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日走向近代化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过去的学者已经做了一些探讨，本书作者别具一格地从光绪皇帝和明治天皇这两个人物着手，通过比较手法，结合客观时势、具体实践以及文化传统因素，来重温这段迷离的历史。他们两个人，同样于19世纪中后期登上了最高统治者的宝座，在这样的危急关头，他们同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法维新。可是一个懦弱，一个果敢，由此对两个国家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

他们，同样于19世纪中后期登上了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他们的国家，同样面临着被西方列强瓜分的严重局面；在这样的危急关头。他们同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法维新。然而，他的改革遭到惨败，国家的困境进一步加深；他的改革获得巨大成功，国家从此踏入了近代化的行列。种种的相同，却产生了最后的不同，他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他们，就是光绪皇帝与明治天皇。

导言：卷入近代化漩流中的东亚

性格篇

 懦弱的光绪

 子以父贵/“皇额娘”与“亲爸爸”/西洋玩具的诱惑

 果敢的明治

 倒幕运动/武士道精神的薰陶

权力篇

 慈禧控制中的光绪

 大敌当前/虚假的“归政”/主战派与妥协派/性格导致失败

 武士拥戴下的明治

 中央集权的加强/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

溯源篇

 “文化优越”光环下的积弱

 国门洞开/危机的加深/洋务运动

 “和魂洋才”谦卑中的开拓

 培里叩关/“千岁丸”之行/制海权之争

变法篇

 百日维新

 康有为的努力/《明定国是诏》/西后与顽臣

 大和之风

 《五条誓文》/《大日本帝国宪法》

用人篇

 书生，幻想多于实际

 天津的维新派/湖湘地区的维新派/六个人的维新

 武士，成功源于实千

 武士阶层的形成/“尊王倒幕”的健将

结语：“瀛台之囚”与“民族之父”

光绪年间，中国被列强侵辱，民众在洋人和贪官污吏的残酷压迫下，聊生无术，反抗日烈。清政府拆东补西，顾此失彼，疲于应付。正因如此。朝廷内的争夺此起彼伏，清王朝已处于艰难境地。外患频仍，内争激烈，这是光绪帝的现实处境。外患使英认识到自强和捍卫民族尊严的重要性，内争使其明白君臣合作共治的必要，光绪心中涌动起一股股图治的念头。

慈禧在外敌面前时常表现出妥协的立场，李鸿章经常成为她妥协政策的实际执行者。1884年法军入侵中国时光绪与军机处及许多地方大员一起形成了与慈禧相对的主战派，坚持对法国军队实施打击。光绪十年六月初一(1884年7月22日)，法国与中方谈判要求中国“赔款”，光绪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显然，光绪并不明白清政府的实力，他的严正立场和初生锐气缺乏必要的国力基础。

事实上，光绪帝的态度对实际局势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为慈禧太后完全左右着整个朝廷的最后决策。慈禧日益看不惯军机处翁同簖、奕诉等人的抗争表现，断然罢黜了军机处的五位大臣，翁、奕皆列其中。慈禧这种消除异己的极端态度使光绪帝再度感到自己的卑微处境，清政府战和不定的态度终于酿成了马尾海战的惨剧。尽管海战后清政府已对法国宣战，可是直到光绪十年(1884年)年未，大清皇宫内依然歌舞升平。西太后为给自己庆贺50岁寿辰，在前线边警频传的情况下，依然不放弃筹办事宜，光绪帝也只得反复到慈宁宫“演习起舞”、“演礼”。

光绪十一年(1885年)春，中国军民不断取得反击法国侵略者的胜利，但以慈禧为首的势力却于该年四月二十七日(1885年6月9日)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满足法国的侵略要求。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侵略性条约；在中越边界上指定保胜、谅山一带通商，并允许法国商人在此居住、设领事；中国修铁路须向法国经营者商办等。于是，法国侵略势力借此伸入中国云南和广西。这一妥协葬送了中国军民以鲜血和生命赢得的胜利果实，演出了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结局，中国在胜利中落得个屈辱的结果。

P28-29

           卷入近代化漩流中的东亚

在中、日两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光绪皇帝和明治天皇无疑都处在各自历史的转折点上。明治天皇亲政是在1868年他16岁的时候，当时日本国内已经涌动着变革幕府体制、加快社会发展、抵制列强侵略的时代浪潮，明治天皇成为以下层武士为代表的变革现实力量树立的旗帜，并且在武士们的精心塑造下成为具有强烈武士道精神的新型天皇。他顺理成章地走到了改革的最前沿，成为日本近代化改革的领航人物。明治时代，日本在政治上建立起近代资产阶级君主立宪体制，宪法进一步强化了天皇在日本政治体系中的至尊地位。使日本实现了中央集权：明治政府在经济上建立起完整的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在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日本还在文化上实现了“脱亚入欧”的根本转变，日本人从发型、衣着乃至娱乐等各个方面都力求全面追随西方。这使日本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跻身资本主义列强。并把扩张的矛头首先指向邻近的中华帝国。甲午战争让日本尝到了近代化发展的巨大甜头，更使其进一步增强了发展的实力。随后它又在对抗俄国的战争中赢得胜利。日本历史学家以此赞奉明治天皇为日本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民族英雄。

