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斯莱·亚布洛以美国第105位大法官戴维苏特为传主，写出了一本精彩绝伦、充满人性的传记《最高法院的隐士(戴维·苏特大法官传)》。他似乎轻而易举地捕获了苏特在性格、理念和审判工作上的特点，并以优雅的文笔、丰富的资料予以呈现。读毕此书，你会像熟悉一位老朋友一样熟悉苏特大法官。

戴维·苏特是美国最高法院最为低调、神秘的大法官。他几乎不用任何电器；中午永远只吃一个苹果、一杯酸奶；从不接受采访，拒绝外出讲学。但是，所有这些，并不妨碍他在死刑、堕胎权、知识产权等司法领域，作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精彩绝伦的判决意见。上世纪末，苏特被老布什总统提名时，还被许多人视为抱残守缺的乡巴佬、保守派。到2009年退休时，他已被公认为是一位理念开放、思想自由、智识超群的大法官，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和爱戴。《最高法院的隐士(戴维·苏特大法官传)》作者经过深入采访，获取大量珍贵资料，全面还原了戴维·苏特这位人气极高的“隐士”大法官的精彩经历与司法生涯。

《最高法院的隐士(戴维·苏特大法官传)》的作者是廷斯莱·亚布洛。

丛书序

译者序

序言

第一章 新英格兰的北方佬

第二章 新罕布什尔州法官

第三章 “隐形候选人”

第四章 普通法大法官

第五章 宪法国家主义者

第六章 传统共和党人

后记

文献综述

1968年，苏特获得了一个机会，使他的职业方向得以出现重大转折。新罕布什尔州司法总长乔治·帕帕贾尼斯(George Pappasianis)的办公室里，有个司法总长助理的职位出缺，帕帕贾尼斯于是邀请苏特加入他的团队。苏特一千就是十年，当然，用斯诺的话来说，他会被要求定期地下到各类前线“深入战壕”。不过．他会发现，与私人业务相比，他的确更为热爱公共服务。

苏特在司法总长办公室里工作了十年——1968年到1971担任司法总长助理；1971年到1976担任副总长；1976年到1978年担任司法总长。在当时的新罕布什尔州，司法总长每届任期五年，由州长任命，并须经州行政委员会批准。州行政委员会的五名成员和州长一样，经由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两年，与州长共同负责管理州务。

1970年的州政府中，苏特宛如一颗新星冉冉升起。那一年，州长沃尔特·彼得森(Walter Peterson)任命沃伦·卢德曼(Warren Rudman)为司法总长，卢德曼与苏特很快成为好友兼政治盟友。卢德曼是波士顿人，毕业于波士顿大学法学院，一直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纳舒厄市当律师，直到获得彼得森州长的任命进入本届政府。与彼得森一样，卢德曼属于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内的温和派。在工作中，他们常与威廉·罗h(William Loeb)发生冲突，此公是本州主要报纸曼彻斯特市《联合导报》(Union Leader)的发行人，是一位有着广泛影响力的极端保守主义者。

1969年12月，理查德·M．尼克松在白宫主持了一场关于毒品的会议。彼得森州长年轻的女儿梅格(Meg)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间歇，她向与会的另一名女子表示，她看不出吸食大麻有什么错。这名女子却正好是某家通讯社的记者。威廉·罗卜对这则小插曲给予了充分的发挥，在次日头版头条安排了《州长子女认为大麻无害，朋友们都在吸食》一文，大肆报道此事。梅格·彼得森称有位老师曾在抵达学校时吸着大麻香烟，这个说法在她就读的彼得斯伯勒高中的官员中引发了轩然大波，《联合导报》疾呼“学校负责人宣称梅格在撒谎”。

沃伦·卢德曼帮助彼得森州长回敬了一封致罗卜的公开信，由州长自费发表在《联合导报》的头版。彼得森承认，媒体有权对州长据理抨击，但他强烈反对发行人罗卜“借攻击我15岁的女儿的名义，含沙射影攻击我本人的卑劣行径”，他补充道，“我必须要求您立刻停止对我15岁女儿的批评。”

