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立国，是迟早之事。 其立国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是因为多尔衮出征察哈尔偶得大元传国玉玺之故，此时皇太极已称大金天聪汗有九年之久。吕向辉所著的《明清易代(4大清立国)》讲述一个风云变幻、天崩地裂的大时代，万历朝宫廷权谋层出不穷，边关大将杀良冒功；努尔哈赤借势而起，终成明朝心腹大患，全书呈现了一幅气象万千、跌宕起伏的明清易代图景。

吕向辉所著的《明清易代(4大清立国)》讲述大清立国，是迟早之事。其立国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是因为多尔衮出征察哈尔偶得大元传国玉玺之故，此时皇太极已称大金天聪汗有九年之久。而且历年来的战争，已使明朝危机四伏。尤其是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后金军绕过山海关直逼京师之役，不仅效仿“蒋干盗书”的故技使袁崇焕被崇祯皇帝送入大牢，还留下一个更大的隐患，便是部分勤王之师中途哗变，成为流寇的骨干。《明清易代(4大清立国)》中在辽西一线，因为战况紧急，朝廷急调山东孔有德部赴援，孰料孔有德半路叛乱，扰乱山东一年之久，最后泛海归降皇太极。日后辽东沿海的尚可喜因被排挤，愤而降清。皇太极还挥军亲征朝鲜，将两国关系打成“父子之国”。至此，清国攻明再无来自海上和朝鲜的后顾之忧。可以专心南指。

第一章 临阵换将

第二章 收复四城

第三章 埋下祸根

第四章 假意投降

第五章 瞒天过海

第六章 鼓动伐明

第七章 叛将归金

第八章 宣大告急

第九章 宏图大业

第十章 传国玉玺

第十一章 国号大清

第十二章 降服朝鲜

汉文帝因匈奴犯边，问计于冯唐。冯唐称，上古时代任将最专，“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这是为将者最大的梦想。一言以蔽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思宗即位之初重用袁崇焕，授之以御侮大任。金军兵临城下，明思宗便中了皇太极的“蒋干盗书”之计。

袁崇焕在人京觐见之时，便提出军中可惊可怖之事甚多，人主切不可因此心生怀疑，但责其成功而已。袁崇焕考虑的是一出国门，便成万里，谁知会变生什么不测。

思宗多疑且刚愎自用。思宗易听人言，敢于怀疑；怀疑之后，马上做出决断；即使发现了错误，他也要硬撑下去，于是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无休止地循环下去，一直到明亡。

思宗用人，果于起用，但也果于废弃，万万没有久任责成的意思。金军逼城，至关重要的兵部尚书他都能连易三人。对于袁崇焕，思宗疑心一起，便弃之如敝履。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思宗却以明察自居，自毁长城而不觉。

皇太极率军兵临城下，明思宗下旨京师戒严。

思宗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首先是内阁辅臣。与成基命先后受命为辅臣的还有何如宠、钱象坤、周延儒，因是特殊时期，省去了廷推的环节，全部由思宗特简。尤其是周延儒，在崇祯元年联合温体仁攻击钱谦益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得到重用。何如宠得以拜相，是因为言事不欺。当时有思路活跃的人恳请以私财助军，朝议多附之。唯独时任礼部尚书的何如宠力言其后果叵测，如果不能因势利导必启内衅。思宗拿出缉事者的密报，与何如宠所言一一契合，由此受知。钱象坤也是最近受到的知遇之恩，他奉命守城，尽职尽责，至此拜相。何如宠以言，钱象坤以行，均以一事一议为大学士，可见思宗对辅臣的任命草率到何种程度，也正是如此，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崇祯一朝五十相也就不足为奇了。

成基命在任职之后，推荐孙承宗可以御敌。孙承宗闻命即动，从高阳老家赶赴京师。根据思宗最初的旨意，孙承宗的任务是驻守京师；正当孙承宗巡阅城防之际，突然又接到太监所传的第二道旨意，思宗让他到通州指挥。孙承宗连夜带领二十七骑，在金军各营间隙之中辗转来到通州。通州官吏以在非常时期为由，拒不开城，经过一番周折孙承宗才得以到位。

