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用多少种方式描述海浪？芬尼根说的，你永远看不厌。
一个被自由和单纯的文学思想占据的年轻心灵，将自己脆弱的、渺小人类的身体抛向了世界的远方，一次次投入最无情、最强大的巨浪中，寻找恐惧与狂喜。
少年芬尼根因父亲的工作而经常搬家，与家人关系疏离，也没有稳固的友情。1960年代搬到了夏威夷，适逢当时社会在发生巨变，迷幻药、摇滚乐、民权运动、性解放、嬉皮士……而离开井然有序的白人世界的他不仅要面对夏威夷的种族冲击，还要应付校园霸凌，好在家门外面就是大海，10岁的他迷上了冲浪。火奴鲁鲁梦幻般的冲浪圣地成为他精神上的避难所，更让他结交了冲浪圈的朋友。
十几岁时，他与好友启程全球寻浪，立志冲遍各大洲著名的浪点，见识各种各样的女人。在路上，他马不停蹄地追赶著名的大浪，感受了攀上巅峰的狂喜，也九死一生，浑身是伤。在征服巨浪的过程中，他始终敬畏和恐惧，也不断地学习，从单纯的身体抗衡和驾驭，到看气象云图、海图预测天气和浪况。在这样疯狂的年少岁月里，他一路冲浪，一路打零工，一路阅读，深入陌生的世界，猝不及防地看见了战争、贫困、毒品、歧视……也开始反思生命的理想与意义。最终，他决定返回美国，像个男人一样承担责任、回归家庭，并以投身新闻报道工作来延续他对世界的探究。 冲浪看起来只是一项运动，但对迷上它的人而言，是一种严苛的学习过程，是一种道德上很危险的消遣，更是一种探索人类自身极限和生命理想的方式。
《疯浪人生》是一个老派的冒险故事，也是一部知识分子自传，一部社会史，一部纸上公路片。众声喧哗，对于“我是谁”“要往何处”“能成就什么”三大人生课题，菲尼根最终找到与之对话的自处之道。

威廉·芬尼根（William Finnegan），幼年在加州度过，10岁开始学习冲浪，中学时因父亲的电视制作人工作而移居夏威夷，在那里结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磨练冲浪技巧。冲浪成为他一生的痴迷。
1987年起他成为《纽约客》撰稿人，主要从事南非的种族冲突、中南美洲和非洲的政治问题及美国青年的贫困和毒品问题等方面的报道。多次获新闻奖，John Bartlow Martin公共利益杂志新闻奖，出版多部著作。
本书是他的自传，获2016年普利策传记奖。

一、钻石头
火奴鲁鲁：1966—1967
二、海洋的气息
加州：1956—1965
三、新的冲击
加州：1968
四、我偏要亲吻天空
毛伊岛：1971
五、寻浪
南太平洋：1978
六、幸运的国度
澳大利亚：1978—1979
七、选择埃塞俄比亚
亚洲，非洲：1979—1981
八、拒绝边缘化
旧金山：1983—1986
九、深沉的男低音
马德拉群岛：1994—2003
十、当群山坠入大海的心中
纽约：2002—2015

《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旧金山纪事报》《波士顿环球报》《卫报》《巴黎每日评论》、BBC、GQ联合推荐。
本书是作者的自传，获2016年普利策传记奖。
大浪不是用英尺而是用恐惧的增量来衡量的。

