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不论为师、为将、为相皆十分出色，成就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伟大事业。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他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全在于他拥有一套为官、治军、持家及为人处世方面的绝学。这些绝学，使他从常人中脱颖而出，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创下事功，在宦海沉浮中游刀有余，学问精进，修养功深，持家有道，成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首。这些绝学，是他历经磨砺之后对人生成败得失的深刻体悟，是对中国五千年传统智慧的独特应用，很值得后人研究、学习和借鉴。

《曾国藩全书：冰鉴、挺经、文集、家书、家训、传略》对曾国藩人生谋略中可借鉴的部分进行深入发掘。全书分五卷，卷一“生平传略”概述了曾国藩的生平经历和主要事迹卷二“成功心法——挺经”总结了曾国藩为人处世的成功哲学：卷三“识人秘要——冰鉴”深入解读曾国藩的识人技巧、用人方略；卷四“治家方略——家训”全面解读他继承先人遗训、结合自身体会，教导兄弟子侄成人成才的高妙策略；卷五“传世箴言——家书”收录了曾国藩从道光二十年到同治元年所写家书中的精品。《曾国藩全书：冰鉴、挺经、文集、家书、家训、传略》堪称一部案头枕边必备的智谋宝典，为我们的人生和事业提供宝贵的成功经验。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引人注目、广受争议的人物。百年以来，誉之者褒为“一代完人”，毁之者贬为“千古罪人”。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道光二十三年以检讨典试四川，回京后，因受宠于权相穆彰阿，官运亨通，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吏部左侍郎等职。1853年丁忧在籍，奉命操办团练，后编为湘军，参加对太平军作战。1860年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负责镇压太平天国事务，并开创中国洋务运动的先河。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今南京），受封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衔。1865年任剿捻钦差大臣，翌年因无功而去职，回两江总督任上。1868年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处理天津教案，因屈从洋人而遭舆论谴责。旋回任两江总督，卒于南京，谥文正。相较而言，章太炎对曾氏的评价或许要公允一些，他称曾氏“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命以英雄诚不虚”，斥为民贼亦“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但不论是颂扬曾国藩的人，还是贬抑曾国藩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和言行对于中国近代士大夫乃至一般民众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曾氏一生恪守儒家“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自始至终坚持个人道德修养，克己复礼，终于成就了自己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事业。其一生虽无系统论著，但他对自己的文字视之甚重，片言只字都有专人妥为保管，所有奏稿、日记、书信、诗文都留有副本得以流传下来。曾国藩自青年时代起便“锐意功名、意气自豪”“欲刻苦而自援拔”。在西方文化东渐、内忧外患同时袭来、清王朝统治秩序大乱之际，曾国藩以国家的屏藩自居，经常自比于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自勉“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并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四语铭于座右，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向。曾国藩还认为，要实现“匡时救世”的人生抱负，就必须具有为之奋斗献身的精神。他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古往今来圣贤豪杰能完成救世的宏愿，都是力排万难、独任艰巨才达其目的的。他把自己一生中取得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坚忍”二字，说：“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更是影响深远。钱穆评及曾国藩家庭教育观时说：“道、咸之际，有曾国藩家书家训，乃以书信亲教其子弟，此乃一种家庭教育。”台湾学者侯王渝评道：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言近旨远，意诚词恳，娓娓不倦，尤足振聩发聋，警顽立懦，使人涤瑕荡秽，化恶迁善，于转移风尚，变化气质，所关□浅”。正因为如此，从清末到民国，从富家到贫民，都争相效法曾国藩治家之道，影响至今，实出乎曾国藩本人意料。本书以曾国藩的为官历程为经，以其在官场中所遵循的原则和识人、治军的技巧为纬，对曾国藩人生谋略中可借鉴的部分进行深入发掘。全书共分五卷，卷一“生平传略”概述了曾国藩的生平经历和主要事迹；卷二“成功心法——挺经”总结了曾国藩为人处世的成功哲学，分析了其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及演变；卷三“识人秘要——冰鉴”深入解读曾国藩的识人技巧、用人方略，并介绍了以曾国藩及其幕府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的形成及发展；卷四“治家方略——家训”运用曾国藩修身齐家的具体事例，全面解读他继承先人遗训、结合自身体会，教导兄弟子侄成人成才的高妙策略；卷五“传世箴言——家书”收录了曾国藩从道光二十年到同治元年所写家书中的精品，为中国古代家教范本。本书堪称一部案头枕边必备的智谋宝典，为我们的人生和事业提供宝贵的成功经验。

