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上海，走进中国
主编的话
关于欧洲犹太难民来到上海、走进中国的路线、时间、人数，国内外一些著述的说法很不一致。综合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我们可分5个阶段来考察这些问题。
第一阶段，从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开始排犹到1937年8月日军侵入上海。在这几年里，纳粹德国开始排犹，大批德国犹太人被迫出走，但由于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还没有对犹太人关门，所以来到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德国犹太人数量并不多。如来到上海的犹太人，大都是与上海有些联系的，或有亲戚在上海，或曾在上海生活过，或其工作过的德国企业与上海有关系等。1933年首批抵沪的德国犹太人约12个家庭百余人。此后直到1937年夏，抵沪德国犹太人的总数很难精确统计，因为其中不少人又从上海转往其他地方。据估计，如不包括将上海作为中转站的人，这个数字在1000—1500人之间。由于当时上海和中国大部分地方还在中国政府管控之下，这一阶段来沪、来华的犹太人大多持有合法的护照和中国驻外机构签发的有效签证，也有少数犹太人从伪满洲国驻外机构获得“签证”，进入了中国东北。由于当时欧亚两洲均无重大战事，他们一般都循正常的海路航线从德国直接到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
第二阶段，从1937年8月到l939年8月上海有关当局宣布对涌人的犹太难民实施限制措施。这两年是来自德国及其他中欧、东欧国家的犹太难民涌人上海、走进中国的高峰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变本加厉，逐步升级。在“玻璃破碎之夜”达到高潮。随着德国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股排犹狂潮又向欧洲其他国家扩展，使得德国和中欧国家的犹太难民纷纷外逃，以求生存。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各国对犹太难民的入境限制越来越严格，而上海却因前述战乱后出现的特殊情况大门洞开。这一时期离开纳粹德国统治地区来沪的犹太人的境况十分悲惨，还有不少人是通过所谓的“非法”手段逃离德、奥等国的，如偷越国境、偷搭外轮、持短期签证进入别国再设法逃离欧洲等。他们来上海的路线大致有三条：大部分人先进入意大利，然后在意港口搭船来沪；一部分人则先进入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再在那里的大西洋港口搭船来沪；还有少数人坐船经多瑙河抵巴尔干国家，在那里登上海轮前来。关于该阶段来沪犹太难民的人数，说法十分不一致，有说1．5万人左右，有说1．7万－1．9万人，也有说2万人左右的。据我们综合各类资料分析，前两个数字主要来自各难民安置点的统计，是很不完全的，因为有不少难民并没有去难民营，而是直接投奔亲友，或自行租房安顿下来。如将这些难民算上，该阶段抵沪的犹太难民总数在2万人以上，大约为2．1万一2．2万人之间。在这一阶段，仍有少数犹太人从伪满洲国驻外机构获得“签证”，进入了中国东北，也有极少数犹太人从中国驻外机构获得签证后到了仍在中国政府管控之下的重庆等地。
第三阶段，从1939年8月到1940年6月意大利对英法宣战，战争在欧洲大陆和地中海、大西洋全面爆发。随着来沪欧洲犹太难民越来越多，正常的租界生活遭到巨大冲击，租界管理也日益混乱，这引起了租界居民的不满和租界当局的关注。如当时租界里就流传由沙逊家族投资的中国公共汽车公司正考虑解雇白俄雇员，改聘犹太难民，造成俄侨的恐慌。．租界当局担心犹太难民的大量涌入会产生巨大的财政和就业压力，带来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同时，上海犹太社团也感到日益增加的犹太难民将超过其救助能力。于是，租界当局和犹太社团纷纷要求予以适当的限制。1939年5月25日，犹商沙逊和海亦姆也表示：“如果难民的涌入能以某种方式加以限制的话，我们将感到满意。”此外，由于难民大量涌入虹口，使住房租金日涨，商业竞争愈益激烈，也使居住在此的日侨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措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39年8月，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和日本占领军当局达成协议，宣布护照上有“J”字的欧洲犹太难民进入上海须预先申请上陆许可，而获得上陆许可的条件是：每人交付400美元的保证金（13岁以下小孩100美元）；有近亲在上海居住；已在上海找到工作或准备与上海居民结婚。此规定实施后，欧洲各轮船公司均拒绝向没有上陆许可的犹太难民出售赴上海的船票，已在途中的犹太难民更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不过，由于二战爆发后拥有欧洲最大犹太社团的波兰沦入纳粹手中，致使逃离欧陆的犹太难民急剧增加，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组织也千方百计地援助这些犹太难民，因而仍有不少犹太难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上海。同时，由于英国对德宣战而驱赶德侨，也导致百余名德籍犹太人从香港、新加坡等来到上海。可笑的是，按照希特勒的法令，这些犹太人实际上早已被剥夺了德国国籍。据统计，这一阶段来沪犹太难民的数量虽然锐减，但仍有2000－3000人，其中不但有来自德、奥的，还有来自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的。该阶段犹太难民的来沪路线与前阶段相似，其中一些人又从上海去了中国其他地方。在这一阶段，仍有一些犹太人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伪满洲国和仍在中国政府管控之下的地区。P46－48