再就是思宗对兵部尚书王洽的惩处过于严苛。如果说王洽死于周延儒之手也不为过。在一次召对中，周延儒首先攻击王洽作为本兵备御疏忽，调度乖张。检讨项煜举出在嘉靖年间因蒙古人犯京师，世宗斩兵部尚书丁汝夔致使将士用命，强敌宵遁，京师解围。思宗以此为鉴，遂将王洽下狱，以兵部左侍郎申用懋代其职。第二年四月，王洽死于狱中，思宗仍定其罪，处罚是大辟。

明朝有举主连坐之法，如果被举荐的人犯罪，举主一般要同罪同罚。王洽得任兵部尚书，完全是思宗以貌取人称其像“门神”。王洽任职之初，京师便私下议论，门神一年一换，王大人的位子一定坐不牢。果不其然，还没满一年，思宗便将这张门神撕下来了。

袁崇焕不负众望，在城外与皇太极接连血战，致使皇太极心生畏惧。广渠门外之战后，皇太极与诸贝勒聚会商议。诸贝勒将失败的原因归结到阿巴泰的头上，称是因其先乱了阵脚，引起军心动摇，按照军律应该削爵。皇太极认为情有可原，阿巴泰因在交战中与他的两个儿子相失，为了救儿子，才没有按照预定的作战方略作战，并非是胆怯。

皇太极心中明白，这次战败的原因是袁崇焕关宁铁骑的强悍，自从随乃父起兵叛明十五年来，他从未遇到过像袁崇焕这样的对手，故而对京师采取围而不打之势，但对京师外围则是横加劫掠。随着时间的延长，形势对皇太极越来越不利。因为各路勤王之师纷至沓来，此消彼长之势会让皇太极处于完全的劣势。

顿兵坚城之下多一天，明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援军就会多一批。皇太极远没有曹操的胆略和战略眼光，当年曹操看到西凉的军队一日多似一日，便心中暗喜。诸谋士不解，曹操道，西凉的军队路远且驻兵分散，如果一个一个地去征讨，所费的时间和兵力不知凡几；现在来得多，聚之而歼，不知要省掉多少事。

想瓮中捉鳖的是袁崇焕。明军广渠门外血战获胜，实在是侥幸。袁崇焕认为这在兵法上实在是不足取的，甚至明确地告诉部属，侥幸得胜比打败仗还不如。靠运气打胜，也可能因为运气变坏而失败。但如果谋定而后动，事先筹划好下一步，即使打了败仗也没有大患，转败为胜的机会还是有的。

可是思宗不这样想，见到清军还不远退，他不断地催促袁崇焕再战。袁崇焕要等待宁远步兵前来，因为千里勤王，袁崇焕所带的只能是关宁铁骑，其作为主力的步兵要到十二月初才能赶来会师。

任何平庸的将领也会看到，应当在城外坚守不战，另派奇兵断敌人的粮道，焚烧其粮草，再派兵巩固长城各隘口，使清军完全没有退路，然后可与清军决战。等援军云集，清军处于四面包围之中，进不能退亦不能。两军交战，胜败之机完全凭一股气势。明军战斗力虽然较弱，但眼见必胜，立功心切，自然不会一触即溃，持久战打下来，清军非覆灭不可。

大的趋势是如此，但是用兵环境对袁崇焕极为不利。京城之内上上下下对辽东官兵极不信任。南直隶一位总兵陈洪范兴师勤王被勒令回任，理由就是他是辽东籍。对于袁崇焕所部，朝野中普遍认为正是他们将金军引来的。

甚至有人将袁崇焕一年前的“五年平辽方略”与半年前的擅杀毛文龙之事联系起来，认为袁崇焕意识到五年平辽已成泡影，便转而和议；为了使金国相信自己的诚意，便杀了一意抗辽的毛文龙；他们为了让朝廷认可自己的求和，便勾引金军来挟持朝局。这种“三段论”一出，袁崇焕及其手下的处境更为艰难。

三

有此想法的人不少，但正式形成奏章的只有温体仁一人。这在温体仁的家信中露出了痕迹，“崇焕之擒，吾密疏实启其端”。据说，因温体仁和毛文龙是老乡，两者来往甚密。毛文龙的粮饷还未出都，京师大僚便分十之七，大僚中必有温体仁。袁崇焕杀毛文龙，斩断了无数人的财路，故此袁崇焕遭人忌恨便不足为奇了。因事体重大，温体仁的奏疏留中未发，但思宗心中对袁崇焕已有一丝嫌恶。