威廉·罗h却仍然不依不饶。罗卜的报纸在当天也同时刊登了一篇长文，对彼得森的公开信提出反驳。罗卜否认上述报道存在个人动机，并写道，他非常理解“州长对这一事件的政治影响的焦虑和惊骇之情”。但罗卜宣称，需要获得道歉的是这个州，而不是州长。“经由梅格·彼得森以及他本人之口，使得新罕布什尔州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准许吸食大麻，彼得森州长已经令整个新罕布什尔州为之蒙羞”。 两天以后，《联合导报》登出一篇气势汹汹的社论，提醒州长全家，他们身处“一个弹丸小州”，人们“期待他们为其他公民树立榜样”。这篇社论得出结论说，“从更为乐观的角度而言”，“年轻的梅格”现在已经懂得“言责自负”，并预言这段经历对于她的“人格培养”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1981年罗h去世后。他的遗孀娜姬(Nackey)接掌报社，她在多年后承认，她的丈夫对这件事件的处理或许“有些过激”，不过罗卜“坚定地认为这对于其他年轻人而言是个坏榜样”。卢德曼日后论及罗卜时写道。“必然是出于某种巨大的愤怒或者挫折感，驱使他使用这般卑鄙的手段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

应对罗卜事件时，卢德曼是彼得森州长的法律顾问。之后不久。他就被任命为司法总长。上任后的几周内，他逐个邀请办公室里的司法总长助理聊天。轮到苏特时，卢德曼问他，“目标是什么，想往哪个方向发展”，苏特十分干脆地回答说“不知道”。不过，卢德曼很快就得出结论，苏特“是我的团队里最有才华的人。他说话简洁明了，直言不讳。他的文风干净利落，对案例法旁征博引．逻辑无懈可击”。

时任司法副总长的比尔·坎恩(Biu carIn)，对法官职位渴慕已久。卢德曼通过彼得森州长为坎恩谋得了一个法官席位，然后选择苏特担任司法副总长。卢德曼日后写道，

这是友谊的开端，并延续至今。我曾与许多高人共事，而我与戴维的友谊．一直是我的职业生涯中收获最大、精彩最多、成就最高的经历。如果说，比起我的两届参议员任期，担任司法总长的六年在许多方面更能让我满意的话，主要就是因为戴维。他就像一个亲密无间的弟弟。

人们通常套将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区分开来。戴维和我，却能在办公室中公私兼顾。我们在工作中配合默契，长时间里一起承受巨大的压力。经常一天要聊上十到十五次。我们彼此倾慕，互相打趣，哪怕工作堆积如山，我们也足能让这个办公室有序运转。P48-52

设想你正在法学院学习，又或已开始法律生涯，关于现实、未来和理想．你可能有着这样那样的困惑和迷惘，遭遇过这样那样的挫折和忧伤。也许，这些心事或疑问，你不愿与身边师友分享，又或许，你已经去信，向某位名人咨询，却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于是，你决定去读人物传记，当然，最好是杰出法律人的传记。你试图在书本里，探寻法律职业或法律梦想的答案。你想知道，一位伟大的律师、检察官或法官，是如何攻坚克难，律海扬帆，实践梦想的。可是，当你踏入书店或图书馆，检索人物传记一栏时，发现书架上充斥的，多是政商名流、帝王将相、演艺明星、文人雅士的故事，法律人传记却寥寥无几时，内心一定非常失落。

其实，上面所说的，既是我学生时代的体会，也是策划、主编这套“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传记译丛”的初衷。在我看来，读一位杰出人物的传记，会是一种奇特的体验，就好像进入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与一颗伟大的心灵直接对话。许多敬意会油然而生，许多困惑会迎刃而解，许多蓝图会逐步成型。如果这个人恰好与自己属于同一行业，激励或参照作用，还会进一步放大。

这套丛书的定位，当然并非励志那么简单。我们希望让读者从一位大法官的成长，乃至思想、立场的变化、纠结、升华中，对美国的司法生态、意识形态，乃至司法文化的演进，有更感性的体会，更深刻的理解，进而能够反求诸己，对中国的法治进步、司法改革。有更多的探索与思考。

