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被视为“国学大师”，不仅在于他终其一生以教授”国学”为职志，更在于他对于”国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认为“国学”之根本义在”国性之自觉”，“俾吾人以毋自暴”；他认为“经”是“三代盛时 ”的典章法度，立身行事的准则，行之有效的政教，非圣人有意为文以传后世者；他认为中国古代教育之精神“务在守其己之所信，行其心之所安，而置死生穷达午度外”，非专授技能以营生活者。

本书旨在阐述中国现代文学兴衰得失递变的轨迹。所谓“现代”，是指1911年到1930年近二十年的历史时期。书中虽以介绍和分析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为主，但也广泛涉及民国开元以来的学术文化和政治民俗，是一部广义性质的文学史著作。作者并不局限于以文论文，以诗论诗，而是笔涉文学，意寄兴亡，从宽广的历史背景中，寻求和探索这一时期“文章得失升降之故”抒发出深沉的历史感慨。

清末民初，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本书作者将当时的文学分为二类：一为古文学，以王闿运、章太炎、刘师培、陈衍、王国维、吴梅村等为代表；一为新文学，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张士钊、胡适为代表。断代文学史以这一时期文学作为内容的，本书是唯一的一部名著。作者对于这些代表人物的时代背景、思想根源等有深层次的挖掘。此书《编首》叙述上古、中古、近古、近代，下接现代文学，这正是为了通古今之变。书中所谈的，“起于王闿运，终于胡适之”，主要还是近代文学，及进入二十世纪后的所谓“旧文学”。但此书仍有极可观之处：一是谈近代作家的创作时，十分注重他们与古典文学的传承关系，如谈王闿运，归在“魏晋文”的名目下；二是在艺术分析上，注重一己之感受，多有画龙点睛之笔；三是作者的文言，实在精粹漂亮。

序

绪论

 1.文学

 2.文学史

 3.现代中国文学史

编首

 1.总论

 2.上古

 2.中古

 4.近古

 5.近代

上编 古文学

(一)文

1.魏晋文

 王闺运(附：廖平、吴虞)

 章炳麟(附：黄侃)

 苏玄瑛

2.骈文

 刘师培

 李详(附：王式通)

 孙德谦(附：孙雄)

 黄孝纾

3.散文

 王树褥

 贺涛(附：张宗瑛、李刚己、赵衡、吴阄生)

 马其昶(附：叶玉麟)

 姚永概永朴

 林纾

(二)诗

1.中晚唐诗

 樊增祥

 易顺鼎(附：僧寄禅、三多、李希圣、曹元忠)

 杨圻(附：汪荣宝、杨无恙)

2.宋诗

 陈三立(附：张之洞、范当世、及子衡恪方恪)

 陈衍(附：沈曾植)

 郑孝胥(附：陈宝琛、及弟孝柽)

 胡朝梁

 李宣龚(附：夏敬观、诸宗元、奚侗、罗悖蟊、罗悖爱、何振岱、龚乾义、曾克高、金天羽)

(三)词

 朱祖谋(附：王鹏运、冯煦)

 况周颐(附：徐珂、邵瑞彭、王蕴章、龙沐勋)

(四)曲

 王国维

 吴梅(附：童斐、王季烈、刘富梁、魏馘、姚华、任讷、卢前)

下编 新文学

(一)新民体

 康有为(附：简朝亮、徐勤)

 梁启超(附：陈千秋、谭嗣同)

(二)逻辑文

 严复

 章士钊

(三)白话文

 胡适(附：黄远庸、周树人、徐志摩等)

跋

四版增订识语

3.中古

凡经之《易》、《诗》、《礼》、《春秋》，传之《左》、《公》、《毂》，子之《墨》、《老》、《孙》、《吴》、《孟》、《荀》以及《公孙龙》、《韩非》之属，集之《楚辞》，莫非戛戛独造，自出机杼。是上古之世，文学主创作；而中古以后，则摹仿者为多。《史记·律书》仿《周易·序卦》；司马相如《大人赋》仿屈原《远游》；扬雄为汉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论语》，《方言》摹《尔雅》，《十二箴》摹《虞箴》，《谏不许单于朝》摹《国策·信陵君谏伐韩》，《甘泉赋》摹司马相如《大人赋》，几于无篇不摹；而班固《汉书·地理志》仿《禹贡》；陆机《辨亡论》、干宝《晋纪·总论》仿贾生《过秦论》。如此之类，不可悉数。