朝中如此，在城外的战斗中便已有所体现。祖大寿在日后的叫苦中说道，“城上之人声声口口，只说辽将辽人都是奸细”，“故意丢砖”打死三人，城内的军队出城砍死六人而辽军不敢还手，辽军的探马被认作奸细杀掉，不仅是“无门控诉”，“众兵受冤丧气”，还“不敢声言”。被围之人如此，解围之人又如此，幸得有一袁崇焕在，尚能维持军心。

高鸿中的进言，打破了这一僵局。他建议采用“蒋干盗书”之计。《三国演义》是皇太极父子的兵书，自然是一点就透。高鸿中与同时投降的汉官鲍承先故意透露信息给被擒的太监，说今日退兵完全是因为皇太极与袁崇焕有约在先。P2-7

皇太极“以打促和”

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断然没有想过以清代明，成一统之局。努尔哈赤起兵叛明，无外乎是想成为边外之雄。皇太极的理想是，只要明朝承认自己比察哈尔部高一等即可。皇太极与明朝不断地打仗，其着眼点就是以打促和。

皇太极始终认为，明朝过于庞大，尽管其实力不如以前，但如果集全国之力，专注于辽东一隅之地，必定是“裕如也”。故而皇太极每进兵作战一次，便盼望着一次议和。每次议和失败，便心怀愤恨断然出兵。因此明清之间，战与和交错发生。明朝方面是注定不会与皇太极真心议和的，除了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明思宗派陈新甲议和这一次是诚心之外，其余诸次皆是从未认真考虑过议和之事。

皇太极与明朝的议和，规模最大的一次便是第一次。时在天启六年，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初，他的谈判对象是袁崇焕。努尔哈赤病逝，袁崇焕借吊丧之名，与皇太极近距离接触。

两人各自肚肠。袁崇焕想的是，争取时间修筑城池。皇太极则想借机进攻朝鲜和毛文龙。论起诚意，皇太极多于袁崇焕。

皇太极承认，满洲和蒙古都是以抢掠他国为生。但是血战所得，毕竟不如议和之后贸易所获得的多。何况自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起兵以来，迄今已经四十余年，明朝不断劳师糜饷，女真内部也渐生畏战情绪。尤其是一些人因此致富，生活日渐精致，也不再耽于刀口舔血的日子。

更重要的是女真内部的粮食和布匹的供给问题始终是无法解决的大问题。在出征朝鲜之前，皇太极甚至不想让蒙古诸部提前会师，因为粮食不够吃。朝鲜战事结束后，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书信中，也曾经打肿脸充胖子，说本来我们的粮食是够吃的，但是蒙古来降，不能不养，如此便不够了。

皇太极的条件并不苛刻，明朝给予银两等物，女真回馈东北特产。而且皇太极的要求是有根据的，便是参考以前朝廷赏赐给女真和蒙古的数额，并按照袁崇焕的要求，进行了压缩。

两人书信往返，中间还通过喇嘛进行折冲。随着袁崇焕筑城完毕，皇太极从朝鲜回师，两人谈判的短暂基础没有了。皇太极议和不成，与明必有一战，否则将坐困愁城。

皇太极出兵宁锦，由于袁崇焕调度得法，并没有什么战果。但是朝廷却给了他一个惊喜，因为朝廷认为袁崇焕不救锦州，是暮气已深，准其引疾而去。

袁崇焕离开辽东整整一年，中间经过熹宗驾崩、思宗即位，他才得以重新起用。皇太极再遇“故人”，重新遣使议和。袁崇焕并不将议和使者拒之门外，因其固守“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的战略，这是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大战略。

其实，朝廷每年用于抚赏蒙古的银子是一百万两。皇太极上次提出来的是“金五万两、银五十万两”，远少于蒙古。给蒙古的数额如此之多，即是希望蒙古能够助明朝攻打皇太极，至少是不会与之合流。如果双方议和，给予蒙古的数额必定可以减少，军费开支也会降低，两相比较，朝廷会利大于弊。更重要的是，女真不劳而获，天长日久，其锐气必定消磨，届时朝廷奋力一击，大事可成。

奈何，明朝以为天下得之于蒙古，蒙古可称为敌国，抚赏可用。女真原是“家奴”，此风不可长。

皇太极出奇计，于崇祯二年绕道蒙古直逼京师。皇太极千里奔袭，走前人所未走之路，向导正是蒙古人。袁崇焕立即赴援，思宗却中了“蒋干盗书”之计，下令逮杀袁崇焕。于是与皇太极议和的第—个对手，被自己借力打力消除掉了。

