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收录了萧红的两部中篇小说，包括《生死场》和《呼兰河传》。

《呼兰河传》是一部充满童心、诗趣和灵感的“回忆式”长篇小说。呼兰河小城的生活或许有一点沉闷，但无论是扎彩铺、放河灯、跳大神，娘娘庙会、野台子戏，还是北方大自然的风霜雨雪、火烧云，萧红用绘画式的语言，“在灰暗的日常生活背景前，呈现了粗线条的，大红大绿的带有原始性的色彩”，勾勒出一幕幕充满童趣的影像。

《呼兰河传》收录了萧红的两部中篇小说，包括《生死场》和《呼兰河传》。

《生死场》是萧红一部传世的经典名篇，它对人性、人的生存这一古老的问题进行了透彻而深邃的诠释。这种对人生的生存死亡的思索，超出了同时代的绝大部分作家。鲁迅称它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幅“力透纸背”的图画。

《呼兰河传》是萧红后期代表作，通过追忆家乡的各种人物和生活画面，表达出作者对于旧中国的扭曲人性损害人格的社会现实的否定。

《呼兰河传》以成熟的艺术笔触，写出作者记忆中的家乡，一个北方小城镇的单调的美丽、人民的善良与愚昧。萧红小说的风俗画面并不仅为了增加一点地方色彩，它本身还包含着巨大的文化含量与深刻的生命体验。

序

呼兰河传

生死场

一只山羊在大道边啮嚼榆树的根端。

城外一条长长的大道，被榆树荫蒙蔽着。走在大道中，像是走进一个动荡遮天的大伞。

山羊嘴嚼榆树皮，黏沫从山羊的胡子流延着。被刮起的这些黏沫，仿佛是胰子的泡沫，又像粗重浮游着的丝条；黏沫挂满羊腿。榆树显然是生了疮疖，榆树带着偌大的疤痕。山羊却睡在荫中，白囊一样的肚皮起起落落。

菜田里一个小孩慢慢地踱走。在草帽盖伏下，像是一棵大形菌类。捕蝴蝶吗？捉蚱虫吗？小孩在正午的太阳下。

很短时间以内，跌步的农夫也出现在菜田里。一片白菜的颜色有些相近山羊的颜色。

毗连着菜田的南端生着青穗的高粱的林。小孩钻入高粱之群里，许多穗子被撞着，从头顶坠下来。有时也打在脸上。叶子们交结着响，有时刺痛着皮肤。那里是绿色的甜味的世界，显然凉爽一些。时间不久，小孩子争着又走出最末的那棵植物。立刻太阳烧着他的头发，机灵的他把帽子扣起来，高空的蓝天遮覆住菜田上闪耀的阳光，没有一块行云。一株柳条的短枝，小孩夹在腋下，走路的他两腿膝盖远远的分开，两只脚尖向里勾着，勾得腿在抱着个盆样。跛脚的农夫早已看清是自己的孩子了，他远远地完全用喉音在问着：

“罗圈腿，唉呀！……不能找到？”

这个孩子的名字十分象征着他。他说：“没有。”

菜田的边道，小小的地盘，绣着野菜。经过这条短道，前面就是二里半的房窝，他家门前种着一株杨树，杨树翻摆着自己的叶子。每日二里半走在杨树下，总是听一听杨树的叶子怎样响；看一看杨树的叶子怎样摆动？杨树每天这样……他也每天停脚。今天是他第一次破例，什么他都忘记，只见跛脚跛得更深了！每一步像在踏下一个坑去。

土房周围，树条编做成墙，杨树一半荫影洒落到院中；麻面婆在荫影中洗濯衣裳。正午田圃间只留着寂静，惟有蝴蝶们为着花，远近的翩飞，不怕太阳烧毁它们的翅膀。一切都回藏起来，一只狗出寻着有荫的地方睡了！虫子们也回藏不鸣！

汗水在麻面婆的脸上，如珠如豆，渐渐浸着每个麻痕而下流。麻面婆不是一只蝴蝶，她生不出磷膀来，只有印就的麻痕。

两只蝴蝶飞戏着闪过麻面婆，她用湿的手把飞着的蝴蝶打下来，一个落到盆中溺死了！她的身子向前继续伏动，汗流到嘴了，她舐尝一点盐的味，汗流到眼睛的时候，那时非常辣，她急切用湿手揩拭一下，但仍不停的洗濯。她的眼睛好像哭过一样，揉擦出脏污可笑的圈子，若远看一点，那正合乎戏台上的丑角；眼睛大得那样可怕，比起牛的眼睛来更大，而且脸上也有不定的花纹。

