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初，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我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中精选出60种深受读者喜爱的外国文学名著新组成了“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该丛书一经推出，就以其深厚隽永的内涵、优美流畅的译文和典雅精致的插图博得广大读者的厚爱，他们纷纷来信来电，对丛书的出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希望增补一些新的品种。为此，我们沿续“名著名译插图本”前60种的基本风格，继续推出这套丛书，以飨读者。

奥康纳是位多产的作家，在他四十二年漫长的文学生涯中，他出版了十一本短篇小说集，两部长篇小说，一本原创诗集，七部翻译自盖尔语的爱尔兰诗集，一部传记，一部自传，三部爱尔兰游记，八部剧作，五部文学评论集，以及二百五十多篇关于文化、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评论。在所有这些作品中，真正让他名扬四海的是他的短篇小说。这些看似平淡、娓娓道来的故事以现实主义乃至自然主义的笔调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个性格鲜明的爱尔兰普通百姓，使我们得以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爱尔兰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国家客人

已故的亨利·康兰

新婚之夜

达官老爷的女儿们

无词歌

牧人

回乌梅拉的漫漫归途

小贩

卢西一家子

离别故乡

洛马斯内家的疯丫头

奇迹

唐璜的诱惑

初次忏悔

圣诞节的早晨

男性原则

我的恋母情结

庄稼汉

法律的威严

责任感

丑小鸭

礼拜五的鱼

欺骗

流泪的孩子们

国家客人

每到黄昏时分，那个名叫贝尔彻的大个子英国人就会把一双长腿从灰烬中挪开，问道：“嗯，哥们儿，来几盘咋样？”我或者诺布尔便会回答说：“随你的便吧，哥们儿。”(我们也学会了用英国人那些古怪的词语。)那个小个子英国人霍金斯便会点亮灯，拿出一副纸牌。有时候，杰里迈亚·多诺万晚上也会过来看我们玩牌，一看到霍金斯手上的牌就会激动不已(因为霍金斯的牌技一直很蹩脚)，一惊一乍的，仿佛霍金斯也成了我们自己人：“哎呀，你见鬼去吧你，干吗不打三哪？”不过，说真格的，杰里迈亚跟大个子英国人贝尔彻一样，头脑冷静，知足常乐；虽然牌技平平，但抄写文件是里手行家，因此深得大家的尊敬。他头戴一顶小布帽，长裤上扎着绑腿。我很少看到他的双手从裤子口袋里抽出来过。不论是谁跟他说话，他都脸红，脚板朝后仰，前后晃动着身子，两眼盯着自己那双农民的大脚。你们听口音就知道我是城里人，所以每当听到杰里迈亚那浓重的土腔我就忍俊不禁。

当时我压根儿就不明白自己和诺布尔为什么非要跟贝尔彻和霍金斯在一起。我一直认为，不管你把贝尔彻和霍金斯这两个人搁到哪个旮旯，他们都会跟土生土长的杂草一样，就地生根开花的。根据我不太长的人生体验，我发现这两个人对爱尔兰的喜爱是其他外国人无法企及的。

敌人拼命搜查这两个人的时候，二营把他们俩交给我们看管。我和诺布尔都很年轻，自然感到责任重大。不过，小个子霍金斯给我们露了一手：他对这一带乡村了如指掌，与我们这两个爱尔兰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俩听后都傻了眼。他跟我说：“你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波拿巴吧？我说波拿巴呀，玛丽·布里吉德·霍康内尔托我向你致意，她还说你脚上的那双袜子是她哥哥的。”他们解释说，二营经常开一些小规模的晚会，当地的一些姑娘也前来凑热闹。我们爱尔兰的士兵看到这两个英国俘虏气宇轩昂，自然不会把他们撂下，于是便邀请他们跟大家一起嘻嘻哈哈地玩个痛快。霍金斯告诉我，他只花了一两个晚上就学会了跳《利默瑞克城墙》、《包围鄂尼斯》和《特洛伊之波》等舞蹈。不过，他没有恭维我们爱尔兰士兵，因为我们的士兵当时按规定是不能跳外国舞的。