袁崇焕的议和，对明朝有着莫大的功勋，他正是借此机会修复了关外诸城。以后十几年的时间里，祖大寿等人秉承“凭坚城用大炮”的遗策，致使皇太极踯躅于坚城之下，山海关得以无恙。

皇太极进攻大凌河，明军被围困四个月以上，城内明军“人相食，竟以死守”。大凌河仅为关外八城之一，一城如此，其余各城城大兵多，金军如何不气馁？明军如此，更是坚定了皇太极的议和之心。

皇太极暂收进攻朝鲜之利，袁崇焕得固守关外十几年的资本。统算下来，还是袁崇焕棋高一着。奈何，明思宗志大才疏，刚愎自用，自毁长城。

皇太极尚有其他的议和途径，这个途径一个是蒙古，一个是朝鲜。皇太极希望他们能够将自己议和的诚意“上达天听”。蒙古正是渔翁得利，朝鲜对皇太极恨之入骨，哪里会真心帮他。他们非常明白朝廷的本意，如此“小夷”提出议和，岂不是异想天开。

 袁崇焕之后，驻守辽东的便是祖大寿。祖大寿大凌河假降，他借口可以帮助皇太极收复锦州，得以逃回。一回到锦州，祖大寿重为明守，竟不以握在皇太极手中的子侄性命为意。

皇太极攻大凌河之前，曾称辽东善射精兵皆在此，必欲降之。按照皇太极的说法，这种善射精兵“他处无有也”，就算如此，皇太极亦不敢直取锦州。而祖大寿从大凌河逃回，竟遭明思宗之忌。尽管祖大寿无比愤懑，却仍不改初志。

四

皇太极又转到明朝西北的宣大一线。明朝守边的将帅不敢战，借口来者是蒙古来要求赏赐的，来一个“欺上瞒下”，暂时保得城池无事，没有失守封疆的罪过。皇太极一封议和的书信写得极为诚恳，甚至有些可怜：“夫小国之民，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

回到辽东，皇太极告诉明朝的边吏，他已经与宣大和好。辽东边吏称，如果真心和好，应该退出一些土地，自己好以此为名，转奏朝廷。皇太极回书，如果和好一成， “普天之下，尽为你朝廷所有，些许地方，何足道哉”？

皇太极恳劝明朝边吏“通权达变”，上为朝廷解忧，下为生灵解厄，如此便是彼此之福。皇太极议和之心甚盛，但投降的汉官看得很清楚， “明思宗不肯轻和，以复仇为志”。努尔哈赤父子得罪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思宗怎肯轻和。思宗既然不肯议和，那就将他打得痛一些再说。

皇太极陷人一个怪圈，想议和，朝廷不轻许；打起来，朝廷更不允许。打，打不过朝廷；和，只是皇太极的一厢情愿。

五

皇太极看出来，明朝不议和是因为鉴于宋金往事。他在对祖大寿的书信中称，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明主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孙”。

的确如此，但努尔哈赤自称为大金之后，自上尊号为“后金天命皇帝”。皇太极在崇祯二年逼近京师的时候，曾派人到良乡的金陵祭拜。金军撤离后，明朝派人断其龙脉。

短短三年的时问，为了议和，皇太极连自己的祖宗都不要了。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两年之后皇太极在致朝鲜国王的书信中，又称自己为“女真国大金之后”。而且言之凿凿，如若不信，可将世系详为说明，再不信，请观金辽元三朝史。又三年之后，皇太极改元称帝，国号由金改为清。这才彻底断除了与金的关系。

明思宗以报仇雪耻为念，不轻言和，其志固然可嘉。然而，此策必须国内宁谧，上下齐心协力，如同越王勾践一般，卧薪尝胆，而后方可以灭此朝食。此时，国内乱局已成，流寇肆虐，君臣离心。皇帝处置失当，群臣浮议误国，思宗空有远大之志，奈何，奈何。

对于以打促和，皇太极对部下说得极为详细， “尔将士如果奋勇直前，敌人力不能支，非与我们讲和，必是败于我们，那时穿吃，自然长远。早早解盔卸甲，共享太平，岂不美哉”？俗话说“千里来做官，无非为的吃和穿”，其目的可想而知。

奈何朝廷不许，朝廷主张以打促和，打着打着，形势忽然就变了，要求议和的成了朝廷。可惜的是，朝廷的脸面比天大，既有“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说法，又有“不爱江山爱面子”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