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帝王伤心事，忠奸曲直难辨识。何使浮云蔽日月？读史明心方得知。以古为镜，慎察既往得失，以戒今世谋权谋国者。儒道兵法之说，阴阳反正之变，亦为安邦济世案头书。本书打破传统，以逆向思维评述历史，颠覆众多历史人物形象，堪视为用人谋略的最高法则。

《反经》从反面讲谋略，唐宋以降，就是为官治政的必读之书，与《资治通鉴》一起被历朝君臣将相所熟知。《反经》[不以成败论英雄]，摆脱了以忠奸评价历史人物的传统定式，以发展的辩证唯物的观点对唐之前历代智谋权术做了一次全面的阐述和总结，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历史事件，借此提醒人们对任何人和事物，[要既知其一，又知其二]，不能[只知其正，不知其反]，真正做到识人量才、知人善任。

前言

原序

第一篇 大体

第二篇 任长

第三篇 品目

第四篇 量才

第五篇 论士

第六篇 政体

第七篇 臣行

第八篇 理乱

第九篇 反经

第十篇 正论

第十一篇 惧戒

第十二篇 时宜

第十三篇 忠疑

第十四篇 用无用

第十五篇 诡顺

第十六篇 难必

第十七篇 运命

第十八篇 大私

第十九篇 败功

第二十篇 昏智

第二十一篇 善亡

第二十二篇 息辩

第二十三篇 势运

第二十四篇 傲礼

第二十五篇 定名

第二十六篇 是非

第二十七篇 适变

后记

【释文】王莽的时候，国内大乱，各地盗贼纷纷出现。王莽派遣将军廉丹讨伐崤山以东的盗贼，廉丹于是征召冯衍作为他的幕僚。

行军路上，王莽派人向廉丹传达圣旨说：“你身受国家重托，如果不为国捐躯，那是不能报答君恩的。”

廉丹非常慌恐，就把冯衍叫来，把诏书拿给他看。

冯衍于是劝廉丹：“我听说，顺从时运以成就事业，这是常道所推崇的；逆反常规来攻伐旧体制，这是权变者所重视的。因此，希望有所成就，便不必询问需要遵守什么原则；论定事物的大体纲要，就不能守什么小规范。从前齐国的逢丑父在齐、晋两国决战中，知道齐顷公可能被擒，便与顷公换了座位，当晋国将领韩厥擒拿他们的时候，逢丑父冒充顷公，并让顷公借着下车取水的工夫逃走，因此他的行为在诸侯中得到称赞。春秋时郑国的祭仲，由于被宋襄公挟持，被迫废掉郑昭公扶立公子忽为郑厉公，郑昭公被迫逃亡。后来，祭仲又重新扶立他归复王位。用自己的死来换取国君的活命，用暂时的妥协来换取国君的生存，这纵然违背了常人的思维定式，但使得国家安宁，自身得以保全，亦是君子所遵循的原则。

所以《周易》中说：穷极则变化，变化就能通达，能通达就可以恒久。遵循这样变通的原则，何事不成？

假如明知道这样做不可能成功，还一定要去做，那你最终将落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像这样的事，贤明的人不会去做，勇武的人也不会去干，况且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获得机遇的时候千万不要懈怠。’张良因为祖上五代都在韩国为相，所以自己曾操铁锤谋刺秦始皇，他的勇敢精神超过了孟贲、夏育，他的美名高过了泰山。新朝虽然替代汉朝，可是，天下英雄并没有心悦诚服地归附于它。现在国内大乱，百姓们怀念汉朝的恩惠，超过周朝人对召公的思念。当时人们因思念召公，连他借以乘凉的甘棠都不忍剪伐，更何况他的子孙呢？老百姓以歌舞来颂扬拥戴的人，上天是一定会帮助他的。将军你的祖上是汉朝的忠信的臣属。我认为，你目前不如把部众屯据驻扎在大的郡城，安抚官吏士卒，磨炼他们的节操。百里之内的地区，每天都可以提供牛和酒，犒劳你手下的将士；这样你就可以招纳勇敢的英雄俊杰，征求智慧的计谋，立下长远的打算，等待着天下大变，然后兴办大事，替天下人除害，那么你的福禄将无穷无尽，你的功劳业绩将永垂青史。又何必让自己的军队在中原大地覆灭败亡，使自己的尸体跟草木同时腐烂，使你的先人跟你一同遭受耻辱呢？善于处理事情的圣人能转祸为福，智谋之士能因失败而再求成功。希望你能好好地谋算，不要与世俗的观念苟同。”