于是，贝尔彻和霍金斯在二营时享有的特殊待遇，到了我们这里也照葫芦画瓢继续下去。过了第一个晚上，我们就不再做出密切监视他们的样子。这倒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无法逃得很远——他们的英国口音很容易暴露身份，而且他们上身穿的是卡其布的紧身短军装，外面套着大衣，下身是便装裤子和靴子，很容易被人认出来——而是因为我相信他们俩压根儿就没有逃跑的念头，瞧他们那神气，是对自己的命运俯首帖耳了。

此刻，看到贝尔彻跟房东老太太勾勾搭搭的，我们在一旁也乐得合不拢嘴。老太太火爆性子，一张刀子嘴就连我们也不放过，但是我们这两个客人——这是我们的俏皮话——还没有来得及领教她那张利嘴，贝尔彻就跟她成了莫逆之交。当时她正在劈柴，走进这栋房子还不到十分钟的贝尔彻就从座位上跳起来，去跟她套近乎。

贝尔彻脸上略带古怪的笑容，说：“我来吧，太太。让我来。”说着，便从她手中接过斧子。老太太十分惊讶，不知说什么才好。打那以后，贝尔彻踩着老太太的脚后跟，不是替她拿桶，提篮子，就是帮她搬泥炭。诺布尔在旁边说起了俏皮话：“老太太一抬腿，贝尔彻就先替她看好了前面有没有坑坑洼洼。无论是热水还是大小琐事，只要她想要，贝尔彻都会给她准备好。”贝尔彻个头虽大——我自个儿身高一米七六，跟他说话也得仰着头——但很害羞，话不多。他像幽灵似的在房子里进进出出，一声也不吭，我们过了很久才适应。尤其是因为霍金斯喋喋不休，话比一个排的士兵还要多，所以每当贝尔彻把脚趾从灰堆里挪出来，偶尔突然蹦出一两个字眼——“劳驾”或者“对，哥们儿”时，我们都会有一种很古怪的感觉。贝尔彻惟一上瘾的就是打牌，而且我得说，他的牌真是玩到了家。有好多次他本来是能让我和诺布尔输得精光的，只是我们输给了他，霍金斯就输给我们俩，而霍金斯的钱又是贝尔彻给的。

霍金斯之所以输给我们，是因为他只顾着说话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输给贝尔彻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霍金斯和诺布尔谈起宗教时会唾沫四溅，能一直对骂到天亮。小个子的霍金斯会提出一大堆连红衣主教也难以回答的怪问题，让诺布尔(他哥哥是神甫)绞尽了脑汁。更糟糕的是，即使是谈论这样神圣的话题，霍金斯也是满口脏话；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谁在谈论宗教的时候说出这么多诅咒和脏话。小个子霍金斯真不是个东西，跟他斗嘴皮子可没你什么好果子吃！他从来不干一件正事，没人聊天了，就去跟房东老太太套近乎。

我幸灾乐祸地发现老太太跟霍金斯是针尖对麦芒。那一天他跟老太太聊起干旱来，本想让老太太把上帝骂一通，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老太太说干旱是雨神朱庇特(我和霍金斯都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神，不过诺布尔说异教徒中是有人把朱庇特当做雨神来祭祀)搞的鬼。还有一天，也是这位霍金斯当着老太太的面咒骂资本主义者发动了日耳曼战争。老太太听了，放下手里的火钳，撅起她那螃蟹一样的小嘴，说：“霍金斯先生，你要是想骗一骗我这个狗屁不通的老太太，那你想说是谁就是谁，不过，究竟是谁发动了这场战争，老太婆我心里可有一本账。这场战争是那个意大利伯爵从日本人的庙里偷走了异教的神祗惹起来的。霍金斯先生，说真格的，谁打搅了神祗的安宁，谁就会倒霉！”哦，这个老太太真够怪的。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聚在一起喝茶，霍金斯点亮了油灯，大家围坐着打牌。过了一会儿，杰里迈亚·多诺万也进来了。他坐下来看了片刻。虽然他为人拘谨，话不多，但还是不难看出他对这两个英国人没有多少好感，奇怪的是，这一点我在此之前竟没有发现。嘿，就像前面提到过的一样，半夜时分霍金斯和诺布尔就资本主义者、神甫和爱国等问题打起了激烈的口水仗。