土房的窗子，门，望去那和洞一样。麻面婆踏进门，她去找另一件要洗的衣服，可是在炕上，她抓到了日影，但是不能拿起，她知道她的眼睛是晕花了！好像在光明中忽然走进灭了灯的夜。她休息下来，感到非常凉爽。过一会在席子下面她抽出一条自己的裤子。她用裤子抹着头上的汗，一面走回树荫放着盆的地方，她把裤子也浸进泥浆去。

裤子在盆中大概还没有洗完，可是搭到篱墙上了！也许已经洗完？麻面婆的事是一件跟紧一件，有必要时，她放下一件又去做别的。

邻屋的烟筒，浓烟冲出，被风吹散着，布满全院，烟迷着她的眼睛了！她知道家人要回来吃饭，慌张着心弦，她用泥浆浸过的手去墙角拿茅草，她沾了满手的茅草，就那样，她烧饭，她的手从来没用清水洗过。她家的烟筒也冒着烟了。过了一会，她又出来取柴，茅草在手中，一半拖在地面，另一半在围裙下，她是拥着走。头发飘了满脸，那样，麻面婆是一只母熊了！母熊带着草类进洞。

浓烟遮住太阳，院一霎幽暗，在空中烟和云似的。

篱墙上的衣裳在滴水滴，蒸着污浊的气。全个村庄在火中窒息。午间的太阳权威着一切了！

“他妈的，给人家偷着走了吧？”

二里半跛脚厉害的时候，都是把屁股向后面斜着，跛出一定的角度来。他去拍一拍山羊睡觉的草棚，可是羊在哪里？

“他妈的，谁偷了羊……混账种子！”

麻面婆听着丈夫骂，她走出来凹着眼睛：

“饭晚啦吗？看你不回来，我就洗些个衣裳。”

让麻面婆说话，就像让猪说话一样，也许她喉咙组织法和猪相同，她总是发着猪声。

“唉呀！羊丢啦！我骂你那个傻老婆干什么？”

听说羊丢，她去扬翻柴堆，她记得有一次羊是钻过柴堆。但是，那在冬天，羊为着取暖。她没有想一想，六月天气，只有和她一样傻的羊才要钻柴堆取暖。她翻着，她没有想。全头发洒着一些细草，她丈夫想止住她，问她什么理由，她始终不说。她为着要作出一点奇迹，为着从这奇迹，今后要人看重她，表明她不傻，表明她的智慧是在必要的时节出现，于是像狗在柴堆上耍得疲乏了！手在扒着发问的草杆，她坐下来。她意外的感到自己的聪明不够用，她意外的对自己失望。

过了一会邻人们在太阳底下四面出发，四面寻羊；麻面婆的饭锅冒着气，但，她也跟在后面。

二里半走出家门不远，遇见罗圈腿，孩子说：

“爸爸，我饿！”

二里半说：“回家去吃饭吧！”

可是二里半转身时老婆和一捆稻草似的跟在后面。

“你这老婆，来干什么？领他回家去吃饭！”

他说着不停的向前跛走。P141-143

萧红本名张迺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表现东北民众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中篇小说《生死场》震惊文坛，被称为抗日作家。她以自己短暂的一生，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写下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涉及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多种文体，留给我们一笔丰富的文学遗产，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至今仍然感动着读者。

一

一九一一年六月一日，萧红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城一个具有维新倾向的乡绅地主家庭。他的父亲张廷举是呼兰教育界的头面人物，出任过小学校长等多种职务，是个兼容新旧善于变通的矛盾人物。萧红从小在祖父的溺爱中长大，和家族中其他的人感情上都很疏远。她受惠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妇女解放的思潮，呼兰的小学刚一设立女生部，就被送进学校读书。小学毕业的时候，因为升学和父亲发生了最初的冲突。经过一年的持续斗争，她得以进入哈尔滨东省特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她在这里接触到有着新的知识结构与思想背景的教师，也接触了鲁迅等一批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和域外左翼作家的许多著作，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她在课外练习写作，学习绘画，参加各种体育锻炼，喜欢和有思想的男同学交往。她投身爱国学生运动，热衷于各种社会活动。尢都市中的经历开阔了她的视野，对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有了切肤的感受，获得观察社会的新视角。她立下独立自主的人生理想，向往富于创造的艺术生涯。由于接受了更激进的左翼思潮而和父亲发生了思想的分歧，终于因为婚姻问题爆发为不可调和的对抗。