但廉丹不听冯衍的建议，继续进军。

等到了睢阳的时候，冯衍又一次劝说道：“善于明见的人能在事物还没有形成前就能看到它，智慧的人能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就已经考虑到它，更何况眼前是这样清晰明白的局势呢？大凡祸患的发生，都是由于疏忽所造成的，失败后再后悔，是没有用的。商鞅曾说：‘具有比常人高的行为能力就一定会遭致世人的非议，能有独到的见解和谋虑就一定会被普通人认为你是多余的。’因此人们往往听信平庸的论谈，毁坏金石一般的策谋，承袭常人所遵守的规范，丢弃高尚明智的德行。决断是智慧的主宰，犹豫一定会被事物所役使。时机一旦失去，是不会重新再来的，希望你一定再慎重考虑一下。”

可廉丹仍然不听从，继续进兵，结果在无盐(今山东省东平县东)与赤眉军进行一场恶战，他本人最终战死。冯衍则流亡到了黄河以东的地区。

(原作者按，当时，长沙太守郅恽仰观天象，对他的朋友说：“如今镇星、岁星、荧惑(指土星、木星、火星)都出现在汉楚的分野翼宿和井宿的区域，三星离去后又重新出现，这说明汉王朝一定会再次接受天命，如果有人能顺应天时发动策划起事，一定能够成就功业。郅恽就拿这套理论来游说廉丹，廉丹同样也没有采纳他的言论。)

蒯通劝说韩信反汉，阎忠劝说皇甫嵩叛刘，冯衍劝说廉丹弃王，但这三个人都没有听从建议，甘心情愿走向危险与死亡。这是为什么呢？就如同范晔所说，如果一个人的事业塞滞困顾，那么他就很少顾虑自己的身家性命；人的生活如果安逸顺利，那么他对自身的的顾虑就多。所以说，登高却不害怕的人，是那些服劳役的刑徒；不坐在屋檐下怕瓦片坠落打伤的人，是千金之子。从这一点来看，人在快乐的时候就思求安逸，穷苦的时候就图谋变革，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再看看这几个实例，这三个人中，有的已为王了，有的已经是将相了，所以，他们骨子里很在乎自身的荣华富贵。可悲的是，他们不知道，当权势地位高到被人猜疑的地步，祸患是迟早会来临的。更可悲的是，这种危险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他们却不能放弃权势来避免嫌疑。事实上，在“积重难返”的情况之下，他们在自己身处的范围里，已经没有什么可信度了。也就是说，即便回去和对人家摇尾乞怜，人家也只会认为他们有更可怕的图谋，因此，对他们来说，除了另开辟一片天地之外，别无选择。

遗憾的是，三个人都因为迟疑徘徊而导致最终的败亡。如果说遭致这样的祸害，是他们怜惜自己的生命，那么，正是对自己生命不正确的认识，才使他们落得这样的结局。所以谚语说：抱有必死的心理就会存活，抱有侥幸存活的心理就会必死无疑。

P147-150

《反经》一书所讲述的主要内容是，理想化的传统道德如何与社会融合起来，从而使其在精神与物质的交互作用中合理发展，由于叙述文本是由具体事例以及当事人的言论构成，因此它的内容还是比较活泼、生动的。

该书成于唐朝中叶，《唐书·艺文志》和《唐志》都对此有所记载，因此，不必怀疑其为后人托名伪作。到明末清初时，该书犹有宋代的刻本传世，乾隆年间官修的“四库全书”将其收录，也说明其确实受到了所谓“主流文化”的重视。