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来华犹太难民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本书初稿完成于2013年，可以在2014年出版，但考虑到2015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犹太难民来华避难幸存70周年，所以决定在20l5年正式推出，以纪念这三个重要的日子。这样一来，也给了我和参加本书编撰的同仁们更多的时间，以达到精益求精的目标。2015年元旦和春节假期，我们几乎没有休息，全力以赴、夜以继日，终于在2月底完成了书稿正文，3月底完成了所有配套工作。
30多年来，特别是在《来华犹太难民研究》作为国家重大课题立项以来，我们采访了数百位当年来华犹太难民，本书选用的38人回忆录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在编撰过程中，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得不舍去许多精彩故事，总是感到十分遗憾，好在这38人的故事具有代表性，反映了来华犹太难民群体的总体情况和方方面面的细节。有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在本书中还是首次披露。
我们采访的对象大多在八九十岁，我们确实是在与时间赛跑。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将他们脑中的宝贵记忆抢救了下来，可以为后世永远留存。在这里，我要向所有接受过我们采访或为我们提供记忆资料的原来华犹太难民及其后裔表示感谢。令人遗憾的是，本书提及的38位来华犹太难民中，有些已经去世，本书也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历史学中的口述史研究往往是为学术精品打基础，更有些口述史精粹本身就是传世之作。因此，要完成《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这样的口述史著作，没有一丝不苟、实事求是、坚持不懈的态度是难以取得成果的。在无数次艰苦细致的采访中，在将浩如烟海的采访记录加以去粗取精的复杂过程中，我们对此深有体会。因此，我要对参加本书编撰的项目组成员和其他合作伙伴表示感谢。还有许多人虽然没有参加《来华犹太难民研究》项目组和本书编撰，却为本书的推出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我也要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我特别要感谢时事出版社副社长苏绣芳和本书的责任编辑雷明薇，没有她们的支持和帮助，本书是不可能问世的。
愿我们这本回忆录能为促进对来华犹太难民的研究作出微薄的贡献，使后代永远不忘那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并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编者
2015年3月30日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38位来华犹太难民及其后裔关于那个艰苦年代的记忆。
70多年前，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都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它们对每一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犹太人的拒绝，都等于扼杀了一个生命。回顾那段历史，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人民和上海这个大都市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向犹太难民敞开了大门，为救助他们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从1933年到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也有少数人从其他城市进入中国，其总人数达3万。除了其中数千人经上海等城市去了第三国外，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2．5万名左右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他们的“诺亚方舟”，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
当600万犹太人在欧洲被屠杀之时，来华犹太难民与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在中国的土地上度过了艰难岁月，有的还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目前，仍然健在的前来华犹太难民及其后代分布在世界各地，具有强烈的“中国记忆”和“上海情结”。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被公认为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所作出的一大“善举”和贡献，受到各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我记得，20年前，在欧洲举行了许多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的活动，但只有一个活动直接与中国有关，那就是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办的“奥地利犹太人避难上海”研讨会。我参加了那次会议并做了主题发言，见到了许多当年在上海避难的犹太老人。会后几天，奥地利议会决定设立基金，对纳粹暴政给犹太人造成的苦难给予赔偿。现在，每年都有奥地利“大屠杀纪念服务”项目的志愿者来到我担任主任的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工作。1994年，上海市和虹口区政府在战时犹太难民聚居的虹口霍山公园建立了犹太难民纪念碑。前来参加揭幕仪式的美国犹太社团领导人施奈尔拉比激动地说：“辛德勒的名单救了l000多人，而上海拯救了整个犹太社区数万人。”进入21世纪，上海正式建立了犹太难民纪念馆。不仅是以色列总统和总理、各国犹太名流，而且其他国家领导人如德国总统和总理、奥地利总统、美国第一夫人等来上海都要访问该馆，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也纷纷来到纪念馆“上课”。