一九三○年秋，萧红离家出走，和表哥陆宗舜到北京，进北师大女附中学习。由于家庭的经济制裁，被迫退回家中，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精神濒于崩溃。一九三一年二月下旬，再度离家南下，希望恢复北师大附中的学籍，终因经济等原因未果。三月，被追到北京的未婚夫汪恩甲带回了哈尔滨。之后她被家族软禁在阿城的张家老宅中近半年之久，趁“九一八”之后的混乱才逃了出来。经过一段寄寓的生活，在寒冬来临的时候，她去找未婚夫汪恩甲，和他在旅馆中同居。两个人在旅馆中住了多半年，欠下数百元的食宿费，汪恩甲说回家取些钱，回去即被家人扣下。旅馆老板断绝了对她的供应，扬言交不上钱就把她卖到妓院。临盆在即的萧红，在万般无奈的处境中，投书《国际协报》，得到裴馨园和舒群等左翼文人的同情与帮助，由此结识萧军并和萧军迅速陷入爱河。趁着哈尔滨发大水，萧红在舒群等人的帮助下，乘一只送柴草的小船逃出了旅馆。她在医院生下一个女婴，旋即送人。出院后与萧军一起住进了欧罗巴旅馆。为了纪念他们在艰难困苦中的邂逅相爱，朋友在《东三省商报》副刊《原野》上，发表了他们的爱情诗专刊。萧红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也走上了左翼文化的道路。

一九三三年，萧红在朋友的鼓励下写作《王阿嫂的死》，是为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一九三四年中秋节之后，她和萧军出版了合集《跋涉》，很快就被日伪法西斯当局查禁。在精神的大恐怖之下，他们逃离伪满洲国，投奔时在青岛的朋友共产党员舒群。在他们离开一周以后，他们的朋友共产党员罗烽被捕，在此后残酷的斗争岁月里，不少朋友为国捐躯。  萧红在青岛参与编辑《新女性周刊》，并且完成了《生死场》的写作(原名《麦场》)。不久，青岛的党组织被破坏，舒群全家被捕，萧红与萧军再次陷入精神的大恐怖之中。他们怀着侥幸的心理投书鲁迅，在迷惘中请教革命文学的方向。鲁迅很快回了信，这对于他们是极大的鼓舞。年底，他们坐在四等舱的杂货堆里，离开青岛奔向上海。

萧红与萧军初到上海的日子是贫困的。在鲁迅的帮助下，他们逐步叩开文坛的大门，并结识了茅盾、聂绀弩、叶紫和胡风等一批左翼作家，和他们保持了终身的友谊。一九三五年，在鲁迅的支持下，他们和叶紫组成了奴隶社，自费出版了《奴隶丛书》，包括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叶紫的《丰收》和萧红的《生死场》。两萧一跃成为著名的抗日作家，他们的作品是抗日文学的经典。鲁迅为萧红的《生死场》作序，胡风为《生死场》写了后记，高度评价了她的思想与艺术。在鲁迅身边，萧红受到了多方面的熏陶和启迪，思想和艺术更加成熟，完成了记叙自己在哈尔滨艰难生活的《商市街》。她结识了冯雪峰、史沫特莱和鹿地亘等左翼文人，增进了对中外文化的了解，对于文学观念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和萧军的情感纠葛，一九三六年夏天，萧红独自一人东渡日本。她在东京安顿下来，一边学习日文，一边坚持写作。她受到了日本刑事的无理骚扰，对于这个民族有了更切近的观察。不久她又经受了鲁迅逝世的巨大悲痛，这是继至爱的祖父去世之后，最大的精神打击。西安事变的爆发，又使她惊惶了一天。由于和萧军“没有结果的恋爱”，她改变在日本居、住一年的计划，于一九三七年一月离开日本回到上海。由于和萧军的关系恶化，她一度出走，进一家犹太人开办的画院学习，很快就被萧军的朋友找了回来。春天到来的时候，她又独自到北京小住。她和在北京搞学生运动的老友舒群一起，登上长城，被雄伟的景物和精美的艺术震撼，缓解了个人的悲伤情感。回到上海之后，她和萧军的关系有所改善。时局的迅速变化，也使她很快从个人的情感创痛中解脱出来。“七七”事变的爆发，拉开了全民抗战的历史帷幕。上海“八一三”抗战开始的第二天，她就写下散文《天空的点缀》。为了援救日本友人鹿地亘，她置生死于度外四处奔走。她和朋友们一起，支持胡风创办以抗日为宗旨的文学刊物《七月》，这个名字就是她起的。在组稿会上，她结识了东北来的青年作家端木蕻良。

