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对人来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会使人兴奋，使人坐卧不安，使人有索解的欲望，使人有不倦的探求精神。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产生。任何一个人都永远生存于提问和被提问之中。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提问是驱动思想发展的真正的“永动机”。

由郭志坤等著的《提问吕不韦》是提问诸子丛书之一。本书分六章，内容分别为弃商从政，著述春秋，效法天地，孝治天下，兴王典礼，杂家之父。

《提问吕不韦》由郭志坤、陈雪良编著。

《提问吕不韦》简介：吕不韦“兼儒墨，合名法”，把春秋战国期间百家的精华采集起来，熔于一炉，铸成“霸王道杂之”的“王者之治”的精品。他是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

“孝”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精粹。到战国时期，“孝”文化渐趋成熟。吕不韦是称引和张扬《孝经》的第一人，并把亲子之情、师生之谊、君臣之义融汇于“大孝”的观念之中，使之更具社会性。吕不韦开了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先河。

吕不韦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天地万物，人之一身也，此之谓大同。”他认为，天地万物虽各异，但像人的身体一样，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有着“大”的“同一”性。从此，中国文化中“天下大同”的概念获得了崭新的含义。

第一章 弃商从政

第二章 著述春秋

第三章 效法天地

第四章 孝治天下

第五章 兴王典礼

第六章 杂家之父

后记

一问

在研究先生您的生平的诸多作品中，著名学者林剑鸣的《吕不韦传》是功力独具的。他在这部传记中一开头依据《史记》以及有关史料作了一大段文学性的场景描述，十分精彩。严肃的学术专著，一开头就这样大段的场景描写，您觉得有必要吗？读罢，人们一定会问：当年的华北大地为何气氛那样“凝重肃杀”？而商人打扮的年青人为何又是那样的“踌躇满志”？这些，您能作答吗？

吕答：我觉得，学者林剑鸣的描述是神来之笔。优美细腻的文学笔法背后隐伏着的是严肃而凝重的时代风云。可以说，当时大国争霸的形势尽在不言中了。

要问当时华北大地气氛为何那样“凝重肃杀”吗？要知道，在距今两千六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华大地上有140余国。经过长期的争斗，到战国时期，只剩下了十余国，能在政治军事舞台上角逐的只有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世称“战国七雄”。到公元前三世纪时，情势大变。地处中原的韩、赵、魏三国都已衰弱。曾经号称“东帝”的齐国，在公元前284年经秦国为首的韩、赵、魏、燕、秦五国联军重拳一击，几至亡国。公元前260年长平一战，赵国40万士兵被坑，再也无法与秦抗衡了。此时，秦国独强的局面已经形成，对山东六国来说，形势哪有不“凝重肃杀”之理？而在如此凝重到让人窒息的氛围中，我吕不韦，作为一个年轻的商贾，仍然“踌躇满志”地行进在邯郸的驿道上，那定然是与山东六国的败亡命运无涉了。如果我与六国王室的命运有什么瓜葛的话，我是怎么也轻松不起来的。

二问

这里想插问—下您的生年。人是在时间和空间中生存的，如果连生年都闹不清，那事情就不好办，很多问题就说不清。介绍人物总得让人明白最基本的“某某，某年某月生”。《史记·吕不韦列传》给了后人这样一个信息：“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既然是“当是时”，那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您是与战国“四君子”同时代的人。不过那样还不够具体，有无更具体、更可靠的生年时间可以确定呢？

吕答：我的一生与秦王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可靠的是按秦王政的生年推定我的生年。秦王政是生于公元前259年(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的，这是史有明文的，那么，可以作这样的推算：如果秦王政生时，我是25岁，那么我的生年当是公元前284年了。这个年代很好记，正是秦为首的联军将“东帝”齐国打得永世不得翻身的那一年，而当秦国把另一强国赵国在“长平大战”中打得落花流水之时，我已25岁了。有了这样的时问座标，我一生的作为都有较为准确的时间依托了。

