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如何选择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到底有何关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联共(布)中央怎样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影响？……本书梳理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联共(布)和中国共产党三者关系的发展脉络，再现当时的革命立体图景，有理有据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其丰富的档案资料和比较细致的分析，可以很好地解释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该书为从事近现代史教学和科研人员提供相关资料，也有助于对中国近代史这一重要领域进行深入研究。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紧紧地扭结在一起，领略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奋斗史和发展史，不能不深人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1926-1935年间是一段比较特殊的历史时期，共产国际受联共(布)党内高度集权、个人崇拜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组织上日益集权、政治路线日益“左”倾。基于上述因素，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国情判断虽不乏有正确之处，但由于遥控指挥及对中国国情理解的偏差，它制定的对华政策使中国共产党错误层出，连续出现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及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错误。

本书细致的分析，可以很好地解释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联共(布)中央怎样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如何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的政策？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犯错误的内在动因何在？本书均可提供翔实的资料佐证。

绪论

 一、研究时限的界定

 二、研究的缘起

 三、研究的价值

第一章 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一、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政策，使中共成为民主联合阵线的附庸

 二、联共阵线沦为联共(布)中央权力斗争的工具

 三、共产国际在被动中放弃联合阵线

第二章 共产国际的进攻理论与中共“左”倾错误

 一、斯大林的“三阶段”论是中共进攻理论的来源

 二、“进攻理论”导致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三、“第三时期”理论与中共的“左”倾错误

第三章 共产国际“孤立中间势力”政策与中共“左”倾关门主义

 一、联共(布)的“左”倾及对共产国际的影响

 二、共产国际与中共“左”倾关门主义

第四章 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方针及对中共的影响

 一、“布尔什维克化”方针的提出及演变

 二、“布尔什维克化”方针对中共的影响

 三、中国“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再评价

第五章 革命和谐乐章之探源

 一、没能理顺中国革命与国际主义、苏联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错误频频的关键因素

 二、不成熟时期党的领导人“只唯上”“不唯实”，是不容忽视的主观原因

 三、启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历久弥新的课题

主要参考文献和书目

根据马林的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3年1月12日正式作出了《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依据马林的建议，对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估量，正式作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在决议中，共产国际虽然也提出利用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将之与俄国联系起来”，但还没有把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为苏俄推行其外交政策的工具。这时，就共产国际的本意看，国共合作政策是为了壮大中国共产党队伍并扩大其政治影响。共产国际为此一再告诫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时，要“渗透到所有组织中去”；“我们要留在国民党组织内，经常不断地发展工人组织，在同国民党采取联合行动时，……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口号，表明自己的政治性质，这样在中国阶级分化的危险时刻，我们有可能在国民党大会上表明自己的观点，并在将来建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在非常理想的状态下畅想中国革命的前景，利用国民党向与它有联系的工人群众和组织渗透，并从国民党那里夺取这些工人群众及其组织，同时在国民党内部建立稳固的共产党集团，以图分裂国民党、夺取国民革命运动领导权之目的。

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主要推动者越飞，在实际操作中并非完全贯彻共产国际的上述决议精神，而是把统一战线政策作为苏俄寻求东方同盟的筹码。1923年1月，越飞在斯大林的安排下离京赴沪，直接同孙中山就两党合作以及苏俄援助国民党的方法等问题进行谈判。经过多日的会谈、讨论，双方就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加拉罕宣言、中东铁路、外蒙古等有关中俄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协议，形成《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该宣言与共产国际1月12日通过的决议有诸多不一致之处。第一，越飞以苏俄政府的外交人员身份同孙中山谈判，双方达成的宣言是处理两国外交问题的指导原则，其重点以处理苏俄与国民党的关系为主，而中国共产党退而次之．第二，宣言是着眼于中苏两国的外交关系，并不看重意识形态的异同，把中俄国家利益凌驾于世界革命之上。为了争取国民党这个盟友，越飞不惜拿原则问题作交换。如越飞对“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有“完全同感”；双方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越飞承诺，苏俄履行对华宣言中的诺言，并将援助孙中山完成“民国的统一”和完全的“国家统一”。这样一来，中共的唯一任务就是紧跟苏俄的外交政策，帮助国民党获得“民国的统一”和“国家的独立”。

