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一旦被总结，就会被扭曲；只有翻开历史的细节，才能看到真相！

《抗日战争的细节》犹如历史侦探，为您一一还原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决定性细节，将历史的真相，交还给您。

作者魏风华以细腻的笔法，通过战场上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行为，向您讲述一场真实的抗日战争；翻开本书，查看细节，直抵真相。

全景再现1938年正面战场，细节还原历史真相。

滕县失守、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花园口决堤、万家岭血战、武汉会战……

东京，靖国神社，密密麻麻的灵牌中，供奉着一个叫东宫铁男的关东军大佐；虽然只是一个中下级军官，但头号战犯东条英机、日本前首相岸信介都专程给他献过花圈。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23分，东北军大元帅张作霖的专列从北京行至皇姑屯路段，一声巨响，列车被炸上了天。

200米开外按下起爆钮的那个日本兵，就是时任关东军沈阳守备队第四中队长的东宫铁男。他身边的神田泰之助，也在爆炸的瞬间按下了快门，因紧张而表情扭曲的东宫被历史定格。

张作霖浑身鲜血地倒在铁路边，咽喉被撕开一个口子，被手忙脚乱地塞进了汽车。

大元帅虽然身负重伤，但神志很清醒，问谁干的。

部下回答：是日本人！

张作霖只说了一个“打”字，就昏死过去，再也没有醒来……。这就是决定历史走向的皇姑屯事件，全过程只有几分钟。

1937年11月14日晚9时许，入侵杭州湾的东宫铁男被陈安宝将军率领的国军79师击毙于浙江平湖长泖河，左胸中弹，当场毙命。

50多年后，神田泰之助拍摄的相片被曝光，人们才看到列车腾飞在半空中的画面，前景是东宫铁男那张龇牙咧嘴的脸。得益于在东北的恶行，东宫铁男被日本人称为“满洲移民之父”。

《抗日战争的细节(2空间换时间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8年)》作者魏风华以细腻的笔法，通过战场上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行为，向您讲述一场真实的抗日战争；翻开《抗日战争的细节(2空间换时间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8年)》，查看细节，直抵真相。

自序 真实的历史藏于细节

第一章 一九三八年（1937年12月—1938年3月）

第二章 战徐州（1938年3月—1938年6月）

第三章 烽火南浔路（1937年6月—1938年10月）

第四章 北线有战事（1937年7月—1938年9月）

第五章 寒冬将至（1938年7月—1938年11月）

前面说过，南京战前后，纳粹德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派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日本为此开出停战条件，但最终被蒋介石拒绝。希特勒有点窘，随后叫陶德曼继续调停。其实，德国人所谓的调停，就是互相传话，所起到的仅仅是个传声筒的作用。

南京陷落后，东京又拿出一个更苛刻的“和平方案”。

第一就是叫国民政府承认所谓的满洲国；第二是中国放弃抗日政策；第三是在华北和内蒙古设立非武装区；第四是华北特殊化(建立一个“更自主”的政权)；第五是内蒙古自治；第六是共同防共；第七是在华东设立非武装地带，上海由中日共同维护治安；第八是“中日满”经济提携，签订经贸矿产等方面的协议；还有最后一条，那就是向日本赔款。

中国何以答应？

但日本人在等消息，而且很认真地等。这是日本人的特点。他们给出的最后期限是1938年1月15日。

最后期限到达前4天，东京开了个御前会议，参加者除昭和天皇外，还有陆军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海军军令部长伏见宫博恭亲王、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将、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内务大臣末次信正、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

首相近卫文磨没参加，因为正赶上生病，但天皇急着开，所以没等他。

会上表现得最抢眼的倒不是军部的人，而是内务大臣末次信正。此人来自海军，人阁前曾担任联合舰队司令官。

这个会几乎成了末次一个人在天皇面前的演说。

在末次的鼓动下，会议最终提出：在中国“幡然悔悟”的前提下(接受“和平方案”)，重新开启两国谈判的渠道；但如果中国不来求和，东京就将扶植一个新政权，不再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

