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尤·杰拉皮阿诺
三个月过去了，但我仍未料到，我永远离开了彼得堡。头一个月我在里加度过，我父亲在那儿安了家，然后我从里加迁往柏林。
我喜欢国外吗？不喜欢，一点都不喜欢。这里的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我在彼得堡想象的可不这样，这不是我想象的国外生活。
我老想回家，可我一个字也不敢提，要听说我想回彼得堡，父亲准会晕倒。
我没向任何人承认我完全失望了。大部分从俄国跑出来的人都对柏林的生活欣喜若狂，恣意享受。简直难以想象，过不完的节日，商店里什么都能买到，饭店、咖啡厅、出租车。还想要什么呢？
到了这里大家好像都把诗忘记了。让人难以相信，正是这些人，不久前，深夜沿着没有路灯的可怕街道，疲惫，饥饿，冻得发抖，冒着严寒，淋着冷雨，常常要穿过整个彼得堡，只是为了到艺术之家和文学家之家听诗歌朗诵。
我独自留在柏林，处于“守活寡”的处境。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已经走了一个星期，到巴黎去看望他的小女儿列诺奇卡去了，当然还有前妻。他到巴黎去是得到我允许甚至祝福的，谢天谢地，我不是个嫉妒的女人。他不在期间我舒适地安顿下来——在德国公寓租了一套带卧室和客厅的住宅，而他的朋友和熟人遵照他的嘱托不断来看望“守活寡”的我。
我通常上午逛商店，在棕熊饭店或费尔司杰尔饭店用午餐，晚上到各咖啡馆，流亡人聚居的地方去。用奥楚普的话说：
我时光过得充实，
我钻研时髦舞蹈，
我上电影院——
因为理应如此。
我们大家在柏林都热心钻研时髦舞。连白发苍苍的安德烈·别雷都被时髦舞迷住了，他像尼采那样把舞蹈同哲学联系在一起。对他来说，一天不跳舞便算白过了。他在“舞蹈学院”学特别的“体操动作”，并极为投入，可跳起来却像被一群仙女围绕着的长尾猴。
场面相当难看，特别是在可以跳舞的咖啡厅里。安德烈·别雷同女舞伴跳了几步狐步舞，突然放开她，围着她有节奏地跳出“越来越宽的旋转舞步”，拼命弯腰，做鬼脸。可怜的女舞伴羞愤得恨不能钻进地缝，无可奈何地望着他，不知该不该走开。好心的德国人一面喝啤酒一面摇头，笑话疯教授，给他鼓掌打气。
今天是特别的日子，我的第一个舞会，我所参加的第一个真正的舞会。
在彼得堡我步行参加舞会——穿着毡鞋，在没膝的雪堆里跌跌撞撞，手里拿着装夏季皮鞋的袋子——我当然没有舞鞋，也没有舞装，只有已故母亲留下的服装，虽然是真正的巴黎货，但做工粗糙，并且被我笨手笨脚地改窄了。而现在我在这儿第一次参加舞会，缝制了大开领的绸舞衣，腰窄下宽的裙子，理发师给我做了参加舞会的发型，头上别着绣花飘带，脚上穿着锦缎舞鞋。当然不乘坐马车，乘坐的是尼古拉·奥楚普和彼得堡熟人鲍里斯·巴什基罗夫接我的出租车。巴什基罗夫是“半个诗人”，我们管那些没有根底还要写诗的人叫做“半个诗人”。
参加舞会，像通常那样，往往有点激动，但心里却非常快活。头一次舞会在年轻的生命中总算件大事，尽管我嫁给格奥尔基·伊万诺夫已经两年了，可我觉得还像第一次参加舞会。
我到了舞会，立刻大失所望。不对，还“不是那么回事”。同我们彼得堡的舞会完全不同——它们带有某种大国的，某种悲壮和辉煌。
记得祖博夫公爵坐落伊萨基叶广场上的那座黑色大理石府邸，那间没生火的昏暗的圆柱大厅，我们在大厅跳舞，冻得牙齿打战，可我们跳得精疲力竭，跳得头脑发昏，但玩得开心极了。记得1920年冬天，在一次舞会上，有人磨了大家半天——追问什么地方能弄到酒。大家回答这儿从来都没有过酒，他两手一摊，指着我说：
“那这位姑娘在哪儿喝醉的？不喝酒她能这么快活！”
可这儿的一切都无聊乏味，有一股小资产阶级的庸俗气味。一切都彬彬有理，井井有条，又是乐队，又是明晃晃的支型吊灯，打得锃亮的地板照出盆景的枝叶，舞厅深处设有小卖部，摆着一排酒瓶、蛋糕、点心和三明治，仿佛应当喜欢。可我不喜欢，非常不喜欢。我环视四周，感到少有的沉闷。
但是，尽管舞会同我希望的不一样，我一跳舞失望的情绪和沉闷便消失了，我又快乐起来。当然不像在彼得堡那样，但仍然快活。我甚至觉得这儿也很开心。当然不如彼得堡，但按照柏林的标准就算不错了。
我意识到对祖国的思念啮噬着我的心，我的一切不满都是由此而引起的。P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