现在，“上海”一词在有关纳粹大屠杀的史料中已成了“拯救”、“避难地”的代名词。上海救助犹太难民和中犹人民互相支持的难忘历史成了学术研究、纪念活动、艺术创作的一个持续发展的热点，关于这个题材的论文、著作、小说、电影、戏剧、展览会不断涌现，因为这个题目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年来，国际上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横行，新纳粹、种族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再次泛滥，“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甚至有人公然否定法西斯犯下的历史罪行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这就使来华犹太难民这个题目所具有的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意义越发突出。同时，这个题目因其特有的中犹友好内涵又在促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和我们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团队从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进行来华犹太难民研究，推出了一系列成果，还通过研讨会、展览会、媒体和影视对此进行了广泛宣传。然而，由于条件所限，当时我们对该历史事件的基础研究还是十分欠缺的，特别是对许多还健在的犹太难民尚未进行采访，对一些第一手资料也没有进行深入剖析。2010年底，“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一1945）”被正式确立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由我担任首席专家，使我们的研究质量和水平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提升。四年来，我们以争分夺秒的精神采访仍然健在的前犹太难民及其后裔，抢救了一批前犹太难民的口述和文字记忆，并收集了大量与犹太难民相关的文件、档案资料。经过对这些材料进行更加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进一步夯实了我们课题研究的资料和理论基础，为推出质量更高的成果奠定了基础。本书就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来华犹太难民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使用的完全是前来华犹太难民的第一手口述和文字史料，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他们逃离纳粹统治下的欧洲、抵达上海和走进中国、在中国土地上闯荡和拼搏、在虹口隔离区度过艰难时刻、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等难忘经历，以及离开中国后始终难以割舍的中国记忆和上海情结。在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时推出这本书，更具有特殊意义。
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历史上那些难忘篇章仍然闪烁着诱人的光彩。包括我们课题组在内的许许多多普通人长期以来辛勤工作，收集、整理、研究那浩如烟海的文字资料和当事人记忆中的活资料，为后世保存重要的历史记忆，使子孙后代能汲取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为使世界更美好而奋斗。
但愿我们这本书以及我们的工作能够通过宣扬人类历史上友好互助、抗歪扶正的感人业绩，以及传承人类文化中的真善美价值观，为努力构建一个和谐、包容、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
潘光
2015年3月20日
于上海犹太研究中心
潘光编著的这本《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使用前来华犹太难民的第一手口述和文字史料，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他们逃离纳粹统治下的欧洲、抵达上海和走进中国、在中国土地上闯荡和拼搏、在虹口隔离区度过艰难时刻、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等难忘经历，以及离开中国后始终难以割舍的中国记忆和上海情结。在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推出此书，具有特殊意义。
潘光编著的这本《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是本口述历史著作。历史学中的口述史往往是为学术精品打基础，更有些口述史精粹本身就是传世之作。因此本书作者本着一丝不苟、实事求是、坚持不懈的态度，在数次艰苦细致的采访中，去粗存精，为来华犹太难民的研究贡献了充满华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