《曾国藩全书：冰鉴、挺经、文集、家书、家训、传略》：咸丰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匆匆离开京城南下，想借助典试江西的机会回家省亲。十二年的官场生活中，步步高升、春风得意的他，也多了一份历练与深沉。此时的他，“急于科举而淡于仕宦”，怀着渴望见用于世而又企求归隐山林的矛盾心情登上了旅程。他在京城时难得悠闲，此时沿途观光赏景，好不惬意。将近一个月，即七月二十五日，一行人才抵达安徽太湖县境的小池驿。忽然，家人来报，他母亲江氏已然撒手人寰。哀痛之至的他立即脱下官服，披麻带孝，经黄梅县渡江至九江，然后逆流西行。这时，太平军在金田村起义以后，已经绕过提督向荣设置重兵的桂林，将全州攻克，乘胜进入湖南，沿路行军无往不胜，八月攻占嘉禾、桂阳、郴州，九月十一日已经驻扎在长沙城外，对长沙城进行连续不停的猛攻。曾国藩路过武昌时，因湖北巡抚常大淳前来吊丧，才把湖南省城的战况告诉了他。于是，他“抛弃行李，仅携一仆，匍匐间行，经岳州，取道湘阴、宁乡，于八月二十三日（10月6日）抵家”，从此他的乡村生活便开始了。仅仅过了三个多月，正当曾国藩暂时把母亲安置在居室后山，“拟另觅葬地，稍尽孝思”之时，十二月十三日，咸丰帝的寄谕由巡抚张亮基转来：“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伊必尽力，不负委任。”接到谕旨后，曾国藩立即“草疏恳请终制，并具呈巡抚张亮基代奏，力陈不能出山之义”“但缮就未发”。十五日，曾国藩又接到张亮基来信，被告知武昌于十二月四日已被太平军攻占，他感到非常震撼和惊诧。“以湖北失守，关系甚大，又恐长沙人心惶惶，理宜出而保护桑梓”。刚好是在同一天，吊唁曾母的郭嵩焘赶到了湘乡，此事被湘乡县令告知曾国藩。二人关系不同寻常，曾国藩立即邀请郭嵩焘。当郭嵩焘赶到曾家时，夜已经深了。两人秉烛畅叙，谈及国事，曾国藩说明自己要守制，出来主持团练是万万不行的。郭嵩焘则力劝曾国藩说：“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经从戎，古制也。”曾国藩的野心郭嵩焘是知道的，他一心想着整治封建秩序，而今适逢乱世，英雄辈出，为什么不全力施展抱负，以此为皇帝尽忠呢？为说服曾国藩，郭嵩焘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真挚的情意溢于言表，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也为他所打动。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依然不同意郭嵩焘的意见。郭嵩焘又找到曾国藩的父亲，和他大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父认为讲得对，便教训了曾国藩一通，他这才应允，但过了很多天也不起程。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骘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但曾国藩却提出若要他答应此事，郭氏兄弟必须入幕参赞，郭嵩焘只好应允了他的条件。此后四年，郭嵩焘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了大部分时间，在湘军初创，曾国藩“大业”初起时，他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抵长沙，筹练湘军的工作从此就开始了。团练，也就是集团训练的意思。封建统治者对乡民进行团练，形成地方性的地主武装，这种风俗是从唐德宗年间开始的。唐初的府兵制则是它的胎源，府兵在有战争的时候奉命出征，没有战争的时候就回府务农。玄宗用募兵制代替府兵制之后，兵农分离，但各藩镇仍然延用团练的办法。清代前期，团练的情况也存在，但是大多是时聚时散。嘉庆年间，苗民在贵州、湖南两地发生暴动，凤凰厅同知傅鼐“乃日招流亡，附郭栖之，团其丁壮，而碉其要害，积十馀碉则堡之”，后来平定苗疆时，团练的兵力和碉堡的战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以前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当太平军兴起时，咸丰帝在积极布防的同时，还发布上谕要求各省团练乡民，企图使八旗兵和绿营兵在内的正规军与团练乡勇密切配合，一起镇压太平军的起义，于是在全国就掀起了□□个办团练的浪潮。由于丁忧或请假在籍的官吏对地方的情况较为熟悉，清廷就委派他们与地方督抚配合行动。前刑部尚书陈孚恩是被任命的□□个团练大臣，时间在咸丰二年八月，曾国藩就是第二个团练大臣，时间在这年十一月。接着这年十二月到咸丰三年二月，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累计任命了四十九名团练大臣。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消灭了江南大营，清廷进一步意识到必须依靠地主武装才能取得胜利，在全国各地办团练的第二次浪潮又兴起了，清廷又先后任命了四十三个团练大臣。这九十二人中，官职由高到低，自前尚书至已革总兵不等，分布在十六个省份。由此可见清廷如何重视办团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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