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中短篇小说集。收入了作者的中短篇小说《别墅女人》、《人的另类读本》、《寻找》、《状态》、《有人找我》、《远去的不再来》六篇，书写温州和温州人，解读温州和温州人的历史和文化基因，描绘当代中国的嬗变，民营企业家和知识分子。

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是国家一级作家戈悟觉写在新世纪的六部中短篇小说。《状态》一书写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自强和困惑，不甘和无奈。他们的故事是时代的记忆。

前言

别墅女人

人的另类读本

寻找

状态

有人找我

远去的不再来

寻找

上篇

尤华生来石山市，在这里想起打听一个早就认识的人，女人。

副市长设宴招待。10年来，每到一地，他已经历从企业请吃，到行会、工商联，到局长、秘书长，到副市长、市长，现在是谁请吃都无所谓的过程。不过在石山，他还是在乎的。席间，副市长第三次提起市长因为出国考察不能妻子出席晚宴。

“去哪个国家？” 尤华生问，为了使谈话不中断。

“日本，日本国。上周六飞东京，前天在京都，今天要去名古屋，以后还要去大阪，奈良……”

尤华生对这位未曾晤面的市长的行程，装出很有兴趣的样子。

“可惜，现在不是开樱花的季节。” 尤华生说。樱花早半年就谢了；他相信，说话的能力就是说废话的能力。

“尤先生是第一次光临敝市吧？”

“来过的。”这时，尤华生差不多是要想起打听一个女人了。

“我们怎么不知道？”副市长扶了扶眼镜，表情夸张地（尤华生看得明白）把惊讶的目光投向办公室主任关明。关明向他摇摇头。副市长转向宁夏温州商会会长，亲密无间地说：“陶会长，这就是你的失职了。你总该通知我们一下。我们比起温州是第三世界，吃顿饭还是可以的，派辆车，这零零几号公车，究竟要方便一些。”

陶会长满脸是笑（他很有人缘），连忙点头：“是的，是的。当然，当然。”

“陶会长说‘当然’，下一次就是‘当然’了。”副市长笑了笑。他觉得这是幽默。他举起杯，为“当然”干杯。大家都站起来。副市长可以说很放松了，尤华生也感到刚才有点拘谨，这时候他完全想起要打听她。

“我打听一个人，女的，姓……好像姓杨。”

他特别留意副市长脸上掠过的一丝暧昧。官员眼里的企业家找女人很正常（官员成熟的标志之一），记不起名字，那更正常。暧昧就暧昧吧，这是他的问题。他有一种快意。

“很好，很好。”副市长说（怎么会说很好？打听很好，女的很好，还是姓杨很好），“关主任，你负责这件事，直接向我汇报。”

他明白了，因为能为他做一件事，所以很好。市长敬业。市长也不好当。

“好的，好的。”关明说着在领导面前最习惯最得体的话，起身从公文包里掏出本子，在本子上写两个字：“杨，女。”再没有好写的了。只写两个字显得怠慢，于是在这两个字下面划一条线，又粗粗地划一条线，他不便问，这位杨小姐或杨女士到哪里去找，多大年龄。他等着散席后抽空问他，散席后副市长十分殷勤，亲自拉开车门。副市长的热情（属于尊重）让关明难以启齿询问这种纯属具体甚至琐碎的事情。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感恩故事。二十多年前的中国少死了（也可能不会死）一个人，多了一个恩人。

尤华生二十多年前来过石山，十八岁。

初中毕业在村里学了两年裁缝。听村里人说，宁夏做衣服不管上衣、裤子全是五元一件，而村里上衣两块五，裤子两块。宁夏在哪里？他跑到中学校长办公室看地图，找到了，这么小，这么远。小是地图上画的，远是实实在在的，比北京远一倍。远不怕，总有走到的一天。“千里当官少吃粮，千里做活为赚钱。”他向亲友筹借了二百元，他自己动手把家里的缝纫机改装，可以背上走，便独自上路。