章学诚曰：“西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入《新书》，相如词赋但记篇目，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诸子衰而文集之体盛。”吾则谓文集兴而“文”“学”之途分，何也？韩非子《五蠹篇》力攻文学，而指斥及藏管、商、孙、吴之书者。秦丞相李斯请悉烧所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而以“文学”二字冠“诗书百家语”之上。太史公自序其书，举凡一切律令、军法、章程、礼仪，皆称之为“文学”。盖两汉以前，文与学不分。至两汉之后，文与学始分。六艺各有专师；而别为经学。诸子流派益歧，而蔚为子部。史有马、班，而史学立。文章流别分于诸子，而集部兴。经史子集，四部别居；而“文”之一名，遂与集部连称而为所专有。

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曰：“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直则理胜于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胜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则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盖北人擅言事之散文，而南人工抒情之韵语也。然战国以前，如《经》之《易》、《书》、《礼》、《春秋》，传之《左》、《公》、《觳》，子之《老》、《庄》(老子楚苦县人，苦县即今河南鹿邑县。庄子蒙人，蒙县在今河南商丘县之东北。本柳诒徵说)、《孟》、《苟》等，其体则散文也；其用则叙述也，议论也；皆北方文学也。独《诗》三百篇，《楚辞》三十余篇，为言情之韵文耳。《楚辞》之为南方文学，固也。考《诗》之所自作，《吕氏春秋》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子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风。周公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而郑樵为之说曰：“周为河洛，召为岐雍。河洛之南濒江，岐雍之南濒汉。江汉之间，二南之地，《诗》之所起在于此。屈宋以来，诗人墨客多生江汉，故仲尼以二南之地为作《诗》之始。”然则《诗三百》之始自南音，有明证矣。战国以前，所谓言情之韵文，可考见者，惟此与《楚骚》耳。未能与散文中分天下也。是为北方文学全盛时代。汉兴，而南人如枚叔、刘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之徒，寝与贾谊、晁错、董仲舒、刘向辈抗颜行。而司马迁撰《史记》，以史笔抒骚情；班固作《两都赋》，以赋体罗史实；且融裁南方文学以为北方文学矣。此实南方文学消长之一大枢机也。爰逮晋之东也，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颜谢腾声，骖以鲍照，尤足启后代之津途。自汉以来，模山范水之文，篇不数语；而谢灵运兴会标举，重章累什，陶写流峙之形；后之言山水也，此其祖矣。晋之陆云，对偶已繁，而用事之密，雕镂之巧，始颜延之；齐梁声病之体，后此对偶之习，是其源矣。然较其工拙，延之雕镂，不及灵运之清新，亦逊鲍照之廉隽。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镇满眼。”延之终身病之。照以俊逸之笔，写豪壮之情，发唱惊挺，操调险急，史称其文甚遒丽，信然！然其所短，颇喜巧琢，与延之同病；至其笔力矫健，则远过之；与谢并称，允符二妙。然《国风》好色不淫，《楚辞》美人以喻君子，五言既兴，义同《诗》、《骚》，虽男女欢娱幽怨之作，未极淫放。至鲍照雕藻淫艳，倾侧宫体，作俑于前。永明天监之际，颜谢寝微而鲍体盛行，事极徐庾，红紫之文，遂以不反。既而徐陵通聘，庾信北陷，北人承其流化，“矜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尚，朝廷据此擢士”。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尝慨乎言之。厥为南方文学全盛时代。物极则反。《唐书·韩愈传》载：“愈常以为魏晋以还，为文者多相偶对，而经诰之旨，不复振起。故所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后学之士，取为师法。”论者谓“文起八代之衰”，实则唾弃南方文学，中兴北方文学耳。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江左擅绮丽纤靡之文，自古然矣。顾有不可论于三国者。魏武帝崛起称伯，开基青豫，以文武姿，拔藻扬葩，把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子桓、子建，兄弟竞爽，亦擅词采；然华而不实，上有好者，下必殆甚。陈琳、阮踽以符檄擅声，王粲、徐干以词赋标美，刘桢情高以全采，应场学优以得文，皆一时之秀；已萌晋世清谈之习，开江左六朝绮丽之风矣。夫江左六朝，建国金陵，阻长江为天堑，与北方抗衡，其端实自孙氏启之。孙权称制江东，号吴大帝，然文笔雅健，不为绮丽；《与诸将令》、《责诸葛瑾诏》卓荦有西京之风焉。虞翻《谏猎》之书，简而能要。骆统《理张温表》，语亦详畅。而诸葛恪救国之论，慨当以慷，尤吴人文之可诵者。吴之末造，韦曜《博弈论》，华蔌《请救蜀表》，渐近偶丽；然质而不俚；以视魏武父子之风情隽上，词采秀拔，固有间矣。谁则谓南朝文士尽华靡者乎？至蜀为司马相如、扬雄词赋家产地，而陈寿称“诸葛亮文采不艳”，范预谓“陈寿文艳不及相如，而质直过之”。是南人之文质直，转不如北人之藻逸工言情矣，可谓变例也。