由于战火的不断蔓延，萧红和萧军九月底离开上海到达武汉。在这里，萧红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家务的间隙中，开始写作《呼兰河传》。一九三八年一月下旬，他们应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的聘请，乘坐简陋的铁皮车驶向临汾，担任该大学的文艺指导工作。不久，丁玲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达临汾，两个杰出的女作家便历史性地在此会面。二月，太原失陷，临汾局势吃紧，民族革命大学决定撤退，作家可以留下跟学校走，也可以和丁玲的战地服务团一起走。在去与留的问题上，两萧蓄意已久的离异，爆发为激烈的争吵。最后是萧红独自跟随丁玲走。她原打算到运城之后去延安，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她和同行的艺术家受丁玲的委托，在行进的列车上集体创作了一个以抗日为主题的三幕话剧，到达西安后演出，场场爆满，轰动一时。不久，萧军从延安到西安，两萧在这里彻底分手。萧红此时已经怀了四个月的身孕。四月，萧红和端木蕻良乘火车回到武汉，并且在这里结婚。萧红想打胎，因为财力不支而作罢。他们的结合几乎受到所有朋友的非议，带给她的感受是不愉快的。六七月间，武汉形势也危在旦夕，端木蕻良先去重庆，萧红等到九月中旬才起身。

到达重庆的时候，萧红的临产期已近，就住到江津的朋友白朗家。十一月，萧红在医院中产下一个男孩儿。几天后她告诉朋友孩子死了，可是所有的人都没有看到死婴，很可能是悄悄送人了。她回到重庆，在这里完成了《纪念鲁迅先生》等一批精彩的文章。一九三九年的五六月间，日军加紧了对重庆的轰炸。在频繁的警报声中，萧红坚持写作，但体力和精神都有些不支，迫切希望有一个安静稳定的创作环境。

一九四○年一月十九日，萧红和端木蕻良飞到香港。这里是她人生的终点，也是她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她参加了文化界的各项活动，用自己的笔呼应着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写下了一生中许多重要作品。她为纪念鲁迅先生，创作了哑剧剧本《民族魂鲁迅》。发表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和《马伯乐》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写出了短篇小说《小城三月》、《北中国》、《后花园》，还完成表现哈尔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九日学生维护路权的反目爱国运动的长篇小说《晚钟》。正当创造力旺盛的高峰期，她却被病魔缠身。《马伯乐》的第二部刚刚写完，她就一病不起。她辗转病榻，住在英殖民地的医院里，备感被人冷视的凄凉。而战争的炮火又催逼而来，使她的精神也饱受惊吓和折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在炮火中仍然和照看她的友人骆宾基探讨文学，计划着胜利以后约上几个朋友，重走红军长征的路线，完成冯雪峰表现长征而没有写完的“半部‘红楼’”。可惜法西斯的战争魔爪撕碎了她的文学之梦。由于日军占领后的军管，她颠簸在频繁迁移的路途中：从自己的家到医院，从医院到旅馆，从旅馆到朋友家，再到另外的旅馆；从英国的医院到法国的医院，从私人医院到临时的医疗站……终于她死于庸医误诊，终年才三十一岁。临终前的遗言说：“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红的一生是逃亡漂泊的一生，也是反抗战斗充满创造精神的一生。她逃避法西斯的迫害，最终还是死于战争的戕害；她反抗父权制的精神奴役，但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陷落在男权文化的话语陷阱中，感叹作为女人的不幸。她把自身的解放汇入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自己的笔书写着人民的苦难、屈辱、悲愤与抗争。她在遍布荆棘的不归路上跋涉一生，生命转换在神奇的语言文字中，焕发出超越时空的灼人艺术光彩。