显然，马林首倡的国共合作，在越飞的运作下，已发展为孙中山与苏俄的合作。与此同时，苏俄也加重对北京政府的筹码，经契切林推荐，加拉罕被派驻北京，执行同中国政府就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进行谈判的外交使者之责，由此进入了“俄中关系发展中的一个新的重要阶段。”苏俄之所以采取齐头并进的外交政策，目的是使北京政府受到更多牵制，苏方多了一个筹码，可以从中获取更多好处。这样，苏俄形成了对华的基本方针，即利用由莫斯科指导和支持的中国国民革命力量来推翻北京政府，在中国建立一个有“工农”社会基础的、将发展成为布尔什维克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亲苏政权。苏俄的国家利益逐步凸显，使共产国际的东方政策逐步符合苏俄的外交利益。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与苏俄政府的对华外交，两者既有重合之处，又有冲突。双方的一致之处在于：在世界革命的总背景下，借助民族解放革命来摧毁帝国主义殖民地外围地区；采取齐头并举的政策，在积极促成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同时，联合所谓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最终达到在远东寻找盟友、培植和发展革命力量，实现“世界革命”的目的；远东政策必须有利于反对和孤立日本帝国主义，恢复苏俄远东地区的和平和主权。作为世界共产党的共产国际，其根本目的是促进中共力量的壮大，以图世界革命。但是当共产国际热望的欧洲革命频遭挫折后，只好把世界革命目标作为日后努力奋斗的信念；要完成这一理想，必须有一个“世界革命中心”作为支撑点。当时也只有苏俄有资格、有能力承担把号召并支持全世界无产阶级走同样道路的义务。所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章程规定：共产国际首要的任务是“全力支持伟大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得到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所获得的胜利。”站在当时的国际环境看，这个倡议是合理的。但这也把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俄共(布)的政策推向两难境地：一方面要把苏维埃组织推向全世界，另一方面不得不维护“世界革命中心”苏联的国家安全。

对于苏俄来说，维护和巩固国家主权是至高无上的利益，尤其当苏俄红军把战争推到西伯利亚地区，远东各国革命对于苏俄生存与发展有举足轻重作用时，苏俄国家利益与国际主义发生了剧烈冲突。如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以中央书记斯大林的名义对正在中国进行寻求革命力量的越飞发出这样指示：“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到1920年的总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对于俄共(布)的出尔反尔的做法，这位具有丰富外交经验、一向老谋深算的外交家被搞糊涂了。他给加拉罕、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拉狄克的信中反问道：“我不明白，不能从我们1919年和1920年的宣言中引出具体指示是什么意思”；“当然，耍某种‘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说成是一纸空文，但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而最终是我们全面灭亡的开始，因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动因素”；“把我们的对外政策用于‘商业目的’，这会造成我们的彻底垮台。”越飞之所以对俄共(布)的指示不满，是因为如果他按照斯大林的意思办，会使苏俄在中国失去威信，也与共产国际的主导精神不符。P14-16

共产国际与中国现代史(含中国革命史)紧紧地扭结在一起，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奋斗史和发展史，不能不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影响。

1919年，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诞生了，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世界革命为目标，领导世界各国工人党(共产党)进行了长达24年的革命运动，其声势之浩大、影响之深远，在人类历史上涂上了浓墨重彩。它奏响了一首强劲的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交响乐，重重地涤荡了资本主义世界，唤醒了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反抗意识，一度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随后历时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与共产国际及(俄)联共(布)结下了“不解之缘”。共产国际作为世界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就成为其下属支部，根据共产国际“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在共产国际存续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政策总是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变化而变化；俄共(布)领导的十月革命，为求民族独立、争取民主权利、寻求国家新出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可资学习的榜样，相似的国情，使双方都有理由坚信走十月革命道路是中国革命取胜的必由之道。但实践证明，这条道路并非双方想象得那样简单。以世界革命为终极目标的共产国际及在共产国际中充当实际领导者的(俄)联共(布)，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东方世界革命(包括中国革命)及其性质作了正确的分析和估量，进而共产国际和(俄)联共(布)双方陆续派代表来华，首先在高校知识分子中进行社会调查、广泛宣传十月革命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鼓励他们转变世界观，走入下层群众，发动工人阶级进行社会革命，唤醒其阶级意识，接着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影响，并锻造了大批骨干力量。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及(俄)联共(布)处于主动地位，并可驾驭国共合作的整体局势。但合作却并没有按照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思路进行，频频出现不和谐音符，最终事与愿违，国共合作破裂。在此过程中还夹杂着联共(布)中央的权力角逐，斯大林作为“胜出者”逐渐独霸中国革命的话语权，他提出了曾经对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三阶段论”，随之导致中国革命征程中的三次“左”倾错误。