临走，爸爸在山崖上挖了一棵“死不了”。“死不了”学名叫卷柏，俗名铁拳头，蕨类植物，药材。晒干烘干，见水就活，长出绿叶。  爸说：“说死霉气，心惦着家就行。”

温州人身上有走四方的基因，不把出远门当回事。尤华生更是少年不识离别愁，在桥下时伸了伸懒腰，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对爸妈说：“‘死不了’太黑，我要开出朵花来见你们。将来接你们去北京还是上海，由你们选。家里有二十八只鸭子，我数过，别丢了。”站在船上还在说话，话还这么多！

石山果然是五元做一件衣服。这里虽然是大西北，但街道宽阔，楼房多，满街跑卡车。比温州强，温州满街是人，比他的山村强多了，山村人太少。他一下子就爱上石山。他租了临街的一间简易红砖房，一天五角房租。交了一年房租身上只剩七元，够两天饭钱。他相信一开张就能赚钱。后来饿了一天。一时买不到裁衣板（也没钱买），他卸下门，趴在门板上写一张纸招牌：“温州华生裁缝店”。他为自己是一个人了兴奋不已，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手舞足蹈，大声唱歌，想一句唱一句，七凑八搭，五音不全。没有人管，没有人认得——这有多好！

（后来他常常想起这一天。他对记者说，他是唱着进行曲上路的。这是胡说。可是这一天到底是十月几日，怎么也确定不了。可见他当年还是缺乏雄心壮志，没有历史感。）

P115-118

我在这本小说集里，书写温州和温州人。

十七岁离开温州上北京大学，大学毕业满怀激情奔赴大西北，在宁夏生活工作了三十多年。记者生涯，作家生涯，五百多万字的作品，5种语言的译本和二十多个奖项，对大西北我是不陌生了。于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回到东部家乡。西部加东部，方能感知完整的中国。其时，“温州模武”国内外耀眼，温州人被视为“神奇的特殊群体”。

不过，我没有去报社、文联。当记者写过不少遵命文字，当下的文学时尚我也不愿逐流。我选择了教育。可是很快发现作为一个大学的领导，我对教育改革无能为力，完全无所作为。我再一次寻求选择：偏居东南一隅、1999年才通火车的温州何以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多次政治运动的风源；根基浅、学历低的温州人何以成为改革开放的时代先驱。解读温州和温州人的历史和文化基因让我入迷，我主编温州有史以来第一部研究、记述温州沿革、人物、文化和著作的《瓯越文化丛书》，二百三十多万字；主编两卷报告文学集《走出温州》。古代和当代，合成一幅温州和温州人的长卷图景。期间，写报告文学、散文、杂文、文史文章，也有几十万字。运作文化、文学活动，例如先后举办六届“正泰杯”全国报告文学大奖赛和两届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例如“把文字写在大地上”，倡议和策划中国鞋文化博物馆，中国第一进士村和江心屿“诗之岛”。

只是，我把小说创作搁置了。

“回到小说”——我对自己说。小说原本是我的文学创作主项。小说创作是书写和重建时代的集体记忆；小说才能承担对抗“存在被遗忘”的使命。

是时候了。沉寂十年，21世纪我的小说创作重新出发。不再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一年拿出十几万字，我写得慢了，很慢，只求每一篇都有拿出来的理由和意义。

描绘当代中国的嬗变，民营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是两块主色板。我熟悉知识分子，不息而依附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扭曲的一代，是不甘、无奈的一代；温州是民营企业诞生、崛起之地。我担任几个民营企业的高级顾问，我尽自己所能为他们提供事业和人生的设计和咨询。回家乡我要干点实事，这是我要干的实事。我和他们同苦乐，共进退，我感同身受他们的勤劳和困惑，美丽和丑陋。这些人和事，也成了我小说中的人和事。

我涂抹这两大色块。因此，有了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