霍金斯气得大口大口地喘气道：“资本主义者付钱给神甫，让神甫告诉你们：人死后有来世，这样你们这些人对资本主义者今生的所作所为就听之任之了。”

诺布尔也发了火：“胡说，哥们儿，资本主义还没出现的时候就有人相信来世了。”

霍金斯站起身来，摆出一副布道的架势。他讥笑着说：“哦，是有人相信来世，对吗？你是说只要你相信的就一定会有别人相信吗？而你相信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夏娃生下了约沙王，对吗？你相信夏娃、亚当和禁果之类荒唐的神话故事吗？好吧，那你就听我的，哥们儿。如果你有权咬着那些荒唐的信仰不放，那我也有权照葫芦画瓢——也就是说，你们的上帝创造了一个他妈的有道德观念、有劳斯莱斯汽车的资本主义者。我说的对吗，哥们儿？”他转身面对着贝尔彻说。

“有道理，哥们儿，”贝尔彻说，脸上露出异样的笑容，只见他从桌旁站起身来，把一双长腿伸到火旁，一只手抚摸着髭须。谁也不知道这场关于宗教的争论何时才能尘埃落定。于是，看到杰里迈亚·多诺万要走，我也拿起帽子跟他一起出来了。我们俩肩并肩漫步朝村庄走去。突然，杰里迈亚停下了脚步，脸涨得通红，嘴上嘟哝着，跟往常一样身体重心从脚趾移到脚后跟。他在说我应该留下来看管囚犯。我觉得很突然，就问他：囚犯干吗要留人看管？我又说，我跟诺布尔谈起过这件事，我们俩都宁愿跟随某个纵队回去。“那两个家伙对咱们有什么用？”我问他。P1-4

“……我从九岁起就一直在琢磨，我(长大后)究竟该当作家还是当画家。到了十六七岁时，我发现画画太费钱，于是我就决定当一名作家，因为只要有一支笔和一个廉价笔记本就能成为作家。”

说这番话的人后来果真成了作家，而且是大作家。他就是爱尔蓝短篇小说名家、被叶芝称作“爱尔兰的契诃夫”的弗兰克·奥康纳。

弗兰克·奥康纳原名迈克尔·奥多诺万，1903年9月17日出生于爱尔兰南部城市科克，是家中惟一的孩子。奥康纳出身贫寒，父亲的退伍军人，嗜酒如命，几乎将家中所有的钱都花在了酒吧中；母亲出于无奈只好外出给人当清洁工，以此来贴补家用。童年时的奥康纳性格内向，体弱多病，常常缺课，这不免让望子成龙的父亲颇感失望。父子间的隔阂，再加上父亲在一战期间重新加入英军后常年驻扎在外，奥康纳在更多的时间里只能与母亲相依为命(母子间的这种密切关系后来成了他的代表作《我的恋母情结》的核心)。在他九岁那年，爱尔兰民族主义文学的先驱丹尼尔·科克利来到了他的学校任教，激发了奥康纳对欧洲文学和爱尔兰文化的浓厚兴趣。1916年，奥康纳初中毕业，从此永远离开了学校。他虽然再也没有能接受任何正规教育，却一直坚持自学，大量阅读欧洲古典文学名著并从中汲取营养，为自己日后的创作打下基础。1918年，他加入了爱尔兰军的第一旅，但由于年龄太小，只负责一些宣传工作。爱尔兰内战爆发后，他又加入了爱尔兰共和军，为爱尔兰的彻底独立而战。1923年，他被自由邦军俘虏，在都柏林城外的一个战俘营关押了十个月，这一事件对他的人生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4年至1928年，他在多个乡村学校教书，后来又分别在斯里哥、威克洛和科克市的图书馆工作，并在这期间开始发表诗歌和散文作品。1928年，他来到了首都都柏林，开始在一家图书馆工作，并于1931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国家客人》。1935年，他在叶芝的推荐下当上了阿贝剧院的董事，并于1937年成为该剧院的经理，但叶芝去世后他又于1939年被迫辞去这一职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在伦敦为英国广播公司工作，并继续着自己的小说创作。自1951年起，他开始侨居美国，先后在美国的西北大学、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任教。奥康纳于1961年回到祖国爱尔兰，1966年3月10日在都柏林去世。