自魏文帝始集陈徐应刘之文，自是以后，渐有总集；传于今者，《文选》最古矣。昭明太子序《文选》也，其于史籍，则云“不同篇翰”。其于诸子，则云“不以能文为贵”。盖必文而后选，非文则不选也。六朝之人，多以文笔对举。《南史·颜延之传》：“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刘勰《文心雕龙》云：“无韵者笔，有韵者文。”或疑“文笔区分，《文选》所集，无韵者猥众。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近儒章炳麟氏之所为致诮于昭明者也。不知六朝人之所谓“有韵者文”之“韵”，乃以语章句中之韵；非如后世之指句末之韵脚也。六朝不押韵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顿挫抑扬，皆有合乎宫羽。故沈约作《宋书·谢灵运传论》曰：“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合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其指实发于子夏《诗大序》，谓：“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又曰：“主文而谲谏。”郑玄曰：“声，谓宫商角徵羽也。”“声成文”，宫商上下相应。“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此子夏直指诗之声音而谓之文也，不指翰藻也。然则《诗·关雎》“鸠”“洲”“逑”押脚有韵，而“女”字不韵；“得”“服”“侧”押脚有韵，而“哉”字不韵；此正子夏所谓“声成文之宫羽也”。此岂诗人暗与韵合，匪由思至哉？子夏此序，《文选》选之，亦以抑扬咏叹，其中有成文之音也。六朝人益衍畅其指而为韵之说。《南史·陆厥传》云：“王融、谢眺、沈约等文，将平上去人四声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世呼为永明体。”所谓“平头”者，前句上二字与后句上二字同声；如古诗：“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今”“欢”同平声；“日”“乐”同入声；是“平头”也。又如古诗：“朝云晦初景，丹池晚飞雪。”“朝云”“丹池”同平声；是“平头”也。所谓“上尾”者，上句尾字与下句尾字俱用平声，虽韵异而声同；如古诗：“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楼”“齐”平声；是“上尾”也。所谓“蜂腰”者，每句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声；如古诗：“闻君爱我甘，窃欲自修饰。”“君”“甘”皆平声，“欲”“饰”皆入声，是“蜂腰”也。所谓“鹤膝”者，一句尾字与三句尾字同声；如古诗：“客从远方来，遗我一诗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来”“思”皆平声，是“鹤膝”也。然则后世之所谓韵者，以句末之同为适而求其大齐；而六朝人之所谓韵者，则以句中之同为犯而求其不齐。是以声韵流变而成四六之骈文，亦只论句中之平仄，不谓韵脚也。而章氏乃谓“《文选》所集，无韵猥众”；特以其无句末之韵脚耳。安知六朝以前之所谓“韵”者，非此之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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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读班、范两《汉书·儒林传》分经叙次，一经之中，又叙其流别；如《易》之分施、孟、梁丘，《书》之分欧阳、大小夏侯，其徒从各以类次，昭明师法；穷原竞委，足称良史。是编以网罗现代文学家，尝显闻民国纪元以后者，略仿《儒林》分经叙次之意，分为二派：日古文学，日新文学。每派之中，又昭其流别；如古文学之分文、诗、词、曲，新文学之分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而古文学之中，文有魏晋文与骈文散文之别；诗有魏晋、中晚唐与宋诗之别，各著一大师以明显学；而其弟子朋从之有闻者，附著于篇。至诗之魏晋，其渊源实出王闯运、章炳麟，而闽运、炳麟已前见文篇，则详次其论诗于文篇，以明宗旨；而互著其姓名于诗篇，以昭流别；亦史家详略互见之法应尔也。特是学者猥众，难以悉载。今但录其卓然自名家者，著于篇。

又按《汉书·儒林》每叙一经，必著前闻以明原委；如《班书》叙《易》之追溯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范书》之必称《前书》是也。是编亦仿其意，先叙历代文学以冠编首；而一派之中，必叙来历，庶几展卷了如；要之以汉为法。特是规模粗具，而才谢古人。《汉传》经师，人系短篇，简而得要。仆篡文士，传累十纸，详而蕲尽。闻之前人：粤在明季，南浔庄氏为《明书》，中王阳明一传，有上下卷，共三百余页；其冗长无体裁可知已(陈寅清《榴龛随笔》)。传者以为笑。《书》曰：“辞尚体要。”言史之论篡，贵简不贵烦也。然史笔贵能简要，而长编不厌求详。昔在鄞县万斯同季野草《明史》，每为一传，必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为长编，缅缅数十纸，传写者为腕脱；每语人曰：“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史之难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李翱、曾巩所讥魏、晋以后贤奸事迹，暗昧而不明，由无迁、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则事之信为尤难。盖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万先生传》)可谓有慨乎其言之。然则详者简之所自出也。会稽章学诚实斋亦言：“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光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为职故事、案牍、图牒之难以萃合而行远也，于是有比次之法。”(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报黄大俞先生》)仆少眈研诵，粗有睹记；信余言之不文，幸比次以有法。征文，则扬、马侈陈词赋，《汉书》之成规也。叙事，则王、谢详征轶闻，《晋书》之前例也。知人论世，详次著述，约其归趣，迹其生平，抑扬咏叹，义不拘虚，在人即为传记；在书即为叙录，吾极其详，而以俟后来者之要删焉。署日长编，非好为多多益善也。吾为刘歆、贾护，而听人之为班孟坚焉；吾为二刘、范氏，而蕲人之为司马君实焉；不亦可乎？