通过民间故事或者影视剧而为我们所熟悉和喜爱的历史人物纪晓岚在为这本书写的提要中说：“刘向序《战国策》，或题日‘长短’。此书辨析事势，其言盖出于纵横家，故以‘长短’为名。虽因时制变，不免为事功之学。而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谲之谋，其言固不悖于儒者，其文格亦颇近荀悦《申鉴》、刘邵《人物志》，犹有魏晋之遗。唐人著述，世远渐稀。(此书)虽佚十分之一，固当全璧视之矣。”

从这篇提要看，纪氏并没有把本书的价值哄抬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上去，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虽因时制变，不免为事功之学。而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谲之谋”的评语中体现得很充分。在我看来，这个评价也是非常客观的，如果今天有人对它的内涵和价值有全新认识的话，那么，由我评述的这本《反经》就未免显得层次不高；但是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一点历史知识，对我来说，也算得其所愿了。

《反经》这个名字当然比它的另一个名字《长短术》来得生猛火暴。就其内容来看，它所列举的事例或原作者本人的议论都带有明显辩证色彩，以“长短”为名倒是更贴切一些，不过，以“因时制变”的评语来说，以“反”切题也无可厚非。换一个角度看，如果因为《反经》这个名字而使本书多些销量，也不见得是件坏事——聪明的读者冲着这个带有“禁书”味道的名字而买去阅读，继而了解一些历史甚至借鉴其中的经验修正一下自己的为人与处事，对编著者来说不啻于“收之桑榆”。

如此说，大家或许会以为我是抱着不认真的态度来编写这本书，已经掌握了“国学”精髓的读者更会以为，我可能完全是个“二把刀”，在不能把蕴涵在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至理”说得深入和透彻的情况下才故作轻松地作秀。这两种看法未免偏颇了一些，在我看，与其写一本学术味道十足的专业书籍任其填充发行单位的库房，还不如在这些“经典”中挑拣一些好玩儿的东西搞一本“普及型”的“传统文化读本”，寓教于乐的同时又无伤大雅。想来原作者赵蕤老师对此也没什么意见，更何况，今天这个紧张的社会，能让我们放松一下的东西实在不多——如果诸位举出种种声色犬马的游戏来反对我的说法，那又何必花钱买书来看呢？

基于这个目的，在编写过程中，我把这本所谓的“帝王必读之书”的身份降低了大大的一截，原书10卷63篇的内容因此有较大的删减，带有浓重的主观唯心色彩的“知人”、“察色”等篇都是全篇删除。读者如果对这方面的内容有兴趣，可以去查看全本的《反经》，市面上非常容易找到，编写者中拥有显赫头衔的也大有人在，想来不会言及“怪力乱神”以求炫世。另外，如果购买《相术大全》之类的书，对我删除掉的部分内容也可以了解一些。

据“四库提要”言，纪氏怀疑第十卷是后人伪托之作，所以其后的大部分版本都不收第十卷，其中的内容，因为我既晚出又晚学而不曾得见；第九卷主要是一些军事内容，这在我捉刀评述的《智囊·名家讲解》中已经有相当篇幅进行介绍了。本书中所引用的故事与其颇有雷同，都是天时、人和、地利、诡计等等内容，因此也没有收录。原因不外是，一个文字工作者翻来覆去地讲雷同的内容，很有赵本山先生所说的“耗子给猫当三陪——要钱不要命”的味道。我虽然要钱也要命，这张脸皮的底下终究还衬托了一些“仁义道德”，如果这些东西都没了，即使靠写作赚来些花销，使用起来也不甚惬意。

我保留下来的内容是27篇，按成数论则为20篇，因此本书就不标卷数，只以原篇名来标目。这些内容涉及“企业管理”、“人才使用”等方面，这倒不是我在跟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一个知识分子一旦不能指点江山，实在技痒。这样的内容写起来，对自己而言就很有快感，由人生际遇滋生出的种种郁闷也随着写作的进行而消逝。长夜孤灯之下，“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的调子激发出凄楚、曼妙的情怀，把我装饰得真是十足的“文艺”。由此，便觉得有些飘飘然，浑然以为自己便是那个“开元中，召之不赴”(据《唐书-艺文志》)的作者赵蕤。隔千年而有所感应，也算是我编写此书所得的一丝欣慰与振奋吧。