我从不觉得自己是个要人保护的孩子，尽管如此，凯慕奇中学（Kaimuki Intermediate School）还是把我吓坏了。八年级时，我家搬到了火奴鲁鲁，我的大多数新同学都是些“嗑药的、吸胶的、戴兜帽的”，至少在写信给洛杉矶的友人时我是这么描述的。但那并不是真的。实情是像我这样的白人，当地称为haole，在凯慕奇是不受欢迎的少数族群。那些我称为“土著”的人，似乎特别不喜欢我们。当地中学生的块头很大，听说特别喜欢打架，这更让我不安。东方人（Orientals），好吧，这也是我想出的叫法，是学校里最大的族群。头几个星期里，我根本无法分辨日本孩子、中国孩子和韩国孩子，对我而言，他们都是东方人。自然，我也没注意到其他重要族群的存在，比如说菲律宾人、萨摩亚人或是葡萄牙人（不被视为夏威夷白人），更别说所有的混血孩子了。我甚至还以为木工教室里那个以虐我为乐的大块头是夏威夷土著。
他穿着锃亮的黑色尖头皮鞋、紧身长裤，以及鲜艳的花衬衫。他卷曲的乱发剪成了蓬巴杜式，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很多。他很少说话，就算说也是我听不懂的洋泾浜。他可能是个帮派小弟，年龄明显比他就读的年级大上好几岁，好像只是在等着被退学。他姓弗雷塔斯（Freitas），我从没听人喊过他的名字，但他似乎与弗雷塔斯家族没什么关系，那一大家子人里至少有5个无法无天的男孩在凯穆奇中学上学。穿尖头鞋的弗雷塔斯大刺刺地研究了我好几天，弄得我越来越紧张，然后他开始试探我的恐惧线，比如说，当我在木工教室里专心地锯我做了一半的擦鞋箱时，他故意轻轻撞我的胳膊肘。
我害怕得说不出话来，而他也从来没对我说过一个字，这似乎就是这个乐子的一部分。然后，他决定用一种残忍而巧妙的消遣方式来度过那些我们不得不坐在商店的教学区椅子上的时间。他总是刻意坐在我后面，每当老师背过身去，他就会用一根2×4英寸的木条打我的头。梆……梆……梆，一种非常均匀的节奏，两次敲击之间总是有足够的停顿让我误以为不会再有下一击。我不明白，为什么老师没有听到这些未经许可就回荡在教室里的杂音。那动静全班同学都注意到了，他们似乎觉得弗雷塔斯这个小仪式一样的行为很有趣。当然，这些敲击让我觉得自己脑袋好像要被打爆了。弗雷塔斯用的是一块相当长的木条，有五六英尺，他从不太过用力，这使他可以在不留痕迹的情况下沉浸于自己内心的满足感，并且能以某种稀疏甚至是冥想的间隔来完成敲打，我想，这让表演更加引人入胜。
我不知道如果别的孩子被欺凌，我会不会像我的同学那样毫无反应。可能会吧。老师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只担心他的台锯。我没有采取任何自卫行动。虽然后来我发现弗雷塔斯并不是夏威夷人，但当时我只能咬牙忍着。毕竟我骨瘦如柴，是个白人，还没有朋友。
父母送我进凯慕奇中学是基于一个错误的概念，这是我后来得出的结论。那是1966年，加州的公立学校系统，尤其是在我们居住过的中产阶级郊区，是全国数一数二的。我们认识的人家从没有家考虑过送他们的孩子去私立学校。但夏威夷的公立学校不是这么一回事，学校的资金困窘，深陷在殖民地、种植园、事工传统里，教学水平比起美国本土的平均水平差好几条街。
不过，你可能不知道我的弟弟妹妹们是从小学开始上起的。（凯文9岁，科琳7岁，迈克尔3岁，在那个有学前教育的时代，他们此时还没有开始接受正规教育。）我们家在一个名叫卡哈拉的富裕社区的边上租了一所房子，卡哈拉小学是一个资金充足、提供进步教育的小天堂。学校允许孩子们光着脚去上学，在我们看来，这是热带地区令人吃惊的自由散漫之举；若抛开这一事实不论，卡哈拉小学足以媲美圣莫尼卡的高端人士聚居区的学校。不过，有必要说明的是，卡哈拉没有中学部。这是因为该地区的每个家庭都想尽办法把孩子送到私立中学，已经有好几代火奴鲁鲁（和夏威夷其他地方）的中产阶级以及富裕民众在那里接受教育了。
我的父母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就把我送到了最近的一所初中就读，位于钻石头火山背面的凯穆奇属于劳工阶级社区，他们以为我在那里只是继续做八年级该做的事，殊不知从小成长在加州郊区白人世界的我，突然被丢进了一个种族壁垒分明的世界，几乎整天都忙着应付被人欺负、形单影只、打架、寻找自己的出路之类的严酷现实。这里就连分班也似乎是按种族来分的。在学科上至少是按成绩分的，学生据此从一个老师转到另一个老师手里。我被分进了一个前段班，班里同学几乎都是日本女孩。没有夏威夷人，没有萨摩亚人，没有菲律宾人，课程简单，要求也不高，这让我感到了从未在学校感到过的无聊。偏偏对我的同学来说，班上似乎没我这个人，这让上学更像是件苦差事。于是，课上我总是百无聊赖地窝在后排，盯着外面的树，寻找风向和风力的迹象，在课本上一页接一页地画着冲浪板和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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