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之争
近代的反思
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面临着西方巨大的压力，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国家甚至面临着灭亡这样一种巨大的危险，所以大家一直关注的问题就是：怎样救亡图存？怎样使中国强大？方法是什么？就是向西方学习。因为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西方强大，中国弱小。于是，就开始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西化运动。
我们最初提出来的一个口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鸦片战争时期一位著名的思想家魏源提出来的。师，就是学习，夷，当时是指外国人；就是说，首先要学习外国人或者说西方人的“长技”，学习他们的优点。
在当时中国人眼里，西方人的“长技”是什么呢？就是船坚炮利。大家觉得西方人之所以能战胜我们，就是因为他们技术比我们发达，能够制造出军舰、大炮这些现代化的武器。所以中国首先应该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学习西方人在技术方面的长处，学习好了我们再跟他们抗争。
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就开展了洋务运动。鸦片战争发生在1840年，而洋务运动是从1861年开始的，当时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人都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
洋务运动的主要任务就是“师夷长技”。为此，李鸿章们开办了江南制造厂等现代工业，建起了一支很强大的海军——北洋水师，而且也向西方派了一大批留学人员，造就了一批人才，大家都感觉不错。
但是到了1894年，发生了甲午战争。我们都看过电影《甲午风云》，大致知道是个什么状况。中国的北洋水师，经过30年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面对小小的岛国日本，居然一仗就被打垮了！被彻底打垮了！
因此人们就开始反思，认识到仅仅只对器物方面进行改革，仅仅只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好的政治制度来保证，器物文明学得再好也没有用。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严复，他就总结道，西方之所以能够取得现在的成就，绝不仅仅是靠船坚炮利的器物文明，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平等的政治制度，并且通过共和的形式或者君主立宪的形式来保证这种制度文明的有效运作。
所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都来推动制度的改革。但对如何改革，大家显然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人主张学法国大革命以后建立起的共和制度；有的人主张向英国学习，搞君主立宪。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还想搞君主立宪，因为当时和我们最相似的日本，它的明治维新搞的就是君主立宪，既然它能成功，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功？于是就有了戊戌变法。
结果大家都知道，戊戌变法虽然推出了很多新政，但是最后还是失败了！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现在有人简单地把它归咎到慈禧太后身上，我看也不公平。我想当时是很复杂的情况，是各种势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国外的势力，也有国内的势力。总之，戊戌变法失败了，有一些人也牺牲了，谭嗣同被推到菜市口给砍了头，其他一些人都流亡了，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流亡到日本去了。
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光有器物改革不行，还要有制度改革，但制度改革如果仅仅停留在制度本身也是不行的。戊戌变法结束以后，有人说，整个戊戌变法的改革最后就剩下了一个成果，什么成果呢？京师大学堂，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其他的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照旧。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也不能说一点变化都没有。因为一件事情发生以后，不可能完全退回到原来的状态中去，一定会有所变化。
另外，还有一批希望发动民主革命、建立共和制度的人，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民主革命派虽然最后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却没能将辛亥革命的成果保存下来，后来被袁世凯窃国，复辟了帝制。所以辛亥革命也是不完整的，只是赶走了清朝的皇帝，就整个中国而言，改革还是没有成功。
于是人们又反思，怎么回事？为什么改革始终不能成功？人们就发现我们深层的思想意识里有问题——我们的思想还是旧思想，观念还是旧观念，而改革一定要彻底地从思想观念上去改造，然后才有可能改变制度、改变器物。所以接下来就有人开始酝酿、发动新文化运动。
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发生在1919年，其实早在1915年就开始了。新文化运动就是要彻底地检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时的人们认为改革之所以没能成功，就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存在的宗法的、血缘的、封建专制的观念太顽固。这些观念如果不破除的话，中国就不可能进行彻底的制度改革，更没有办法彻底地改革物质文明。
