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黄宗羲被称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他的《明夷待访录》及《破邪论》反映了他对君主专制的成因、发展、危害、变革的全部观点，是17世纪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代表性著作。这种启蒙思想不同于西方的启蒙思想，也不同于清末中国的启蒙思想，它脱胎于先秦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民重君轻”的民本思想，产生于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变局中对明代登峰造极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反思，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内涵。

2.本书首次对黄宗羲的《破邪论》进行了全文注释和白话翻译。《破邪论》写于《明夷待访录》完成三十年后，总体可以视为《明夷待访录》的再论和补充，而至今未见完整的注译本，本书填补了这一空白。

3.“三全本”《明夷待访录·破邪论》紧密贴合原著，对这两部书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在“题解”部分对黄宗羲的意见有分析、有论断，多数会引用前人的意见加以辅证，便于读者多角度思考。“注释”部分对于书中涉及的重要史实、制度都有准确详细的注释。如《学校》《田制》《财计》《分野》等篇章，涉及很多专门的制度，而本书则没有回避，采取或引用史料说明，或直接进行解释等方法，将这些制度一一注释明白。

4.“三全本”一般没有附录，本书则在附录了全祖望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全文，并加以白话翻译。这主要是因为黄宗羲的思想与他的人生经历紧密相关，而其本人初为党人，再为游侠，终为学者的经历也具有非同一般的传奇性。全祖望作为黄宗羲的弟子，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黄宗羲的精神内核，完整展现了他一生的行踪与思想轨迹，全面展现了黄宗羲的风采。

《明夷待访录》与《破邪论》都是黄宗羲的政论性专着，此次“三全本”收入这两种书合为一本，从它们前后相承的关系中，更清晰、深入地反映了黄宗羲的思想。

《明夷待访录》共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胥吏》《阉宦上》《阉宦下》计二十一篇，涉及政治、法制、教育、经济、军事、人才选拔等各领域，每一篇或数篇围绕一个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谈古论今，深切要害，并在最后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黄宗羲身处明末清初的社会变化大局中，深感明朝灭亡之痛，欲在君主专制政体下挖掘明亡的根本原因，所以他通过对君、臣、相等地位及相互关系的分析，阐释了他的君道和臣道，重新定义了君与民、臣关系，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原君》）之论，并直言天下非一姓之天下，“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原臣》），等等，这些立论实际已超越了传统君臣观，在当时实为“极大胆之创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强烈刺激了世人耳目，有着非凡的现实意义。

《破邪论》共一卷，写于《明夷待访录》完成的三十年后，分《从祀》《上帝》《魂魄》《地狱》《分野》《唐书》《赋税》《科举》《骂先贤》九篇，每一篇都针对不同的内容进行论述。九篇文章，内容多样而并没有统一的主题，总体可以视为《明夷待访录》的再论和补充。

这两部书自刊行之日起就影响极大，而《明夷待访录》尤甚，到了清末，梁启超、谭嗣同等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思想家。从学刘宗周。青年时领导“复社”反对宦官权贵，几遭杀害。清兵南下，招募义兵抗清，成立“世忠营”，被鲁王任为左副都御史。入清后，隐居着述，拒应博学鸿词科。与孙奇逢、李颙并称三大儒。通天文、算术、乐律、经史百家以及释道之书。尤精史学，所着《明儒学案》，开浙东史学研究风气。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猛烈抨击，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被称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清初三大思想家。

明夷待访录
前言
题辞
原君
原臣
原法
置相
学校
取士上
取士下
建都
方镇
田制一
田制二
田制三
兵制一
兵制二
兵制三
财计一
财计二
财计三
胥吏
奄宦上
奄宦下
破邪论
前言
题辞
从祀
上帝
魂魄
地狱
分野
唐书
赋税
科举
骂先贤
附录
梨洲先生神道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