奥康纳是位多产的作家，在他四十二年漫长的文学生涯中，他出版了十一本短篇小说集，两部长篇小说，一本原创诗集，七部翻译自盖尔语的爱尔兰诗集，一部传记，一部自传，三部爱尔兰游记，八部剧作，五部文学评论集，以及二百五十多篇关于文化、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评论。在所有这些作品中，真正让他名扬四海的是他的短篇小说。这些看似平淡、娓娓道来的故事以现实主义乃至自然主义的笔调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个性格鲜明的爱尔兰普通百姓，使我们得以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爱尔兰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奥康纳生活在一个社会急剧动荡的年代，当时的爱尔兰正为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努力。如果说科克利激发了奥康纳对爱尔兰语言和文化的浓厚兴趣，那么真正激发起他爱尔兰民族主义情怀的却是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此后，他不仅加入了旨在保护和宣传爱尔兰文化的“二十人俱乐部”，而且还在爱尔兰独立战争中加入了志愿军。然而，1923年十个月的战俘生活改变了奥康纳对待宗教和政府的看法。他开始将天主教和爱尔兰自由邦政府视作对爱尔兰社会有害的主宰力量。他的战争经历终于使他从一个浪漫主义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现实主义者。

奥康纳对爱尔兰可谓爱恨交加。一方面，他对爱尔兰自由邦政府和教会的种种政策感到失望并常常对它们进行猛烈抨击；另一方面，他又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与人民、文化与传统。这种爱与恨的对立常常构成他作品的核心。在《国家客人》中，两名被俘的英军士兵与俘获他们的爱尔兰士兵成了好朋友，但由于英军枪毙了两名被俘的爱尔兰士兵，这两名英军士兵也被执行了枪决。奥康纳借助这个短篇小说不仅揭示了战争的残酷与荒唐，而且还将矛头对准了曾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正是他本人在爱尔兰内战中的痛苦经历以及对他所支持的爱尔兰共和军的极度失望才使他写出了这样的名篇。

奥康纳对爱尔兰天主教会的态度同样复杂而充满了矛盾。他在对爱尔兰社会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传统进行剖析的过程中，一面不断质疑天主教会在爱尔兰社会事务中所扮演的操控性角色，一面又塑造了一些天真可爱、稍嫌迂腐的神职人员形象。《庄稼汉》中的那位神甫在面对一位年轻人盗用俱乐部资金的情况时，拒绝为其开脱。无论那群农民如何苦苦哀求，并且试图贿赂他，他仍然不为所动。最后，农民们只能认定这位神甫如此顽固不化是因为他在“十五英里外的”另一个村子长大。或许是对教会的一个讽刺，奥康纳给这个短篇小说安排了一个奇特的结局：年轻人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后，他的朋友们凑钱让他开了家商店。奥康纳在这里感兴趣的不是小说中那位年轻人是否合法、是否存在道德问题，而是维持爱尔兰传统社会稳定的友情，这种友情超越了宗教说教，也超越了外人的理解。但是，在《牧人》中，奥康纳显然对那位老牧师心存敬意，对他试图拯救教区的一位年轻姑娘，使她免遭法国船长的“玷污”这一行为颇有赞赏之意。