1875年光绪皇帝即位时，年仅四岁。当时日本明治维新已开始七年，日本也尝试过侵略台湾。甚至把下一步的侵略重点转向中国大陆，但这对于四岁的光绪而言没有多大意义。事实上这时光绪也不用操这份心，慈禧本就不希望他是会操这份心的人。他的皇位是慈禧给的，慈禧之所以让他做皇帝，正是因了他的年幼。慈禧操持垂帘之权由此便名正言顺。在光绪即位30多年前，中国这个天朝大国就败在了堪称资本主义样板的英国的小部海军之下，在其后的朝野反省中，许多有识之士也提出过各种变革现实、改变挨打局面的方略，有些还付诸实施，譬如开展了洋务运动，创办了一些近代企业，建造了北洋水师。清朝政府也反复派员出国游历，向西方国家取经，甚至派遣留学生然而清朝国民的思想深处却对传统政治体制、传统文化成就抱着固有的爱恋，在危机切近时，想通过权宜之计躲避过去，在危机暂时消退时，又依旧沉迷、依旧安详。鸦片战争刚结束时，道光皇帝鉴于西洋火器精良，曾谕令沿海督抚购置洋械，以备不测，还对战争期间捐资仿造战舰、水雷的广东绅商潘仕成等人给予奖赏。但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道光帝又变得趋于保守，他的政策中竞出现了“不得雇用夷人制造或购买轮船”的内容，对于统治阶级这种麻木愚钝、苟且偷安的丑态，一些有识之士予以猛烈的抨击，并提出了应对之策。在他们看来，只要将西方列强的军事“长技”学到手，中国的国耻就可以在一夜之间全部洗清。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清政府的“自强”、“求富”只能停留在一时的情绪冲动上，他们没能全面反思自己的处境和以后的走向。

光绪长期生活在封闭的宫廷中。他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是通过与帝师翁同稣及其后康有为等少数读书人的接触实现的，光绪也被他们塑造成了一个书生。慈禧的大权独揽让人们形成了光绪无足轻重的印象：慈禧在世一日，光绪就一日不能自主。但是光绪毕竟是奔涌着热血的七尺男儿，光绪毕竟是位尊九五的一代帝王。他在读家族史中认识了开疆拓土的康熙和建立十全武功的乾隆，他也在思索现实的各种纷象中形成了建立勋业的急切愿望，他用历代成规迫使慈禧归政，他叉以不断地推出新的举措来急切地证明自己的不俗，然而光绪毕竟不够成熟。也不够稳健，他的行为中透显出冲动与鲁莽，他的意志中又缺乏坚韧与耐力，他错过了一次次展示业绩的机会，连身边的人也越来越与他疏离，以至变成了孤家寡人。光绪泣血瀛台，是个人悲剧，抑或是民族的悲剧？

从今日看来，近代化是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日本民族在经历了与中国颇为相同的历史发展进程，尤其是在面对列强“叩关”的历史关头之后，较为顺利地实现了由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变。而中国这个传统经济发展高度成熟的国度，却屡屡想把自己置身于世界舞台之外，屡屡想以表面的修补来应付时局越来越剧烈的变动。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这样总结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政治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着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蒙咙地睡着了。”正因为如此，“天朝大国”一次次被迫品尝失败的苦果，“龙的子民”则一次次蒙受将成亡国奴的耻辱。

为什么中、日走向近代化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过去的学者已经做了若干探讨，我们只是想从光绪皇帝和明治天皇这两个人物着手，通过比较手法，结合客观时势、具体实践以及文化传统因素，来重温这段迷离的历史。

        “瀛台之囚”与“民族之父”

戊戌维新失败后，光绪帝被慈禧囚禁于瀛台，前后有十年时间，超过了他人生的l/4。尽管他的实际处境是囚徒，但名义上却照样是大清国的皇帝，年号照样延续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离世的那一天。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对光绪的反攻倒算来势凶猛。光绪在此严威下，只好承认：“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慈禧力求通过反复审讯、逼使光绪伏帖于她的淫威，她甚至想借此彻底废黜光绪的皇位，但迫于压力，才临时将光绪囚禁于瀛台。她觉得光绪的帝位不去，她为政的障碍就不能去掉。