二

萧红是一个有着独立思想的作家。她生活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阶级压迫的惨烈与民族危亡的紧迫，法西斯战争的巨大灾祸，都影响着她的生活与创作。她回应着时代的要求，以战斗的姿态进入民族乃至人类争取解放的行列。

萧红开始写作的三十年代初，正是左翼文学方兴未艾的时期。革命文学基本的宗旨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以阶级论为基础，关怀底层民众的苦难、促进社会的变革。她感应着这样的潮流，一起步就是一个左翼作家，对于底层民众的关注贯穿她的一生，用自己的笔揭露社会的黑暗也是她创作中的重要部分。她主要是以乡土为基本视角，表现普通农民悲惨的生活，他们的反抗、失败与屈辱，他们麻木的精神状况，他们在严酷的自然力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双重压迫下卑微的生存。这一点使她和激进的左翼思潮保持了心理的距离，也自觉地和民粹主义区别出来，思想的源头更接近五四开创的启蒙理想。

萧红同情革命，在早期的小说《看风筝》中就涉及了职业革命家，《生死场》出版的时候署名萧红，也是为了和萧军联名隐喻“小小红军”的意思。但是她不愿意参与党派斗争，不肯进入任何主流话语的腹地。在政治上更接近自由主义的立场，这和“五四”个性解放的思潮相通，而区别于一般的革命文学主张。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面对法西斯暴力的摧残，萧红明确提出作家不是属于阶级的，而是属于人类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代，作家都要对着人类的愚昧。这样的思想深度，是她得以超越时代的重要原因。

萧红成长在一个文化震动的时代，战争的炮火也摇撼着严密的体制，这使她可以在新的意识形态背景中洞察历史与文明。她的主要作品中，都表达了对于父权制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观念的怀疑乃至嘲讽与批判。对于乡土社会所维系的传统文化价值是她主要审视的对象，如：生命的沉寂、卑琐，情感价值的荒凉，以及迷信、保守、自私、势利、愚昧到残酷的程度等，《呼兰河传》是典型的代表。对于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缔造的现代大都市，她的批判也是犀利的，《生死场》中的盲目受孕的乡村女性金枝，丈夫破产之后，在暴怒中摔死了未满月的女儿，为了生活勇敢地走进城市，在令人恐怖的底层，得到的是更难堪的被强暴的屈辱。马伯乐的洋奴家庭是以基督教为背景，体现着殖民文化的特征，而自私、虚伪与吝啬则同样表现了精神的空虚腐朽。萧红通过他一路逃亡的遭遇，写出了都市社会中各种无耻之徒的丑恶嘴脸。她在日本写给萧军的信中，陈述了自己对于日本的印象，认为是比中国还要病态的民族，没有“健康的灵魂”。她揭露着封建文化熏陶出来的男性，也嘲笑了外来文化教育出来的新式知识者，发现了他们共同的虚伪。这些都属于她所谓“人类的愚昧”的范畴。

萧红的思考因此超越了种族与文化，达到了人类性的高度。所有这一切，又是基于性别的立场。萧红是从女性的经验洞察历史，追问女性生存的价值与意义。她作品中感人至深的是女性的文化处境及其命运，所有的女性人物几乎都是悲剧的结局。在阶级压迫下的乡村妇女是最悲惨的一群，《生死场》中的王婆就是一个典型；处于进步文化阵营中的女性，仍然要受到主张维新的朋友嘲笑，这是萧红自己的切身感受。她的女权思想是明确的，来自她从小到大的艰难抗争。这也是她至今启发着女性文学的走向，影响着不少后来人的重要原因。

萧红写作之始，就经历了挚爱的祖父的死，生产的痛苦与失去孩子的悲伤，这使她特别敏感生殖与死亡的问题。可以说这个问题是她创作的母题，一以贯之地存在于阶级、民族的表层叙事中，体现着她独具的女性敏感。她早期的短篇《王阿嫂的死》，就是写一个贫苦的佣工孕妇，丈夫被地主烧死，独自带领一个养女生活，被地主殴打之后，在地头早产身亡，五分钟以后，刚出生的婴儿也随即死去。《生死场》中为乡村女性的生殖专门设了一节《五月的刑罚》，几个不同的场景顺序出现，表现了女人像动物一样悲惨的境遇。尽管如此，在民族解放的斗争时代，萧红始终都在寻找民族精神的健康力量。《呼兰河传》结尾的第七章，在一个承受着苦难命运的磨难、无声地抵抗着恶俗世风的压迫，又满怀希望地生活着的贫穷磨倌身上，发现了平实的生命力量。这是萧红在接近生命终点的时候，倾注一生寻找的结果。