组织翻译大法官传记，我们绝非先行者。十年前，法律出版社就出版过本杰明·卡多佐大法官的传记，之后又陆续出版了雨果·布莱克、约翰·马歇尔·哈伦、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三位大法官的传记，桑德拉·戴-奥康纳大法官传记的中译本．据说也即将面世。作为一名最高法院法官，能够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并参与国外优秀法官传记的引进、翻译和出版工作，并将年轻时的梦想，以另一种方式廷续，是一种幸福，更是一份责任。

这项工作于2010年初启动，在中国法制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我们顺利地完成了选定图书、联系版权、确定译者的任务。下面，就传主、书目、译者的选定标准，简单做一说明。

关于传主选择。美国建国至今，联邦最高法院已有过112位大法官。按理说，无论在哪一历史时期，能够成为大法官者，多非平庸之辈。但事实证明，确实有不少大法官，身前碌碌无为，身后默默无闻，成就亦乏善可陈。所以，确定传主人选时，我们的眼光多少有些“势利”，选取的大都是富有威望、成就卓越的“名家”，他们或曾叱咤风云，开创了美国司法的新时代，如约翰·马歇尔、厄尔·沃伦；或曾是某一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军人物，主笔过诸多里程碑式的经典判决，如路易斯·布兰代斯、小威廉·布伦南、哈里·布莱克门、约翰·保罗·斯蒂文斯；此外，还有治院有方的威廉·伦奎斯特、智识过人的安东宁·斯卡利亚、经历非凡的罗伯特·杰克逊，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国内一些读者对美国最高法院内部的自由派、保守派之争，一直有认识上的偏差。不少人以为自由派大法官注重人权，顺应民意，代表着正义、光明、开放，而保守派顽固不化，抱残守缺，代表着封闭、落后、狭隘。为避免这种断章取义式的误读，我们在确定人选时，格外注重了意识形态的平衡。传主中，既有自由派大法官，也有保守派大法官，还有在不同司法议题间立场摇摆不定的中间派大法官。

关于书目选择。越是伟大的法官，越有人乐意为其做传。事实上，像马歇尔、霍姆斯、布伦南、布兰代斯这样的大法官，都已拥有多部传记。不过，早期一些大法官传记，多由学者撰写，虽能做到论述专业、史料翔实，但布局谋篇乃至下笔行文，始终令人感觉匠气过重，理论综述多，细节刻画少。当然，这并不是说，学者笔下的法官传记都有这样的问题。比如，勒尼德·汉德法官的传记，曾被美国知识界誉为“史上最棒的法官传记”，而这本传记的作者，正是著名宪法学者杰拉尔德·冈瑟。

总之，在确定本套丛书的书目时，我们大致秉持了三个标准，即权威性、可读性和时效性。也就是说，作者最好是长期跟踪报道最高法院事务的记者，对历史背景、法院发展、法官个性、决策内幕都非常熟悉，如布莱克门、斯卡利亚传记的作者，又或者，作者曾经因工作或其他方面的关系，与传主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甚至一直保持联系，如伦奎斯特、斯蒂文斯传记的作者。虽然许多大法官有过从军经历，但是，法官不像律师、警察和检察官，他们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多是在坐堂问案、讨论案情、撰写判决，在最高法院内部，他们或许也经历过惊心动魄的明争暗斗，但是，这类传记不会像其他司法人物的传记那样，有那么多扣人心弦的紧张情节，当然，越是如此，对作者驾驭材料、讲述故事的能力，要求也就越高。相对来说，新闻记者或专栏作家一直受这方面的训练，也更擅长这类面向大众的“公共写作”。此外，最近几年，不少巳故大法官的私人文档陆续解密。在任或退休大法宫也不再抗拒记者采访，可供各类传记作者掌握的“猛料”，自然也更加丰富。所以，入选本套丛书的，大都是21世纪之后，乃至最近五年出版的传记。

