优美，富有生机和感染力，而且字里行间透露出美国式的幽默，常常会令读者会心一笑。中国人褒贬不一的隐士文化，在他的笔下，是一套趣味横生却又能给读者世事沧桑感觉的文化套餐，道出了一系列鲜为中国人知的传统文化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