1月15日到了，中国没理睬日本。

当天上午9点半，东京召开紧急会议。

这一次近卫首相出席了，少言寡语的他似乎已确信自己决断的脆弱性了，正如他一度想跟国民政府谈判，但派出的特使却被军部的人抓回了东京。他这个首相能干点什么呢？

外相广田觉得，这事本应该中国向日本求和，现在搞得像日本求着中国讲和似的，所以他附和末次信正，要求政府不再接触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将其彻底甩在一边。  军部则认为：还可以再等等。

讲话的是求稳的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

总长载仁亲王则在没话找话，问：“我们的方案有很多条，能不能保证一条条传达到中国那边呢？”

近卫首相一言不发。这不是第一次了。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多田认为，现在否认蒋介石政权的存在是愚蠢的。因为那样的话，只会继续把蒋介石政权放在日本的对立面。跟石原莞尔一样，他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同样认为日本首当其冲的战备任务是对付苏联，至少陆军看来是这样。在会上，他提出一个问号：开战之初提出的“膺惩南京政府”到底是什么意思？

多田继而问陆军大臣杉山：“‘膺惩’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仅仅叫中国屈服吗？如果中国不屈服，怎么办？当时有没有人想过？把战争一直打下去吗？一直打到中国屈服吗？这次战争的目的就是要中国屈服吗？”

多田几乎快说上绕口令了。

开会的人互相观望，没人能回答出来。

在那个年代，日本的决断，不是来自于一个如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也不是来自内阁，而是既有内阁因素，更有军部因素。比如，后来接替广田上任的新外相宇垣一成(当年一直没做上首相的那位)一上台就说一定要想办法结束中日战争，只要有第三国调停，日本就会考虑方案。但宇垣说了没两天，升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就说：调停？别开玩笑了，日本不会停战，也不会接受任何调停，一定要继续打下去，直到把中国打得起不来。这是板垣的原话。

而军部因素又分陆军因素和海军因素，更要命的是即使在陆军内部，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观点又不一样，更别指望东京机关和一线日军的观点一致了。

在会上，多田灵机一动，提出个新方案：我们是不是可以抛开德国人，直接找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再深度探询一下国民政府的意思？

没什么人应和他。

广田外相和末次内相都强硬地认为，必须立即终止跟国民政府的交涉。

广田质问多田：“以我的外交经验，现在的中国是没有诚意的！阁下是否不信任作为外相的我呢？”  多田还没回答，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起身说：“政府是信赖外相的。如果陆军不信任外相，那就是不信任内阁，那么内阁只能全体辞职。”

一向没什么棱角的米内也站在了广田一边。最后近卫首相说：“那也只能这样了，按照广田外相和末次内相的意见办。”

多田没办法，回到陆军参谋本部，连夜举行会议，最后决定向内阁服软。

这是陆军最为奇异的一次服软。

多田就是这样一个人，有自己的观点，而且这个观点在当时往往是明智的，但就是缺乏坚持观点的勇气和力量。

1月16日正午，东京电台广播员播发了政府的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对手。”

这就是第一次近卫声明。P29-31

这是一部写国民政府指挥下的正面抗日战场的书。

先看一个细节：1937年12月13日凌晨，天还黑黑的，在南京城下，日军京都第16师团第20联队的中队长四方藤造，用白漆在中山门城门上写下这样的字：“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午前三时十分大野部队占领”。日本人用4天时间攻占南京，但通往南京之路，他们走了400年。

可这不是最后的历史。

当那名疯狂兴奋的少尉手舞足蹈地从废墟上下来时，踩响了中国士兵埋的地雷。

南京陷落了，但中国没有屈服，而是迁都再战。这时候中国实际上已经赢得了战争。

但也有人说：如果不是美国和苏联后来参战，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法战胜日本。即使最后胜了，也是“惨胜”，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我想说另外一件事：