关于译者选择。翻译，尤其是介于文学作品与学术作品之间的法政文化作品的翻译，通常是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在学术圈，这类作品往往不能算学术成果，也不可能像文学畅销书那样，靠版税获得更多回报。而且，像大法官传记这类著作，译者必须吃透美国的政治文化、司法现状、高院历史，具备一定的法学或政治学知识，还得有一定文字功底，不至于把一部人物传记翻译得晦涩拗口。为此，在选定译者时，我们更多抱着一种寻找志同道合者的心态，并不注重作者的学历、职称和名气。目前确定的几个译者，多是从“豆瓣”网或网络杂志“纵横周刊”的作者群中“淘”来的。他们当中，有人长期研究美国政治，并在海外攻读政治学专业；有人已在美国工作多年，熟悉那里的文化、生活，并著有观察美国司法现状的著作；有人一直关注美国最高法院动态，时常有妙文短评出手。总之，一切才刚刚起步，希望有更多对美国司法文化有兴趣，愿致力于翻译事业者，能够与我联系，并志愿加入我们的团队。更希望我们的读者中，会有中国未来的大学者、大律师或大法官出现。

是为序。

何帆

2011年6月6日

于最高人民法院

苏特大法官在新罕布什尔的朋友中．有一位曾经提到“苏特夏季综合征”。多年以来，这位生性俭朴的大法官，一直是最高法院中的百万富翁之一，他本可在他想去的任何地方度过整个暑假。他的大多数同事，都在夏季里四处旅行，通过教学授课获取可观报酬，出访各国发表演讲。但这可不是苏特的作风。例如，2002年，他没有申报任何教学事务，唯一的一次公务出行，是去加利福尼亚参加纪念宪法学家杰拉尔德·冈瑟(Gerald Gunther)的追悼会。每逢最高法院夏季休庭时，苏特便匆匆赶回他深爱的新罕布什尔，他的心神似乎在此飞升，当返回华盛顿的日子渐趋临近时，又再日渐低沉。

奥尔与里诺律师事务所的罗纳德·斯诺，引述他朋发的原话说，“他在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城市中，得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工作。”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后，苏特大法官表示，他深深担心，华盛顿“将会成为一个军营”。斯诺回忆说，身为最高法院安全委员会的委员，他“努力争取对公众更加开放，而不是相反”，但几乎没有取得成功。“他告诉我……他走到国会大厦去做身体检查，……整个行程没有一个(护送警员)。他没有随身携带特别证件，他们本来不会让他见医生的。他说，‘我告诉他们我带了证件，上面写着我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在任大法官。结果警卫人员还是把我赶了回来。’……他痛恨保安措施，这让他无法自由散步，无法一个人赶往机场。他开着自己的小车子赶回(新罕布什尔的)家中。他不坐飞机。你知道的，当这个家伙开着他那辆小小的大众车，在新泽西的高速公路上结束这段行程时，法警一定是怒不可遏了。他没有手机，所以，也没法联系上他。”①

最高法院2003年开庭期末的一件小事，使苏特大法官对这座首都的印象几乎无法改观。担任大法官之初，苏特曾和朋友们谈起，他在深夜散步时碰到的一群年轻人非常友善，使他如释重负。但这则插曲丝毫没有让他就此更加谨慎。照例，苏特在晚上都会绕着福特·麦克奈尔(Fort McNair)的小径慢跑，这个军事基地毗邻他在华盛顿西南的公寓。之后他会慢跑回家。2004年4月30日是星期五，当晚九时左右，他从那条小径慢跑回家，两名或两名以上的年轻人袭击了他。他没有遭到抢劫，警察似乎也相信，袭击他的人不过是随性滋事之徒。联邦最高法院的警察将苏特带到华盛顿医疗中心，在回到公寓之前，他在那里待了好几个小时，最高法院的发言人称，他只是受了点“轻伤”，“已经感觉好多了。”但是，当他在星期一回到法官席上时，他的脖子却仍显瘀紫。