抑史家有激射隐显之法。其义防于太史公，如叙汉高祖得天下之有天幸，而见意于《项羽本纪》，借项羽之口以吐之曰：“非战之罪也，天也”。叙平原君之好客，而见意于《魏公子列传》，借公子之言以刺之曰：“平原君之游，徒豪举耳”。事隐于此而义著于彼，激射映发，以见微旨，是编叙戊戌政变本末，详见《康有为梁启超》篇；而戊戌党人之不餍人意，则见义于《章炳麟》篇，借章氏之论以畅发之，如此之类，未可更仆数；庶几史家激射隐显之义尔。至若林纾之文谈，陈衍之诗话，况周颐之词话，以及吴梅之曲话，其抉发文心，讨摘物情，足以观文章升降得失之故，并删其要，著于篇。亦《班书·贾谊传》裁《政事诸疏》、《董仲舒传》录《天人三策》之例也。要之叙事贵可考信，立言蕲于有本。聊疏篡例，以当发凡。

中华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十日

无锡钱基博叙于光华大学

无锡国学专门学校诸生，索余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稿，而集资以铅字排印贰百部，索跋于后。余搜讨旧献，旁罗新闻，草创此编，始民国六年，积十余岁，起王闽运以迄胡适，裒然成巨帙，人不求备，而风气变迁，大略可睹。其中陈石遗(衍)、康南海(有为)两老人，梁任公(启超)、章行严(士钊)两先生，皆曾以稿相示。惟任公晤谈时，若有不愉色然；辄亦无以自解也。呜呼！革命成功，此诸公者，或推或挽，多与有力；然冒宠利以居成功者，所在多有；而曾不图革命之何以善其后。独章太炎(炳麟)革命之文雄；而自始于革命有过虑之谭；长图大念，不自今日。然而论者徒矜其博文，罕体其深识。康南海，维新之先锋；而垂老有笃古之论，著《欧洲十一国游记》，然疑欧化，若图晚盖；回首前尘，能无惘然。独梁任公沾沾自喜，时欲与后生相追逐，与之为亡町畦；若忘老之将至，而不免贻落伍之讥；耗矣哀哉！乃知推排成老物，此亦无可如何之事。任公妩媚动人，南海权奇自喜，一师一弟，各擅千秋。严又陵(复)与南海、任公同时辈流，早年声气标榜，抵掌图新，倡予和汝；而临绝哀音，乃力诋康、梁，以为“社会纪纲之灭裂，少年心行之浮薄，谁生厉阶，二公实尸其咎”，感慨恻怆，言之雪涕。呜呼！神器不可以一端窥；愚民不可以浮议扰；严叟国士，抑何见之晚也！章行严少小闹学，意气无前；而整饬学风，行严乃不自我先，不自我后，首发大难，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战，召闹取怒，功罪与天下人共见之；可谓磊落丈夫已。其他难以更仆数，余为一一著于篇。於戏！举一世之人徒见诸公者文采熠映，倾动当时；而不知柴棘满胸，中有难言之隐，扪心不得，抱惭何穷。读者以此一帙为现代文人之忏悔录可也。民不见德，唯乱是闻。觥觥诸公，高文动俗，徒快一时，果何为乎？余文质无底，抱朴杜门，论治不缘政党，谈艺不入文社；差幸服习父兄之教，不逐时贤后尘。独念东汉党人，千古盛事。然郑康成经师人师，模楷儒冠；而名字不在党籍，谈者高之。自惟问学不中为康成作奴仆；唯此一事，粗堪追随，然而士无靖志，论喜惊众。前人悔之，后来不悛；波随流转，漫漫安竭；长写不测，知其何故哉？昔元微之撰《会真记》，叙张生崔女事，所望知之者不为，为之者不惑。呜呼，女用色媚，士以文淫；所操不同，惑志一也。知之不为，为之不惑。诸公已矣，来者监诸！至于载笔之法，次第之义，具详叙目，此不论焉。

中华人民造国之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无锡钱基博跋于上海光华大学之西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