说到这里，当然要介绍一下这位赵先生了，据纪晓岚的《提要》“孙光宪《北梦琐言》载：‘蕤，梓州盐亭人。博学韬钤，长于经世。夫妇俱有隐操，不应辟召。”’由此可以看出他是四川人，其仕途不甚显赫，于是就被冠以“隐操”的头衔。这样的好处就是，我们得以在今天看到这本还算有趣的《反经》，否则，他老人家身处宦海浮沉之中，恐怕是没有充裕时间搞创作的。

在自序中，赵先生说他想把这本书献给当世的帝王，希望此书成为他们的“德育教材”。但是随着盛唐时代的结束，中国逐渐陷入到军阀割据的泥潭之中，看来，当时的帝王们并没有认真读过这本书。因此，我本人不太相信，这本书在今天可以培养出一批“布衣空手取中原”式的风流人物。

在我看，本书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在不经意之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身处社会中如何合理进退的经验，比如说，在分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性质、彼此关系、应对策略的同时，赵先生就为我提供了一个洞察人情世故的独特视角。不为生活所累的读者看了，于悠闲中更添趣味；而奔忙于世俗的读者，偶获喘息之余随手翻阅，或可起到舒筋活血的功效；甚而在一些文艺女子面前将该书内容引入谈资，鸡群鹤立之下，即使不抱美人归去，也可以在顾盼之中一抒怨望。如此，赵先生千年前的著作真是“善莫大焉”。

写到这里，这篇算是前言的东西就结束了。书看得多了，长篇大论倒没有了，由此看，母亲担心我脑子里的东西会用完也并非杞人忧天，但我想，纵酒、伤情、伴夜雨而起心潮的日子，是不会离我而去与那滚滚红尘厮混在一起，把我那些残余的意气挥霍干净的；如此，文字即使常常“写而旁之”，我也终究是一个略微发胖的知识分子，试图在苦闷的时光中涂鸦几片略胜于灰暗的颜色。

如果这本书没有表现出一种叫做“情趣”的东西，倒比我对传统文化所做的评述过于浅陋可怕了许多，我本人相信，“爱”或者说是“热爱”如果不能与对象之间建构起活色生香的精神载体，就不要故作矜持守望。我们寄希望于在历史中四处漫游，发现自己早已经失落的理想和率真，因此，我倒希望大家觉得这是一本冲动的书，带着少年般的青春气息奔向我们的传统，这也是我不按照传统注释来做这本书的重要原因。

这本书中我试图表达的是，如果历史还能够在今天的生活中发挥作用，那她就不是过去时，至少，她不是某些自诩“文化”人私人珍藏的一块灵牌，她活着就要体现出感性甚至性感的色彩，这样我们才能去爱，去维护。所以，我们不要去拜祭她，更没有权利把拥有她作为私人的一块遮羞布。

我迫切需要的不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批着斗篷遮住苍白的脸来说三道四，而是能和读者们进行互动的交流；不是探讨如何把历史抱回自己家里去意淫，而是满怀激情地欣赏她所呈露出的曼妙身姿。我们如此塑造历史的同时，自己也要成为历史，那么，我们的历史就将如此流传，满怀声色。

我相信这套“再读经典”将把这项工作有声有色地进行下去，因为从《智囊·名家讲解》开始，我就感到重庆出版集团和重庆双安文化传播公司的热情与认真，我当然愿意就此机会把自己这些敝帚自珍的东西拿出来。既然是一家之言，敬请批评和指正。虽然不乏虚伪的成分，但读者真的有所指正，我还是愿意接受的。

吴 伟

2007年6月1日凌晨

纵观全书，评述者反复论证的多个观点中，都包含着以下思想：一是高明的领导者和成功的属下除了出色的个人能力以外，一定要拥有高尚的品德节操和宽广的胸怀；二是伟大的统治者或管理者，必须懂得顺应时势，随机应变，不受传统的教条和思维的束缚；三是将人才放在第一位，并不断锤炼识人、选人、用人的本领；四是处于权力地带要时刻谨慎小心，无论是争夺权力还是使用权力，都要审时度势，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