苏特对华盛顿的反感和对家乡的热爱，使他的一些朋友相信，一旦结束最高法院的十五年任期(到2005年止)，可以获得全额退休金时，他或许就会积极考虑退休问题。本书付梓之际，他还没有表露出任何作出这种宣告的迹象。而且，大法官们离开最高法院。往往只会出于健康原因或者去世之时。不过，就算不是从一位法官的角度，而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看，苏特也几乎不会按常理出牌。他可能会轻松地作出决定，早早离开华盛顿，而不是恋栈不去。

另一方面，很显然，他似乎非常享受自己的工作以及与同事的关系。据说，他和奥康纳大法官夫妇交往十分密切，在他多少有些步履维艰的任期之初。他们对他殷勤以待。他在康科德的朋友比尔·格拉恩说，他“对露丝·金斯伯格也评价极高。……我想，在他们当中，露丝或许是他寄予个人感情最深的人。但我觉得，他和他们(所有人)都相处融洽。这才是典型的戴维。他和斯卡利亚在许多问题上各执一端，毫无疑问，有人认为，许多时候，斯卡利亚走得太远。但在个人层面上，他和斯卡利亚处得很好。……如果人们就自己的司法信念和提出的论点拥有合理的理由，他也相信确实如此，对于那些与他观点不一致的人，他一点儿也不会感到困扰。”不过，毫不意外的是，苏特认为，多少透着几分古怪的斯蒂文斯大法官——他和金斯伯格、布雷耶大法官最频繁地结成联盟的人——才是最高法院“最聪明”的大法官，而不是安东宁·斯卡利亚。

不管苏特有何计划，似乎可以确信的一点是，他并非当代共和党总统会提名担任他的继任者的那种大法官。哈伦·菲斯克·斯通是苏特的前辈，也是新罕布什尔人，他的肖像就悬挂在苏特的办公室中，他是公民自由权的斗士，也是审查国会管理权异议时司法克制理念的倡导者。与斯通一样，苏特深深扎根于内战和重建时代传统的共和党理念，而不是那种新的共和党人，为了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后者深深倚重于对种族和政治上保守的南方白人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吸引力。毕竟，他的高曾外祖父艾伦曾为确保林肯的总统提名立下汗马功劳，他的其他祖辈也曾为地下铁路运动而奋斗。

最为重要的或许是，苏特大法官的普通法司法理念，对宪法解释的灵活方法，对包括宽泛的公民自由权判决在内的先例的严格恪守，都使他与未来的共和党最高法院提名人迥然不同。偶尔，苏特会提交一份意见书，支持公民自由权诉求或者全国管理权主张，身为自由派民主党人的比尔·格拉恩会打电话给大法官，开玩笑地指责他“(正在)转变成该死的自由派”。格拉恩说，苏特的回答“总是说，‘就像是新英格兰的老农，有人问他，你老婆好吗？他就说，跟什么比？如果我是自由派，跟什么比呢？

不过，正如格拉恩欣然赞同的那般，苏特的普通法司法理念，使他得以形成一种不论如何衡量都相对属于自由派的司法记录，以伦奎斯特法院的标准而言也当然如此。于是，最大的讽刺就是，布什一世总统想要提名一位“隐形候选人”，以此避开罗伯特·博克引发的那种提名战，千挑万选出来的大法官，最终却成为博克和里根一布什任命进入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的截然对立面。

亚布洛以美国第105位大法官戴维苏特为传主，写出了一本精彩绝伦、充满人性的传记。他似乎轻而易举地捕获了苏特在性格、理念和审判工作上的特点，并以优雅的文笔、丰富的资料予以呈现。读毕此书，你会像熟悉一位老朋友一样熟悉苏特大法官。

——雨果·布莱克大法官传记作者霍华德·鲍

廷斯莱亚布洛这一次为我们呈现的，是关于戴维苏特的一本精彩纷呈、资料翔实、令人信服的大作。在叙述苏特的个人经历时，亚布洛融人了对当代政治思潮的审慎理解，创作出一本引人人胜的精彩传记。

——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克米特·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