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现，有一种热情激励着凯恩斯驾轻就熟、成竹在胸地周旋在白厅和白宫的公务中，与针线街上的银行家打交道，在剑桥的高台餐桌上谈笑风生，和布鲁姆斯布里小组的成员们挥斥方遒……

理查德·达文波特-海因斯著的《凯恩斯传(一个利他主义者的七面人生1883-1946)(精)》背景横跨两次世界大战的动荡期和战争间歇期。本书展现的是一幅令人惊叹的肖像，描绘的是一位20世纪知识分子中的巨擘，他的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一生中两次帮助并拯救英国免于陷入财政危机。在他死后的35年间——这段时间也经常被称为“凯恩斯时代”，他的思想左右了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然而在经济之外，他又是怎样的一个人？

在这本令人眼花缭乱的原创传记——《凯恩斯传(一个利他主义者的七面人生1883-1946)(精)》中，作者理查德·达文波特-海因斯（Richard Davenport-Hines）书写了凯恩斯生活中的种种“表现”，寻找着真正的凯恩斯。通过七篇色彩绚丽的描写：利他主义者，少年英才，官员，公众人物，爱人，鉴赏家和使者，展示出凯恩斯不仅是一位学者，还是行动上的巨人。

题词

译者序

图片目录

第一章 利他主义者

第二章 少年英才

第三章 官员

第四章 公众人物

第五章 爱人

第六章 鉴赏家

第七章 使者

鸣谢

“英国成功中产阶级家庭中弥足珍贵的平庸”这个说法是梅纳德·凯恩斯用来描述他的同行马尔萨斯的先祖们的。凯恩斯家族稳步繁荣的历史从一位十几岁的少年坐着驿站马车从萨利斯布里前往安德沃开始。那时乔治三世的统治到了最后几年。梅纳德的祖父约翰·凯恩斯(1805—1878年)11岁开始在萨利斯布里父亲的鞋刷厂里当学徒。马车里坐在约翰对面的一位旅客的扣眼中插着一朵粉色康乃馨(这个品种的名字叫“巴特的罗德尼勋爵”)。约翰对此羡慕不已，于是下定决心要种植康乃馨和所有的粉色石竹属花卉。他当了手表买来第一批植株。17岁那年，他的粉色石竹花为他赢得人生第一个园艺展奖项：一副方糖夹子。没过几年他的爱好为他带来可观的财富。1841年，上千人涌来参观他在巨石阵举办的大丽花展览。4年后，他在萨利斯布里开了一个苗圃，供应大丽花、马鞭草和康乃馨，还有杂交玫瑰新品种。温室中多样的植物为他带来之前当鞋刷厂学徒时想象不到的社交机会。亲王参加1861年为园艺学会位于南肯辛顿的新花园开幕仪式时，欢迎委员会成员中就有约翰·凯恩斯。

约翰·凯恩斯苗圃的成功有两个因素：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购买力日益提升以及对其品味的充分判断。约翰的客户们不喜欢威廉·肯特、凯帕比利提·布朗及汉弗莱·瑞普顿所采用的贵族模式的园艺景观：草坪修剪到屋边，花卉被种植在厨房后花园限定的边界里。他们不想要严肃、冷淡、如画的风景。他们要的是五光十色、花团锦簇、香味芬芳的植物大荟萃，充斥于房屋周围的地面上。1861年在肯辛顿举办了一次花卉展，约翰也获得了若干奖项。其中一个暖房的布置浓缩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风尚：人们欣赏的是舒适、安逸、丰富及色彩。该暖房布满了大丽花、蜀葵、剑兰、夹竹桃、牵牛花、玫瑰、百合、天竺葵、马鞭草和蕨类。玻璃箱内，地中海树蛙在苔藓、地衣和蕨类上蹦跳，让观赏的人们——特别是小孩子们——目驰神迷。军乐队全天演奏着进行曲、序曲、狂想曲、华尔兹和歌剧音乐。