新文化运动使改革深入到了意识形态这个层次。这个时候中国开始更加积极地向西方文明学习，比如创办西式学校、引进西方的各种思想、以西方意识形态为武器对传统进行彻底的批判。从形式上来看，当时最核心的批判集中于对儒家的批判，也就是所谓的“打倒孔家店”。
P15－17
本书出版后，常有读者问及为什么书名要叫“中国的品格”，中国主要有哪些“品格”？
所谓品格，可以说是一种德行、一种格调。品，本身有品味、品类的意思，指的是分类的问题，即被划分到了哪一类、是低层次的还是高层次的？中国古代的官衔讲位居几品，可见品就是类，即看你在哪一个等级上。格，就是格调，也是层次的问题。每种东西都有它的品格．做人有做人的品格，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品格。品格一词，人们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领会。何谓“中国的品格”？我想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是中华文明所打造出的一种特有的品质。本书讲述的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脉络和基本精神，读者可以从中体悟什么是“中国的品格”。
本书分为八篇，其中第二篇讲人文精神，是本书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品格就是“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首先，人文是相对于神文和物文来讲的。中国人更注重的是精神生活，而不是受神、物的支配，因此中国文化“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使人的自我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次，人文精神更多的是强调礼乐教化。中国讲究人文教育，而不是武力和权力的压制。
中国文化的核心，强调人在天地万物中的核心地位．突出了人本主义精神，这一特征又是通过人文教育形成的。中国文化虽然突出人的地位，但也非常尊重人生存的环境、尊重万物。因此，中国文化讲究c·重天道”和“法自然”，又崇尚“人道”，重视礼乐教化。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和品格。
中国的品格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而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由儒、释、道三教组成的，三者都提倡人要反省自求、提升自我。
儒家讲求天时地利人和，提倡自己创造，而不是坐等。儒家最核心的一个理念就是：只有自己做好了，所有的外力才会辅助你，即所谓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强调自己品德的提升才是根本。儒家认为“尽己之心”就能“尽物之心”。然后“参天地之化育”，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人自身和各种关系都得以和谐发展。
佛教讲人的一切烦恼、痛苦都是人自身造成的。从根本上讲，佛教是用来治心的，除去贪、嗔、痴之心，还自我以本来的面貌，尊重人的心性。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很好地融入中国的本土文化，就是因为它提倡内省，反求诸己，这和中国文化的向内精神正好契合。
道家认为，要遵循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不能以个人的意愿去随意改造，强调自然无为。不单是对自然，对他人也应该尊重，使其按本性去发展。只有按本性发展，才能达到最充分、最完美的状态。道教也强调反省自己，不干涉他物，因势利导。 中国文化提倡认识自我，主要是认识人的本性。它强调人在天地万物中，既和万物一样，又和万物不同。人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在万物中拥有最大的自由。这种主动性应当正确使用，任意妄为就会损害本性。因此在实践原则中，中国文化坚持“中”与“和”，“中”就是恰如其分，“和”就是平衡，不做过分的事。
人生活在群体社会中，群体要发挥作用就必须有“礼”来规范每个人。人人按其身份、地位履行各自的职责，社会才能正常运转。礼的规范根植于人性和人类社会的本性。个人价值的实现，一定要得到他人和社会的认同，必然要对他人和社会作出贡献。因此，做人就要尽伦尽职，按自己的身份地位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礼是社会所必需的，也是公民素质的体现。从这一角度上讲，中国的品格也就是建立“礼仪之邦”。所谓的礼仪之邦就是指：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责任和义务；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理解包容，礼貌恭敬，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中国社会自古就非常重视礼，讲究遵循社会规则。中国的礼，是在尊重人的本性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也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重建礼仪之邦的信仰，高举人文精神旗帜，需要将儒、释、道三教很好地结合起来。所谓礼仪之邦凸显的就是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
另外，这里我们所讲的中国的品格，也是相对于西方文化来讲的。近代西方文化虽然是在冲破了中世纪的宗教文化，并吸收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和中国文化后逐步形成的，但西方文化更多的是强调理性和个人自由意志。理性并没有错，但过分强调就会走向极端，成为教条和独断。理性离开了经验，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因为经验是理性的基础，理性只有回到经验才会发挥作用。中国文化则将经验和理性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它更关注的是礼仪之邦的建立和人文精神的发扬，其中包含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样式、信仰习俗等。礼乐教化就是教人之所以为人，使人认识到自己是万物中最尊贵最灵的，要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能动性；同时又不能藐视万物，而要善待其他事物，认识到天地万物是一体的。
