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桃皇后》是俄国著名作家普希金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讲述了一个赌徒的离奇故事。
故事发生在18世纪末的彼得堡。出身贫寒的青年军官格尔曼爱上了上流社会的丽莎小姐,但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不同,他无法娶贵族小姐为妻。格尔曼偶然了解到丽莎小姐的祖母伯爵夫人有赌博致胜的三张王牌,他妄想探出其中的奥妙,以求赌博发财。其实,这三张王牌不过是一种谣传,格尔曼致富心切,千方百计,费尽心机,不仅杀死了丽莎的祖母——伯爵夫人,还使得知真相后的丽莎小姐也深感爱情的破灭而自杀,格尔曼本人也因在赌场上输了个精光,在绝望和悔恨中拔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除了这部小说外,本书还收录了普希金的另外四篇小说,包括《别尔金小说集》、《戈柳希诺村的历史》、《罗斯拉夫列夫》和《杜勃罗夫斯基》。
本书收录了普希金最重要的小说作品:《别尔金小说集》、《戈柳希诺村的历史》、《罗斯拉夫列夫》、《杜勃罗夫斯基》和《黑桃皇后》。其中《黑桃皇后》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描写了19世纪20、30年代彼得堡上流社会的生活,并成功刻画了一个赌徒的生动形象。
1816年的5月间,我曾旅行经过××省,走的是一条如今已被毁坏的驿道。我当时职位低下,只得在每一个驿站换马,还要付两匹马的费用。因此,驿站长们对我很不客气,我常常要通过斗争才能得到我认为我有权得到的东西。我年轻气盛,看到驿站长把为我准备好的三匹马又套到了一位官老爷的马车上,我便会因站长的下贱和胆怯而发火。在省长的午餐会上,势利的仆人常把我的菜漏掉不上,这件事也使我很久都难以习惯。如今,这两件事我都认为是符合规矩的了。实际上,如果我们废除“小官敬大官”的普遍规则,而采用另一个比如说是“低智敬高智”的规则,那么我们这儿会出什么事呢?那将会出现怎样的争斗啊!仆人们又该从谁开始上菜呢?但是,还是回到我的故事上来吧。
那一天很闷热。在离××驿站还有三里路的时候,下起了雨,一分钟之后,一场倾盆大雨便把我淋了个透湿。到了驿站后,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换衣服,第二件事是要一杯茶喝。“喂,杜尼娅!”站长喊道,“把茶炊摆上来,再去拿点奶油来。”听到站长的话,一个十四岁左右的女孩从隔壁的房间里走了出来,跑向前厅。她的美貌令我吃惊。“这是你的女儿吗?”我问驿站长。“是我女儿,”他带着心满意足的神情回答,“她脑子好使,手脚麻利,活像她死去的母亲。”这时,他开始登记我的驿马证,我则看起了他那简陋然而整洁的住所中挂着的几幅画。画上画的是浪子回头的故事:在第一幅画上,一个戴帽着袍的可敬老人正在送别一个行色匆匆的少年,那少年在急慌慌地接受老人的祝福和钱袋。另一幅画上,年轻人放荡的行为被用鲜艳的笔触表现了出来:他坐在桌子旁,四周环绕着一些邪道朋友和厚颜无耻的女人。接下来的一幅画上,把钱财挥霍一空的少年,身穿破衣,头戴三角帽,正在放猪,并在和猪一同吃食;在他的脸上,有深刻的忧伤的悔恨。最后一幅,画的是他回到了父亲身边;善良的老人,身着与第一幅画中同样的冠服,跑出来迎接儿子:浪子跪在地上;在画上的远景中,一个厨师正在宰杀一头肥牛,哥哥在向仆人们询问这一喜庆场面的原因。在每一幅画的下方,我都读到了几行相当不错的德文诗。所有这一切,以及那养着凤仙花的瓦盆、挂着彩色帐幔的床铺和当时出现在我身边的其他东西,至今仍都留存在我的记忆里。就是在此刻,我仍觉得那位驿站主人的形象历历在目,他五十发上下的年纪,脸色很好,精神矍铄,身穿一件长长的绿色制服,三枚勋章挂在褪了色的绶带上。
我还未及和我的老车夫结清账,杜尼娅就已经抱着茶炊回来了。这个小妖精只两眼便已察觉出,她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垂下了蓝色的大眼睛;我与她交谈起来,她在回答我的问题时没有任何的胆怯,像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姑娘。我请她的父亲喝杯果酒,又递了一杯茶给杜尼娅,我们三人便聊开了,就像是老熟人似的。