约翰·凯恩斯，“王国内最大的大丽花种植者”，在这座他生活了一辈子的天主教城市中赫赫有名。在他的帮助下建起了一座学校。他还为布朗街浸信会教堂服务，常年担任其主日学校的校监。教育被看作能使人获得能力，使人富足、有价值且有成就感：那不是日常琐事，而是一种特权。他的住所上过《时代》杂志。1876年约翰·凯恩斯当选市长之前，他一直以自由党身份在市政厅工作了很多年。他的同胞们对他极其尊重。1878年他去世后，萨利斯布里大部分店铺都停业默哀。这位老人身后留下的资产超过4万英镑。他从苗圃赚来的钱很可能因他明智地投资铁路而得到增值。19世纪50年代，以萨利斯布里为中心，建立了支线和干线铁路网。有些铁路比另外一些更赚钱。约翰·凯恩斯很可能参与了这次本地铁路发展的浪潮，而且可以确定他人股了萨利斯布里铁路和市集公司。该公司于1859年在城镇边缘建起了一个仓库，开发了获利颇丰的运输线路。

这位老花匠巨大的乡间财富使得他的后人更加成熟。“和所有英国式的东西一样，”弗吉尼亚·吴尔芙是这样描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1937年的生活的，“过去看上去那么近、那么亲切友好。”梅纳德·凯恩斯对英国及欧洲生活之光明(在被洲际战争扑灭之前)的感觉是他所思所想的基础。“人类经济发展最非同寻常阶段的那个时代啊！可这一切在1914年8月戛然而止！”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这样写道——毫无疑问他想到了家族日益膨胀的财富。虽然大部分人工作超时，毫无慰藉，但是他们还有希望，那就是阶级系统的灵活性。“逃离(某个阶级)是有可能的，”他对此深信不疑，“一个人只要有能力有品质，超出同阶层的一般人，都能跳出自己的阶层，进入中产或者上层阶级。生活为他提供的是低成本、无麻烦的便利、舒适和配套，而这些在其他时代最富有、最权势的君主们看来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内维尔·凯恩斯(1852—1949)是那位花匠第二次婚姻中生下的。他的母亲是安娜·梅纳德·内维尔。通常，我们认为安娜是一位埃塞克斯农夫的女儿。不过她的父亲虽然是磨工和自耕农的后代，却在伦敦做生意。她的童年基本都在坎伯韦尔周边的乡下度过。凯恩斯家族都是坚定的浸信派。有了这个事实，也就可以预见内维尔会受到怎样的教育。15岁那年，他被送往一所非国教的寄宿学校。学生们被灌输的信条是，要想在末日审判之时获赎，就要“过”有道德的生活，还要“过”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1869年，内维尔及时赢得了伦敦大学学院的奖学金。这所学校和牛津、剑桥这样的古老大学不同，它招纳英国国教之外的大学生。在学院的三年问，这位年轻的非国教徒以他在贸易方面的家族背景，展现出远大前程，也推动着他的后代获得各类封号和学术荣誉，并打下“凯恩斯”这个姓氏成为具有世界性认可的形容词“凯恩斯主义”的基础。

P21-23

这本书描绘的是最为我们所熟知（也许还是最为我们所误解）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生平事迹。

经济是国之大事，也是民之“小”事。翻开一位经济学家的学术专著，有基础的读者自然能顺藤摸瓜理解或者试图理解一套理论的起承转合及实际应用；而对经济没有足够掌握的读者往往在浏览了一两个章节之后就如坠五里云雾之中：利率又是如何驱动了国内需求？货币数量的上升（下降）会刺激（压制）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因此提升（降低）了生产和就业？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美联储宣布加息又会对我们的经济产生如何的影响？……

这样的问题和疑问往往需要用比阅读这些文字本身多出几十倍的时间，并在借助其他资料以及自我逻辑思考的前提下，才能获得令自己满意的解释。

所幸的是，这本书并不是一本经济学专著，作者也明确地说：“我们这本书，省略了技术性的东西，而选择性地将重点放在描述凯恩斯本人身上。”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凯恩斯的七面人生：利他主义者，少年英才，官员，公众人物，爱人，鉴赏家和使者。