战争结束的1945年，在这年春天，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制订着进攻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计划，中日正面战场最后一役湖南雪峰山之战实际上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而重庆的国民政府，做出再次迁都的预案：一旦战事不利，就把首都迁到西南边境上的西康省(今四川和西藏的一部分)，在那里继续战斗。

西康省现在已经没有了，但省会的名字，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康定。好了，即使你五音不全，也一定会哼哼两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就是这样一个浪漫的小城，在那个血战的年代，差点成为中国的首都。

这样一个中国，日本是打不败的。

在那个年代，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停止了抵抗，但重庆和延安仍在战斗。至于“惨胜”的说法，只能令人苦笑：不“惨胜”，难道还能易如反掌地胜利么？如果当年中国具有顺顺当当地战胜日本的实力，日本它还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战争么？

不是那么回事儿。

回到我居住的地方：天津，一座北方沿海城市。在当年，侵入中国的日军师团，大多是在这座城市的大沽口登陆的。1937年7月30日天津陷落。前一天，北平失守。往前推三周零一天，1937年7月7日夜，引爆中日全面战争的导火索在北平旁的宛平城外被点燃。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到1937年，已经6年了。如果从1928年日本关东军刺杀张作霖、谋取中国东北算起，则已整整9年！

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到1937年夏天，中国的局势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那时候，在国际上，美英玩的是“孤立主义”和“绥靖主义”，只要自己的直接利益不受损，邪恶的就让它邪恶去吧。但赢弱的中国，在没有一个真正盟国的条件下，仍决心与日本一战。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蒋百里写成《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结尾处，他这样说：“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

在那山河激荡的8年里，在无限艰苦而又充满无限希望的岁月里，中共领导了敌后战场，国民政府指挥了正面战场，在上海，在南京，在南口，在忻口，在太原，在台儿庄，在徐州，在武汉，在枣阳，在宜昌，在长沙，在南昌，在昆仑关，在石牌，在上高，在常德，在衡阳，在桂林，在龙陵、在松山，在腾冲，在雪峰山……

一寸洞山一寸血。

这确实是长期的战斗，而非一次慷慨的赴难。

我们所没经历的那个时代，决然是个伟大的时代。而且你会发现，那段历史离现在其实并不遥远。

关于正面战场，很多人都写过了。但因所涉及的是中日间的大会战，所以一些帷幄中和战场上决定烽烟走向的东西，或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或因不好捕捉而流失了。再经过岁月的风化，于是最后我们看到的，也就成了一份阵中简报。我知道这不是那场战争的全部所在。其实，历史和战争从来就没有枯燥过，它甚至比眼前的一切都更鲜活。而这种鲜活，不是来自于大树的主干，而是表现在细枝和末叶上。

只有细节，才是最生动的。

于是，我想到两个不太常见的成语：“雪泥鸿爪”和“吉光片羽”。雪泥鸿爪，指大雁在雪泥上踏过时留下的爪印，比喻往事留下痕迹。吉光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片羽则是一片毛，吉光片羽借指残存的珍贵之物。

所以，我想用微观的视角，扒开时光的树叶，去探究那个战场前前后后的细节，寻找遗留在那里的雪泥鸿爪，发现它的吉光片羽。同时，我也确信，必能挖出一条绵延的钢铁筋骨。这就是本书的使命所在。

最后，我想用战争爆发前一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代表该校师生前往绥远①前线看望抗日将士时发表的《告绥远将士书》作为结束：

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我们全国同胞的热血，都愿意奔放到塞外的战壕里，助各位消灭寒威，激荡忠愤。我现在筹俸国币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杀敌前一醉，但是想起这是长期斗争，并非一次的慷慨赴难，所以愿将这些小的款项，改为医药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裹伤再战。现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讴歌和爱护……

20l1年秋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