马早就套好了,可我还是不愿离开驿站长和他的女儿。最后,我终于和他们道了别;父亲祝我一路平安,女儿送我到车边。在前厅里,我站下了,请她允许我吻她一下;杜尼娅同意了……我能够数得出。
自从我做了那事之后,我有过许多次的接吻,但是,没有一个吻能像这个吻那样给我留下如此长久、如此愉快的回忆。
几年之后,一些事又使我走上同一条驿道,来到了老地方。我回忆起了老站长的女儿,一想到又能见到她了,我便满心欢喜。但是,我也想到,也许,老站长已经被别人替换了;也许,杜尼娅已经嫁人。他和她也许死了,这个念头也曾在我的意识中闪过,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哀伤的预感,我走近了××驿站。
马匹在驿站的小屋前站住了。我走进房问,立即认出了那几幅画着浪子回头故事的画;桌子和床铺摆在老地方;但是窗台上已没有了花,屋里的一切都让人觉得陈旧、凌乱。驿站长裹着皮袄睡在那里;我的到来惊醒了他;他爬了起来……这正是萨姆松‘维林;可是他老得多厉害啊!就在他准备填写我的驿马证时,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满是胡须的脸上那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和他佝偻的背,——我不能不惊讶,三四年的时光竟能将一个精神抖擞的男人变成这样一个瘦弱的老头。“你还认识我吗?”我问他,“我们可是老熟人啊。”“也许是吧,”他闷闷不乐地回答,“这是条大路;打我这儿路过的人很多。”“你的杜尼娅好吗?”我接着问道。老人皱起了眉头。“天晓得她好不好。”他回答。“看来,她是嫁人了?”我说道。老人装着像是没听见我的话,继续喃喃地读着我的驿马证。我也不再问话了,吩咐上茶。好奇心搅得我心神不宁,我指望着,果酒能让我的老相识开口说话。
我没猜错:老人不反对喝上一杯。我发现,罗姆酒驱散了他的郁闷。喝第二杯时,他的话就多了起来;不知是真的记起来了,还是假装的,他像是认出了我,于是,我便从他那儿听到了这个当时曾强烈地吸引了我、感动着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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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
在普希金的文学遗产中,有八百余首抒情诗和众多的诗体小说、长诗、童话诗和诗体悲剧等,也有数十部(篇)、总字数约合四十余万汉字的小说作品。这些小说作品不仅体现了普希金多方面的文学天赋,而且也同样是普希金用来奠基俄国文学的巨大基石。没有留下这些小说作品的普希金,也许就很难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俄国文学之父”。
普希金的小说创作对于俄国小说以至整个俄国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俄国文学,在经过以罗蒙诺索夫为代表的启蒙时期和以杰尔查文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时期后,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当时俄国文学的成就还主要体现在诗歌创作领域,小说等散文文体的创作水平还不高。在普希金之前,卡拉姆津、别斯图舍夫·马尔林斯基的创作标志着俄国小说的形成,但他们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模仿西欧作家的痕迹,还不完全是源自俄国生活、具有民族风格的俄国小说。在这样的文学史背景下,普希金的小说创作的意义就显得更加突出。普希金作为当时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却在一个诗歌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完成了定型俄国小说的历史任务,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叹。