慈禧曾制造各种舆论试探各路反应，譬如给光绪罗织罪名，譬如说光绪已身染重症，其废帝之心已昭昭然。商界代表经元善联合国内外工商界人士直接给慈禧发来电文“请保护圣躬”，就连张之洞、刘坤一等也不敢公开支持慈禧，甚至被称为慈禧走狗的荣禄都倾向于保留光绪帝的名位。外国列强出于害怕慈禧全面复旧会有损他们的利益也有意阻止慈禧的废帝企图，慈禧只好暂时收起了废帝打算。其后她还想以立储来架空光绪，同样没能得逞。

到1900年义和团反侵略的烈火燃至京津一带时，慈禧再无法仅醉心于宫廷的权力之争，帝国主义列强逼使她挥起了残酷镇压的皮鞭。面对列强咄咄的威势，慈禧想到把光绪拉出来承担责任。光绪表明了自己对局势的态度。认为不应对八国同时宣战，一国决没有敌八国的可能，而慈禧却越来越铁定了与列强对抗到底的信念，她要把“权匪”改造成“义民”，实现她与列强较劲的愿望。光绪认为以团民的力量根本抵挡不住列强，却没能得到慈禧的在意，实际上她是包藏着消灭义和团和实现废立皇帝之祸心的。

与八国联军作战的结果是清政府被迫接受了《辛丑条约》，慈禧通过舍车马保将帅的办法惩治了追随她多年的走狗如载漪、载澜等，光绪帝位仍然得以保留。慈禧甚至主动进行改革，推行了一些新政措施。但光绪觉得慈禧的改革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光绪在瀛台的十年，虽经历了曲曲折折，起起伏伏，但他的心中似也始终不灭东山再起的愿望。可惜他终于没能斗过慈禧，一辈子生活在慈禧的阴影中。尽管从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间，他似乎独立推行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其意愿并没有得到实现，甚至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的显著变化，这是光绪的悲剧，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明治天皇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中，他的性格倒真有若干处与光绪相似。明治天皇也是一个热血奔涌的人，1892年7月，大清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号、“镇远”号两舰抵达日本横滨访问，亲眼见到两舰的日本官员立即产生了“惊恐不安”的情绪，他们把这种情绪表达给明治天皇，明治天皇马上把它变成了迅速建立自己强大海军的实际行动，他发布诏敕：“国防一事，苟缓一日，或将遗百年之悔。”因此，他命“朕兹省内廷之费，6年期间每年拨下30万日元，并命文武官僚，除特殊情况外，在同一期间，纳其薪俸1/10，以资补足造舰费”。明治天皇带头捐资造舰，在社会上5l起了极大反响，许多市民也纷纷捐款。到1893年3月，建造军舰的预算即告完成。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中日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对于戊戊维新和明治维新，人们一向没有停止过对二者结局不同的追问。人们已指出：

中国戊戌维新时，守旧势力要远远大于维新势力。守旧势力以掌握最高权力的慈禧为首，包括控制中央和地方军政大权的大贵族、大官僚以及因新政措施触及其切身利益而反对维新的大小官吏、绿营军官、旗人、八股士人等等，形成庞大的守旧阵营。他们把持政权、财权，富有政治经验，擅长阴谋诡计，全力以赴扼杀维新。梁启超说：“盖全国千万数之守旧党人，不谋而同心，异椽而同辞，他事不顾，而惟阻扰新法之知。”中国的维新势力仅以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依靠没有实权的傀儡皇帝光绪，联合少数帝党官吏、御史翰林及地方官员，既没有基地，也无兵权、财权，他们甚至轻视并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连资产阶级、商人也很少关心支持他们。维新思想家严复指出，当时维新派“与守旧党比，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因此，守旧势力一反扑，维新势力便顷刻瓦解。

日本明治维新时，维新势力压倒了守旧势力，以幕府为中心的守旧力量十分脆弱。幕府统治摇摇欲坠，而维新势力以下级武士为核心，树立天皇为旗帜，与反幕的强藩相结合。维新派既有基地，又有军队，而且得到了町人阶层(包括商人、手工工场主、农村富农等)在财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广大农民、市民也积极参加或支持反幕武装，因此形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翻了幕府政权。

中国的维新派骨干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他们大多饱读经书，有才学热情，却往往缺乏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梁启超就承认他的老师康有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家，不如谓之思想者”。他们在维新措施和斗争策略上多急于求成，不顾实效，如变法一开始便裁撤旧衙门，裁撤绿营，令旗人自谋生计，激起守旧势力群起攻之，增加了变法的阻力，同时又不善于团结和争取同盟军，结果使自己十分孤立。日本明治维新中的骨干分子是中下级武士。他们大多参加过地方上的藩政改革，久经风浪锻炼，具有斗争经验与政治才干。如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人，都是富于谋略、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善于争取各种力量，讲究斗争策略。例如在政府内排除保守派，废除贵族特权，制定宪法，召开议会，修改不平等条约，都是采取稳扎稳打、减少阻力、逐步推进的策略，以至能够逐渐实现目标，