中国品格的另一个体现在于，中国人是整体关联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我常说的“整体关联，动态平衡”。中国的学说里没有西方那样的还原论。静态可以被还原，动态是不能被还原的。整体关联和动态平衡是中国文化中的两个核心。中国人不是用教条的理论，而是用一种自然合理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事物，而西方的现代思想更多的是强调科学合理。科学合理和自然合理，二者的相同之处都是尊重事物的本来面貌．但差别就在于，一个希望通过科学找到事物的本来面貌，再将个体的本来面貌扩大为整体的本来面貌，强调普遍适用性；另一个则尊重个体差异性。引申到治理国家上，平衡才可能带来一个和谐的社会，否则动乱就会发生。和谐社会就是要使各种矛盾得到相对的平衡。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西方文化更强调让自然适应人类，过度地改造自然，因此引发了现代生态环境的很多问题。而中国文化虽然强调人是万物中最灵最贵的，但也要尊重其他的事物，不是要别的事物听命于自己，而是要万物按自己的规律发展，不主张人为的强制。这就是道家“自然无为，因势利导”的思想。推自然之势，改造自然．适应自然，这恰恰是人文精神的体现。
人应该追求什么？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人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就要既不受物的约束，也不受神的约束，还自我以本来面目。人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在有了一定物质保障的前提下，还要提升自己的精神追求。现在的发展理念往往只是满足人的额外的物质追求，从文明的角度讲反而是一种倒退。物质发展了，精神也要发展，在发展精神文明的时候，传统文化可以给我们提供丰富的资源。
现代社会最缺乏的就是人文精神。在物质生活水平飞速发展后．自我的失落成了现代社会中人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现在人们所感受到的最大的精神痛苦就是做不了自己的主人，而被大量外在的东西，特别是物欲所支配。在自我无法解决的时候，又求之于神。但人的问题还是要人自己去解决，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这就是现在提出的精神开发和自我认同的问题——不是认同物，也不是认同神，而要认同人自己。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就是注重人的精神生活，提倡人文主义。在世界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文化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走在世界的前列。过去有人批判中国文化，认为中国人只陶醉于自己的精神文明中。在当时经济落后的状态下，这也许有其合理性。但经过近现代一百年来的发展，中国社会的物质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精神文明反而丧失了、落后了。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文化中注重精神文明、强调德行的理念正好契合了现代社会的需求，有很大补益的作用。不仅是在中国，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思想家也都在呼吁人文精神的重现，提出了新人文主义。而重现人文精神，最丰富的资源就是东方文化。
儒家崇尚人道的礼仪教化，道家尊重天道的自然无为，佛教则注重人性的净化，礼仪之邦正是由这三方面构架而成的。同时，由此演化出的“整体关联、动态平衡”，以及主张“中”与“和”的思维方式，共同塑造了中国的品格。重建礼仪之邦，弘扬中国的品格正是我们现在社会所急需的。
“一个国家、民族的品格，是其文化的外化。近百年来，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在借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来看待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使很多人心中的传统文化已失去了本来的面貌。”
有感于此，《中国的品格》中，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以50年的中国哲学研究为底蕴，厚积薄发，用平实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详细梳理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与体系，引导读者去关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去发现中国文化内在的品格与精神。
在全球化的舞台上，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如何保持自己的从容与独立？这就脱不开作为支撑的中国文化。
肯定中国的品格，我们才能获得做人的自信、经济的自信和国家的自信！
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作支撑。否则，我们很难在这个全球化的舞台上保持自己的从容与独立。因此，我们需要知道中国文化到底赋予了我们怎样的品格与精神！《中国的品格》作者楼宇烈以其在北京大学五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为底蕴，怀着对中国文化的深深挚爱，厚积薄发，以聊家常般的平实语气，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详细梳理了中国文化的脉络与体系，总结出了中国文化的内涵与核心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