普希金对俄国小说的贡献,首先就在于其小说所体现出的民族性上。他的小说的主要对象,是俄国各阶层人物的生活及其喜怒哀乐。在普希金的创作中自然也可以看到某些西欧作家影响的痕迹,如西欧骑士小说及其主要人物的主仆组合方式,司各特历史小说的人物塑造手法,卢梭的情感小说的书信文体及情绪基调,斯泰恩的感伤议论,拜伦的历险英雄等,但普希金将这一切都“俄国化”了,使这些方式或情绪首先服从于俄罗斯的生活。第一个将普希金称为“俄罗斯民族诗人”(这里的“诗人”一词似是广义的,而不单单是指诗的作者)的果戈理,在他的《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一文中这样写道:“一提起普希金,立刻就使人想到他是一位俄罗斯民族诗人。事实上,我们的诗人中没有人比他高,也不可能比他更有资格被称为民族诗人。这个权利无论如何是属于他的。在他身上,就像在一部辞典里一样,包含着我国语言的一切财富、力量和灵活性。他比任何人都更多更远地扩大了我国语言的疆界,更多地显示了它的全部疆域。普希金是一个特殊的现象,也许是俄国精神的唯一现象:他是一个高度发展的俄国人,说不定这样的俄国人要在两百年以后才能出现。在他身上,俄国大自然、俄国灵魂、俄国语言、俄国性格反映得如此明晰,如此纯美,就像景物反映在凸镜的镜面上一样。”果戈理与普希金几乎是同时代人,他能给予普希金如此之高的评价,足可见普希金在当时的威信和影响。
普希金对俄国小说的深远影响,还在于他对生活的现实主义态度。《别尔金小说集》发表后,果然不出普希金的所料,招来许多批评家的非议,认为这部小说集过于“粗俗”,读者对它的反映也不佳。然而,普希金的目的正在于用对现实生活现实的描写来矫正俄国小说的走向。如果说,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使俄国诗歌达到了欧洲水平,那么,对生活的现实主义态度则是俄国小说进一步发展的首要前提之一。终于,普希金的小说获得广泛的接受和认同,《别尔金小说集》及其写法成了一种新的时尚,人们意识到:俄国的小说原来还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写。许多年之后,托尔斯泰仍在对人们说:“你们首先要通读《别尔金小说集》,每一位作家都应该把这些小说研究,再研究。这几天我就这样做了,我难以向你们转述这一阅读给我带来的良好的影响。”
在小说的题材、人物、情节、风格等一些具体方面,普希金对许多俄国作家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在通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把“多余的人”的形象送进俄国文学之后,普希金通过《驿站长》又把“小人物”带入了俄国文学形象的画廊;普希金的《棺材匠》《黑桃皇后》等开了俄国文学中所谓“都市小说”“彼得堡小说”的先河,对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基尔扎里》《阿尔兹鲁姆旅行记》等涉及的“高加索主题”,后在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托尔斯泰的《哥萨克》等俄国小说中得到继承;普希金对乡村贵族生活的细致描写,对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和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来说无疑具有借鉴意义;《黑桃皇后》中深刻、紧张的心理描写,对莱蒙托夫等的俄国“心理小说”也是有启发的;普希金曾将他的一个小说提纲《克里斯宾到某省……》中的素材“转让”给果戈理,使后者写出了著名的喜剧《钦差大臣》……一位小说家,而且是一位诗人小说家,能对俄国众多的小说家产生如此众多的影响,实在是令人难以思议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们都来自果戈理的《外套》。”我们也许可以说:他们(俄国的作家们)都来自普希金。这不仅仅是就《驿站长》对《外套》的影响而言的,也不仅仅是就普希金对果戈理的影响和后者对前者的崇高评价而言的。这是因为,俄国的小说自普希金起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折,俄国小说后来的诸多特征和传统,也都可以追溯至普希金及其笔下的小说。
刘文飞
普希金之于俄国文学,正如达·芬奇之于欧洲艺术,同样都是巨人。
——[俄]高尔基
毫无疑问,是普希金创造了我们的诗的语言和我们的文学语言。
——[俄]屠格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