在之后进行的长征大转移中，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短暂地失去了联系，中央红军在陕北安顿之后，双方又恢复了关系。在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直接决策下，和平地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战场的中流砥柱，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影响力，壮大了群众基础，这些与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是分不开的。直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完全有能力独立自主思考并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之时，共产国际才给予指导性的意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形势日趋多样，需要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独立处理各自革命事务，尤其是西欧诸国的工人党(共产党)对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日益不满，共产国际于1943年主动解散。这样，这个成立于1919年的国际组织，退出了历史舞台。

共产国际在24载历程中对中国革命既有贡献也有失误，功与过交织在一起演绎着不断变幻的革命乐章：其间夹杂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中央的关系，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关系；既有联共(布)中央内部不同意见分歧导致的权力争斗，又有中国共产党内部各种矛盾关系中的正确意见与错误意见，组成了跌宕起伏的交响乐，其中既有和谐乐章，又有不甚悦耳的变奏曲。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1926-1935年间是一段比较特殊的历史时期，共产国际受联共(布)党内高度集权、个人崇拜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组织上日益集权、政治路线日益“左”倾。基于上述因素，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国情判断虽然不乏有正确之处，但由于遥控指挥及对中国国情理解的偏差，它制定的对华政策使中国共产党错误层出，连续出现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这段时期，不太和谐的变奏曲是主旋律。

本书力图以苏联解体后公布的历史档案资料(1993年俄罗斯相继解密一批档案资料，由中共党史研究室第一教研部翻译并两次出版发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1997-1998年；《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7-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为依托，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对1926-1935年间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及对中国革命影响作一番梳理，尤其对“一次右倾”、“三次左倾”错误的时代背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组织结构及其决策，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状况及对共产国际政策的执行结果，进行理性分析，对陈独秀时期的右倾错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时期的“左”倾错误的主客观责任给予重新评价，深入剖析每个领导人的个性品质及领导集团的独特之处，较细致地反映当时党内、共产国际的政治生态，使联共(布)一共产国际一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立体图景清晰地展现出来，从而找出这一时期中国革命受挫的内在根源。

本书由六部分内容组成：

绪论叙述了研究的范围(1926年3月-1935年1月)及依据；研究的发展沿革及现状；研究的价值及现实意义。

第一章探讨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内在关联。1926年共产国际及其在华代表对中山舰事件的态度及处理方式，标志共产国际对华政策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强烈；北伐战争中，共产国际为了维护苏联的远东利益及打击联共(布)党内反对派，刻意维护国共合作，对蒋介石等新右派采取退让政策；压制中共领导人的不同意见，使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铸成，从而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第二章探讨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的进攻理论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影响。受斯大林的“三阶段”论指导，瞿秋白犯下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受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出现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这些错误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章探讨共产国际组织路线对中共“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影响。20年代末，联共(布)中央发动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并通过共产国际向各国工人党和共产党推行。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的“左”倾政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在“打击中间势力”，追求“笔直又笔直”，队伍“纯而又纯”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等方面，给中国革命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第四章探寻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方针及在中国影响。分析了布尔什维克化运动的缘起及逐步僵化，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贯彻布尔什维克化方针过程中的失误及后果，对中国布尔什维克化运动作了客观的评价。

第五章探讨1926-1935年中共“左”、右倾错误的根源。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和领导方式是中国革命受挫的主要原因，但并不否认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一些正确的方针政策；不成熟时期中共某些领导人本身的幼稚及传统文化影响是多次犯错的主观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持久而艰难的历程，实现两者结合是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前进的关键。

本书不仅涉及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指导世界革命的政策，还着重研究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作出的相应政策，该政策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带来的正面与负面影响，并深入探讨隐含在这些历史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借助新解密档案公布的联共(布)、共产国际的重要会议，及它们与中国共产党往来的信件、指示、报告，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所犯的一次右倾机会主义和三次“左”倾错误在学理上细致地分析，澄清历史模糊之处及历史疑点、尽量还历史本来面目。“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虽然不能重演，但历史留下的教训可以为以后的实践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源；“前车之鉴，后世之师”，防止重蹈覆辙。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历程亦可说明，避免历史错误不致重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本书丰富的档案资料和比较细致的分析，可以很好地解释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如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如何选择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到底有何关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联共(布)中央怎样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进行了哪些工作、如何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的政策？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犯错误的内在动因何在？本书都可提供翔实的资料佐证。

本书梳理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联共(布)和中国共产党三者关系的发展脉络，再现当时的革命立体图景，有理有据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从事近现代史教学和科研人员提供相关资料，也有助于对中国近代史这一重要领域进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