这七方面互相交织，为我们描绘了经济学家凯恩斯不为大众所熟知的丰富人生，也让我们了解了他的思想、行为的形成原因，以及是怎样的准则在起根本作用，这些都是更好地了解凯恩斯经济学体系的根基。

写历史有小的写法，也有大的写法，写人物传记也是如此。小的写法，无非何时何地何人做了何事（出生、入学、恋爱、结婚、学术研究……），可能再加上一些作者的评述，这是很典型的编年体传记的做法。而本书是从大处，也是从更根本处来描绘凯恩斯。

正如凯恩斯对经济学家的定义：

伟大的经济学家必须拥有一种极为罕见的各项才能的综合。他必须在若干不同的领域达到极高的标准，而且必须综合那些不经常同时具备的才能。他必须是某种程度上的数学家、历史学家、政客、哲学家。他必须懂符号又能用文字表达。他必须以一般概念来考量特例，在思考中同时接触抽象和实在。他必须了解过去才能研究现在，并为未来着想。任何人类的本质和制度都不能完全游离在他的考量之外。他必须同时保持目的明确而又不偏不倚的状态。他像一名艺术家一样冷漠而廉洁，但有时也要像政客那样接地气。

对这样的一个经济学家，已经不能只从他的学说及其应用和效应来加以评判，更不能只是泛泛而论其生平。

但是我更关心的是，如果某人必须做出一个决定、提出一个见解时，他为什么会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这样做又是基于怎样的规则？

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基地》系列中的“谢顿模型”，以及刘慈欣在《三体》中提出的文明发展公理，都是结构异常简单却又异常严密的公理体系。从这些体系出发，我们才能看到作者为我们构建的宏伟宇宙。

而在我看来，凯恩斯所有的判断、行为都是出于“利他”精神这一“公理”，也就是书中所说的，“如果（梅纳德）面临互相冲突的选择并需要就实际事务的推进选择方法时，合理的原则总是选择最慷慨的路线。”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需要理解规则，更要理解“元规则”（meta rule）。除了工作之外，这样的元规则也指导着一个人的家庭、生活、爱好、处事、交友以及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还想知道，是怎样的因素在起作用，使得他在那个时刻采取这个规则而不是那个规则？这里必然有元规则的存在。只有理解了元规则，我们才有可能摆脱细节的缠绕，而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这样做也许还能激发我们凡人的一丝想法：一位伟大人物就是如此炼成的，而“我”也有可能通过这样的自我修炼，而完成自我的提高。

凯恩斯的“利他”精神根植于他的家庭，在三个对他有着终身影响的组织（伊顿学院、国王学院和布鲁姆斯布里小组）中得以培养，在其作为官员、公众人物、使者、鉴赏家（和艺术恩主、自然保护主义者）、情人时得以体现和贯彻。简而言之，家庭、生活和工作使得他必将采取那样的一个利他立场。而从另一方面出发，他的利他立场也促进了他能获得那样的家庭、生活和工作。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正是凯恩斯的写照。“无私是凯恩斯的死因。在1944—1945年，他可以选择延续生命，或者因过劳而牺牲自己。他心中充满了利他主义，选择了耗尽最后一份力量从事公务。他为了国家利益而签署的系列文件，正是他自己的死亡证明。他的一生是英雄般的一生。”

本书英文名是Universal Man，拉丁原文是homo universalis。在维基百科的解释中，和polymath，renaissance man是同一词条，专门用来指称一位在不同的领域都有着出色成就的人物，一个“只要他愿意，就能做所有事情而且做得很好的人”。此类人中，最为我们熟知的就是达·芬奇、伽利略这样的全能人物。作者选用这一词汇来描绘凯恩斯，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他对这位“英国学者中最出色的‘行动上的巨人’的典范”的景仰之心。

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转型的关键性时期。而经济发展本身也日渐和地域、文化、政治、军事、人口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我们又应该采用怎样的准则（公理），获得人类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凯恩斯主义（以及新凯恩斯主义、新古典主义）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当今试图给出各自的分析和方案，它们是否有着各自的公理，这些公理在本质上是否协调？基于这些公理（如果有的话）推演而来的系统是否一致而完备？这是我作为一名非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期望和质询。

任颂华

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