三

萧红在艺术上也是一个拓荒者。

她忠实于自己的体验和感觉，对于汉语的神奇魅力具有独特的感悟。她的语言生动单纯而又形象饱满，具有生命的质感。她以儿童般的想象力，创造出非她莫属的灵活句式，完成自由的表述。《生死场》中“老马走进屠场”一节，以一个简单的陈述句，概括了底层民众像动物一样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以身体的隐喻为中心的修辞手法，推动着叙事的发展，这是萧红以诗歌的任意性原则，突破了一般性的语法规则，也是她的作品具有诗性效果的原因。从现实主义以人物为中心的美学原则出发，可以批评她的人物面目不清性格不明，但是正是这种模糊性有效地传达出一种蒙昧的生存状况，暗合于世纪之交的美学潮流，体现出她前卫的艺术姿态。

萧红是一个自觉的文体探索者。她曾经一再地对朋友说，有一种小说学，说小说一定要写得像契诃夫，像巴尔扎克；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就是对她崇拜的鲁迅先生，她也怀有超越的艺术抱负。她认为有出息的作家不应该屈从于权威，艺术上要走自己的路。她以自己的艰苦实践，完成了文体的创造性建造。《呼兰河传》是一个典范，她综合地运用了各种文体。从电影、风俗画、自叙性的抒情诗，到可以独立成章的短篇小说，以互相勾连的场景与人物，传达出整体的文化氛围，使分散的细节获得内在的联系。她的散文也以文体的自由见长，像《回忆鲁迅先生》这样的长文，全部以琐琐碎碎的细节和断断续续的一些场景组织起来，却生动地写出了鲁迅作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写出了他的家庭气氛，以及所有成员的性格。萧红运用过各种文体，也可以看出她驾驭文体形式的超群能力。而且，目前发现的九十七篇文章，几乎都是哀祭文，不过，主题变了，祭悼山川灵物变成了祭悼寻常乡土；内容变了，祭悼伟大的人物，变成了祭悼寻常百姓；语言形式变了，“呜呼哀哉”一类套话，变成了感觉化、个性化的诗性语言，但是哀祭的功能没有变。这对于汉语写作的现代转型做出了杰出贡献。这种充分个性化的文体自觉，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小说文体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

萧红早期的作品明显受到域外前卫美术的影响，珂勒惠支版画是一个明显的源头，《生死场》《生产的刑罚》一节，三个女人毫无关联的生产场面，是以身体的装饰性强化着女性独特的苦难，前锋美术的构图特征是一个重要反文本背景。萧红具有诗人的气质，不仅创造出了一些诗篇，就是在叙事性的作品中，也富于抒情的节律和复沓的节奏感。比如《呼兰河传》的第四章，从第二节起，开头的第一句话都是“我家是荒凉的”或者“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形成复沓的节奏，以一唱三叹式的情感旋律，强调基本的语义，将各种细节关联在统一的语义场中，使以前和以后的叙事都渗透了悲凉的意蕴。它因此常常被论者当成抒情小说，有的研究者甚至极言《呼兰河传》是不可分析的。以荒凉为主题，以凄美的情感为基调，几乎是她晚期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体现在所有的作品中，使写实的风格中渗透了抒情的诗魂。这种风格化的诗性特点，体现着她古典文学的深厚修养。

萧红是二十世纪汉语写作的典范作家，她对于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她的探索被一代一代的读者接受理解，她的著作不断地再版，她的思想成为重要的资源。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的女性文学，受到她启发与影响的作家不乏其人。她所开辟的女性话语空间，她所创造的女性表达方式，她所发挥的汉语魅力，都在激发着新的跋涉者的精神光芒。她的血肉融进了中国文学的悠久历史，同时也成为新文学的传统之一。

竭力保持经典作品的原始风貌，这是一个学术潮流，也是文学经典化的趋势。这个版本的校勘以初刊、初版本和作者手稿为底本，同时参考其他权威版本，作品中的部分字词、数字、计量单位、标点符号等，与现代汉语规范用法不尽一致，为保存作品原貌，不作改动；对明显讹误的字句、标点，作了订正。

是为序。

季红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