三问

据我们所知，您是古代一个极有声望的家族的后代，其祖先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炎帝时代。作为炎帝之裔、伯夷之后，您的先祖因有功而封于吕地(今河南南阳一带)，从此以吕为姓。在中国历史上以周文王师和《太公兵法》闻世的姜太公吕尚，就是您的800年前的远祖。后来，吕尚因功封于齐，而吕姓集中居住的吕地，在周初仍被封为吕国。不论从吕尚的齐国看，还是从地在三晋的吕国看。到您来到人世时，都属行将灭亡的六国的地域范围。自己的母国行将灭亡，您怎么会那样的悠闲自在、视若无睹呢？

吕答：我在《吕氏春秋·遇合》篇中说过这样的话：“凡遇，合也。时不合，必待合而后行。故比翼之鸟死乎木，比目之鱼死乎海。”我是说，凡是双方视为知遇的，那是因为合得来。如果一时合不来，那只能等到合得来再行动了。比翼鸟没有合伴就宁愿死在树上，比目鱼找不到好伴侣宁愿死在海里。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合”字。我的意思是，在六国那里找不到能“合”的君主的话，就到别处去找，“必待合而后行”，我寻觅着。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我在《吕氏春秋》中多用“天下”一词，我在寻找“合”时，并不限于故国，我的目标是“天下”。

四问

上面说到的吕地和齐地，那是祖上的吕姓所在地。后来，吕国也灭亡了，齐国也只是吕尚带过去的一脉。更多的吕姓人氏流落到了他方。您的里籍在哪里呢？这似乎是个谜。《史记》称：“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也。”(《吕不韦列传》)而《战国策》则说：“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秦策五》)洪家义在《吕不韦评传》中依据上述史料作出这样的结论：“作为商人，迁居是常有的事。《史记》说的可能是原籍，而《战国策》说的可能是新居。”您以为此说然否？

吕答：其实，《史记》与《战国策》各有各的讲法，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而洪家义先生的论断刚好把意思弄反了。《战国策》讲的是我吕不韦的籍贯，即祖籍，“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意思是明确的，说我的祖籍在濮阳，只是后来在邯郸行商，语气肯定，语意明确。而《史记》写的是我早年的经营生涯，“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干金。”这是作为一个商人原始积累的过程，通过阳翟地区商场上的一番拼博，我成了一个“家累千金”的大商人。作为大贾，我是属于阳翟的。正如后人讲华侨旗帜陈嘉庚先生是南洋巨商，可不等于说他的籍贯在南洋，其实他是福建人。

五问

我们明白了，您是身为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的。据我们所知，濮阳可是个商业味极浓的大去处。濮阳实际上就是古帝丘，相传古帝颛顼(黄帝之孙)死后即葬于此。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濮阳的商业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逐步成为中原水陆交通的中心之一。这对于您日后成为一个大商贾很有影响口巴？

吕答：这种影响是当然的。但是，学者们往往忘记了经济之外的其他一些要素。濮阳与中原另一水陆交通枢纽陶(今山东定陶湘距只百里。“朱公(即范蠡)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史记·货殖列传》)春秋时期的陶朱公范蠡即在此“三致干金”的。定陶的兴盛，促成了濮阳的繁荣。濮阳属卫国，因此又简称卫。当时人乐于“陶、卫”并称。说我生于濮阳对我日后的商人气质有影响，一点也不假。

但是，还有一点是更为重要的。就在我青少年时期，秦国攻占了原属于宋国的定陶，将其纳入了秦国的版图。定陶与秦本土不连接，中间隔着个魏国(卫已并入魏。过往秦本土与定陶之间，必取道濮阳，秦文化也渐次渗入到濮阳地区，也融入了我这少年人的心田。这样，我就会兼具秦魏两种文化，眼界之开阔也非他地人士可比了。后来陶地成了秦大臣魏冉的封地，这又给我与魏冉之间的交往架起了一座天然的桥梁。后来我选择魏冉之弟华阳君的女儿华阳夫人作为政治跳板与秦王室交往，这也是与地缘关系的亲近有关的吧！这当然是后话了。P2-6