中国资产阶级力量薄弱是戊戌维新缺乏阶级基础的重要表现。他们既先天不足，缺乏原始积累，又后天失调，力量薄弱，而且与外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洋务运动的出发点就是学点“船坚炮利”，因而只在军事工业上做点文章，只能算是一种避害反应，或显得有些无奈。日本在明治维新前自然经济解体就较为彻底，资本主义因素大量成长，藩士们发展起规模较大的工商业，他们的努力使日本迅速引入了西方完整的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城乡资产阶级尤其是商人和豪农都迅速成长起来，构成了明治维新的重要社会基础。

我们基本同意上述所做的原因探讨，同时也觉得探讨中日两国的文化传统与时代背景同样很有意义。

先对比中日两国对侵略者的态度：英国的义律以鸦片逼迫中国开关，美国的培里则以黑船强迫日本开关；义律被中国人怒斥，而培里却被日本人看作“恩人”，在培里率舰队登陆的浦贺湾，日本人建立了培里公园，园内设纪念馆，树纪念碑，上有伊藤博文手书的“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培里上陆纪念碑”。

再看光绪和明治这两位皇帝所处的时代：光绪与明治两个历史人物，所处身份接近，命运却大相径庭。一个是皇皇大清、拥有着四万万子民的中国皇帝，一个是局促小国日本“万世一系”系列中的天皇。一个身处19世纪60年代领导明治维新，一个位列19世纪90年代末梢催动戊戌维新。明治时期经历了维新，其动因一方面是日本对列强欺辱产生不满，另一方面也是日本力求“以清为鉴”。明治维新成功了，解除了日本即将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危险。日本社会由此发生质的变化，近代天皇制下的中央集权制促进日本摆脱幕府统治下的怠惰，积极推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政策，使日本从一个封建国家一跃而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并与西方列强相颉颃。日本从备受列强欺负的小国发展成称霸东亚的霸主，侵占台湾、出兵朝鲜直至发动甲午战争才终于让固步自封的大清意识到自己的落伍。作为甲午战争的失败一方，光绪帝在中国维新志士的鼓舞和激劝下发动了103天的“戊戌维新”，又称“百日维新”。这次维新的摹本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维新的内容涉及各个领域，从条文看绝对可以让中国牵筋动骨。但是光绪的帝王之威却总是树立不起来，他总是弄不清自己为什么不会像其先辈康熙、乾隆那样朝纲独断，却事事受制于他的姨母兼姑母慈禧，他颁布诏书之快体现了他年富力强的锐气，但这些诏书却大多在臣下的阳奉阴违和故意抵制中归于沉寂。光绪想消除慈禧在他亲政后设置的若干掣肘因素，却马上遭到慈禧的强烈反对与抑制。维新仅仅开展了103天，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光绪的亲政之权就被剥夺殆尽，直到最后自身被囚于中南海瀛台，新政被彻底废止。明治天皇因明治维新而以“民族之父”的形象载于史册，而光绪却把“瀛台之囚”的形象维持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如果说早期殖民者还抱着试探心理的话。那么后来他们就越来越大胆，越来越放肆了；如果说早期殖民者还相对文雅的话，那么后来殖民者就更加欲壑大开，更加贪得无厌了。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尚未开始。西方列强在东亚的主要侵略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维新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当时列强中的英、美曾积极支持日本维新势力，给予他们军事和物质上的具体援助，日本明治维新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中国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一时间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决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而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当时，英国、日本虽然为了抵制俄国的扩张，曾对维新运动表示同情并拉拢维新派，但始终未能给予多少实质性的具体援助。

中国比日本更早面对了深重的夷患，可中国的戊戌维新较日本的明治维新整整晚了30年，30年对于传统社会本来算不了什么，可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30年却足以决定国家的强弱。日本较中国早30年开始了明治维新，从而快速地“脱亚入欧”，进入西方列强的行列。中国较日本迟30年才力图变法，则不仅不能达到目的，反而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寻得拯救中国的道路。历史只垂青那些善于及时抓住机会的国家。

从中日维新变法异同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窥见两者一个失败、一个成功的历史命运。命运不是迷信，而是人生与社会的运行轨迹。对于一个不能左右朝廷命运和个人命运的君主，我们可以同情，却实在难以恭维他的政治才干。对于那些在危难之中试图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而失败的志士，我们在惋惜之余还应该有一个理智的反思。历史人物与时势，孰重孰轻?孰先孰后？人物的个性与历史，其中的影响是有是无?是大是小？历史人物与历史人物，相互的关系是彼此牵制，还是相互配合?所有这些，是存在必然规律，还是富含着偶然与复杂？我们只有深入历史之中，细细体味那一幕幕真实的场景，才能谛听到历史演进的真实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