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别把眼睛盯着“诺贝尔”
说王蒙是中国作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是并不为过的。鼻梁上架副金属框近视镜，衣着朴素，举止儒雅，谈吐幽默。像谜一般吸引着他的众多“粉丝”的，不仅有他非凡的经历，敏锐的思维，还有仿佛与生俱来的探索精神及永不枯竭的创造力。2007年10月，王蒙来津参加他的好友冯骥才主持的国际研讨会期间，老杜与他进行了一次获益匪浅的交谈——
为何在海洋大学研究文学
老杜：您好，王部长(他曾任文化部长)，对您仰慕已久，又从大冯书中读到不少有关您的轶闻趣事。听说您在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创办了王蒙文学研究所。请问，您为何要在一所理工科大学搞起文学研究，五年中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
王蒙：中国海洋大学的前身是山东大学，它本是一所综合大学，文科也非常棒，前后在那任教的有梁实秋、闻一多、老舍、洪深、朱自清……都是文坛大家，可见此地有这个风水，有这个灵气，有这个积淀。后来，山东大学迁到济南，把有关海洋的专业留在中国海洋大学。五年前他们成立王蒙文学研究所，大概是想拉着我壮壮门面吧(笑)！我的研究所与大冯的研究院性质不同，是别人研究我的文学创作。我在这儿最擅长的事是每年都来给学生搞个讲座。另外，我在全国结识很多作家、学者、教授，这是我独有的优势，像铁凝、王安忆、张贤亮、韩少功、张炜、尤凤伟、叶辛、方方、舒婷、叶嘉莹、毕淑敏、迟子建、白先勇、余光中、李希凡、冯其庸都去讲过课，还有大冯和你们天津的赵玫。法国、英国、俄罗斯、德国、日本、新加坡的专家学者也是我们的常客……
老杜：学理工的大学，经您这么一折腾，很可能出来几个文学方面的才子！
王蒙：(笑)也许会吧！我还邀请一些“驻校作家”到海洋大学“作家楼”写作，由学校提供食宿和零用钱——只要您的身影能出现在校园里，抽空与学生座谈座谈，写完书在文稿最后缀上一句“某年某月完成于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即可。这东西当时你不觉得怎么样，十年二十年之后不得了！今天我住的利顺德(饭店)不也这样吗？孙中山也好，胡佛也好，在这儿住上一天也算历史！有一次开我的文学创作五十周年研讨会，张贤亮从宁夏赶来时乘的是一架小飞机，他笑言：“像坐拖拉机一样，我把一百多斤撂这儿了，为你献身了！”作家们都是个体户，平日里各自为战，有这样一个相互沟通交流的平台，对学校，对青岛，对作家都有好处。我们不是要建设和谐文坛吗？
不怠干获取“诺贝尔”
老杜：中国作家一般重视人文，轻视自然科学。您曾感叹中国没有达·芬奇、罗蒙诺索夫那样既懂艺术，又懂自然科学的文化巨匠，这是什么原因呢？
王蒙：这个事情现在先不忙。中国之所以缺少文化巨人，与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动荡之中，一次次战争，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连生存都成问题，如何造就文化巨人？而且，正规的教育屡受干扰，谁能规规矩矩上学，认认真真读书？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科学不发达的国家。刚才电视新闻报道说，一位德国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我们离这个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我认为不必着急。因为中国人脑子很聪明，现在又实现了社会稳定，大家能塌下心来念书，扎扎实实搞试验，做学问，写书，国家才有希望。
老杜：提到诺贝尔奖，据说您已四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您对获奖有无期待？
王蒙：那是关心爱护我的人提的，不仅是美国一批华人作家，还有其他方面的人士。这里边有许许多多复杂的情况，这些情况我在第三部自传《九命七羊》中会有详细的披露。
心恋浮躁只是一个过程
老杜：我们正在构建和谐社会，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创作环境，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开始崇尚物质，沉溺于享受，从而造成文艺作品的娱乐化和平庸化，您认为这是正常的吗？
王蒙：这也是社会转型期一种尚不成熟的心态浮躁的表现，我认为这只是一个过程。因为从饥饿线挣扎过来的人，刚吃饱肚子，突然口袋里一下有了钱，又要买车，又要买房，还要买首饰做美容(笑)……这个问题，我觉得慢慢能变得理智起来。总的来说还是往好的方面发展，我不主张过分夸张这个过程，情况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悲观……
阅读的魅力无可替代
老杜：您在中国作协做领导工作多年，我想问一个文学创作方面的问题。记得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林海雪原》《红旗谱》《苦菜花》《红岩》……每出现一部优秀长篇小说，都会引发全民的阅读和欣赏，包括据此改编的影片，为什么现在小说多了，却缺乏动人心魄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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