读诸子百家书，发觉古贤的思维模式有一个显著特点：善于提问。“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yì)》)这个典故是人们熟知的。说孔子来到祭祀周公的太庙，提问频率之高，问题触及面之广’使亲历其境的人们感到惊异：都说孔子知礼，怎么还提问不断呢？面对发问，孔子的回答既简洁又精彩：“是礼也！”其意是讲，我是个善于提问的人，善于提问才使我真正知礼啊！这是发生在孔子早年的事。“三十而立”后的数十年间，无论是教学弟子，还是答问友朋，或者与列国君臣周旋，孔子都喜欢用提问的方式来探求真知。在诸子中，孔子的影响是最大的，用司马迁的话说，是“学者宗之”的。正因为如此，孔子倡导的提问式思维模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成为中华文化的好传统。

提问对人来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会使人兴奋，使人坐卧不安，使人有索解的欲望，使人有不倦的探求精神。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产生。任何一个人都永远生存于提问和被提问之中。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提问是驱动思想发展的真正的“永动机”。

我们常说，理论始于问题，科学始于问题，我们又何尝不可以说，学习始于问题呢？

我们常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还要难，其价值也往往更大。善于提问，敢于提问，正是孔子等先哲留给我们的一份极为珍贵的遗产。

我们着手策划这套有关前贤先哲的丛书的时候，孔子等先哲倡导的“提问”思维模式一下激活了我们这些后学的思维。先哲们的思想是不朽的。为何不把先哲请到“前台”进行访谈呢？他们的身世如何？他们是怎么生活和学习的？为了传播学说，他们又是怎样远行千里的？说是学习，他们有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课堂？他们手里捧着的又是何种意义上的“书本”？他们四处游说的学术主旨是什么？……甚至他们穿的服饰、吃的食品、驾的车辆都会在我们的心头形成一个个有情有趣、有滋有味的问题。

有鉴于此，我们将这套丛书取名为“提问诸子丛书”。这里有跨越时空的对话、通俗流畅的语言、富含哲理的剖析、见解独特的解说、图文并茂的装帧、考之有据的典章、实地拍摄的文物图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冀望读者能喜欢这套独具特色的图书。

黄坤明

2010年春于杭州

为了提高国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添一块砖、加一片瓦，我们花费了数年时间编纂了这套定名为“提问诸子”的丛书。我们的人手不多，写作这样大部头的书稿实在有点勉为其难。好在大家都有决心．齐心协力地干，几易其稿，现在终于可以面世了。

有朋友看了样稿后赞道，这是对国学精当的阐释和大胆的浅化。这当然是同道的过誉和奖掖，对我们来说实不敢当。国学博大精深，涵盖了中国固有的文化和学术，除我们涉及的子学外，还包括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方面的传统文化。若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若以思想分，先秦时期就有所谓的“诸子百家”，形成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思想体系。我们触及的只是整个国学中的冰山一角，岂敢以偏概全？所言‘精当的阐释和大胆的浅化”，倒确是我们的初衷之所在。这个“子”那个“子”，历代统治者为了一己之利，早已把他们涂抹得面目走样了，为文化自觉和自信计，非得还其原本的真相不可。在“精当”两字上，我们确是花了不少气力的。至于浅化，那更是当务之急。“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应是国策。既然这是关乎“全民”、“国家”的事，岂有不浅化之理？

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靠的是集体的智慧和力量。除了笔者的努力外，丛书主编黄坤明先生在选题和框架构想的设定上功不可没。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诸子故居所在地纪念馆及地方政府的支持，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和照片，也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意见。在编写过程中，我们采纳了张晓敏、江曾培、李国章、陈广蛟、秦志华等先生的许多真知灼见，有关编辑胡国友、刘寅春、李梅、李琳、贺寅、周俊、金燕峰、孙露露、王华、王凤珠等作了精到的修饰和校正，在图文合成中，得到了梁业礼、王轶颀、本本、曾初晓、卢鹏辉、卢斌等的帮助，倪培民教授为丛书简介作了英文翻译，在此一并致谢。

当然，由于作者学力有限，必有偏差、失当和粗疏之处，在此诚望方家好友不吝指教，以待重版时修正。书中的图片有的是请友人实地拍摄的，有的是购买或有关方面赠送的，在此表示谢意外，谅不一一注明了。还有极个别图片已多处使用，且署名不一，实难确定作者。有的图片虽经寻访，但仍然找不到原作者。日后这方面的工作如有所进展，定当按相关规定付以稿酬。

作者

2011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