奥康纳的这种复杂矛盾的心态还反映在他对传统的看法上。他既嘲讽人们被动且盲目地服从传统，又认为人们应该尊重传统；他既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人们对过去的怀念与向往，又不加掩饰地认为已经过时的观念和习俗会造成社会的停滞不前。奥康纳对爱尔兰小镇上所谓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进行了颇为深刻的剖析(如《卢西一家子》和《洛马斯内家的疯丫头》)，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的虚荣、固执、愚蠢进行了间接的鞭笞。奥康纳对统治阶级毫无兴趣，他所描写的对象都是普通百姓；他在对穷人表达同情的同时也对野心勃勃的小资产阶级进行了辛辣的批判(如《已故的亨利·康兰》)。他的作品强烈地关注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很少直接谴责摧毁个人欲望与希望的那些社会力量。奥康纳主张人们应该得到现代社会的“自由”来展现他们的个性，但同时又自相矛盾地歌颂传统社会的群体感所带来的安全感。奥康纳认为，“一个短篇小说的内涵是否被解读并不依赖于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认同与识别，而要依赖于作者与读者之间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直接联系与理解。‘超级’读者能够识别并评判这些现实主义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和生活方式”。他天真地希望他的作品能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地点感，能够激励读者对爱尔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生活进行批评。他甚至还希望能够在爱尔兰培养出一批知识精英，促使他们积极地就现存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进行辩论，然后推进社会变革。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奥康纳在创作时通常喜欢从局内人的角度出发，依据自己对百姓生活的深刻理解来编织故事。然而，奥康纳毕竟是一位作家，他又会带着局外人的冷静来叙述故事中的前因后果。由于他的作品集中描写爱尔兰生活如何影响“普通”爱尔兰人，因此他的大多数作品所描述的都是从日常生活中提取而来的家庭式的英雄和事件。他的短篇小说情节大多发生在乡村或小镇，很少涉及爱尔兰的政治局势，而是侧重宗教、家庭、婚姻、追求、童年往事、怀旧等内容。他以细腻、幽默的笔触栩栩如生地再现了爱尔兰的习俗、虔诚、迷信、爱情与仇恨，而且将这些要素融入到更大的社会背景中。他笔下的人物丰富多彩，个个具有鲜明的特点。他的语言风趣幽默，仿佛讲故事的老手在絮叨一些陈年往事，然而他的风趣背后又常常带着一丝苦涩，幽默中又夹杂着一丝辛酸。我们可以说奥康纳的短篇小说就是二十世纪中叶爱尔兰的一部文化史。

如果从奥康纳短篇小说的体裁多样性与内容丰富性这两个角度来看，奥康纳可以与世界上任何最伟大的作家相提并论。我们在他的小说中能看到天真无邪的童年往事，如《我的恋母情结》和《初次忏悔》。这两个短篇虽然均通过孩子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却又带着超越儿童视角的深层意思。《我的恋母情结》带给我们的启示便是“恋母情结确实存在，而且并不那么可怕”。我们可以看到傲慢与固执带来的兄弟隔阂(《卢西一家子》)，可以看到梦想与现实冲突的结果(《洛马斯内家的疯丫头》)，可以看到执着与追求最终带来的回报(《男性原则》)。我们还可以看到对故土的留恋(《回乌梅拉的漫漫归途》)以及感人肺腑的人间博爱(《新婚之夜》)——那位可敬的女教师全然不顾自己可能招来的流言蜚语，不顾自己身体可能会受到的伤害，躺在那位已经精神失常的青年身旁，陪伴他度过人生中艰难的一刻。

由于奥康纳经常抨击爱尔兰社会、政府、新闻审查制度、宗教等多个方面，他的多部作品在爱尔兰被禁(如短篇小说集《海棠果冻》)，他本人二战期间甚至还上了当局非正式的“黑名单”，并被称为“反爱尔兰的爱尔兰人”，五十年代他只能侨居美国，在那里继续从事他的写作。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政治气氛的缓和，他于1961年返回爱尔兰后逐渐开始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并赢得人们的尊重，甚至还被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授予了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在他去世之后，他更是声名鹊起，评论界和公众对他表现出了全新的兴趣。2000年，爱尔兰设立了“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节”和“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算是对这位天才表达的一份姗姗来迟但众望所归的敬意。

译者

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