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副省长的执政心路。书中记录了从省委大院到中南海，从引黄涵洞到世界银行，以及步履艰难的世纪工程内幕。

这是一部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报告文学，作者集16年的亲历经验，沉淀出对历史与时代的深邃思考。“生年不满百，而怀千岁忧”——一位高级干部以这样的情怀述说着过往，寄望于未来。

1983年，郭裕怀从山西离石县委书记岗位上被紧急调往省政府担任副省长——这是中国政坛上前所未有的人事调动，预示着他将走过一段不平凡的征程。

郭裕怀所写就的是一部信息极其丰富的从政记录，它将一个地区性的水利项目与一位省部级官员的从政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反映了社情及民情的方方面面；从省委大院到国务院，从世界银行到工程第一线，记录下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决策及运筹过程。

代序 心中有个大黄河

引言 天大的好事，天大的难事

第一部 斯人斯任，我无可推托

第一章 山西最缺什么

第二章 新华社的“假”新闻

第三章 向国家伸手，再讨个公道

第四章 引起争议的替代方案

第五章 借力打力的秘密

第六章 豁出去了

第二部 “大观园”里咱不掉链子

第七章 老外不是白求恩

第八章 重搭台子再唱戏

第九章 好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

第十章 外国人给咱“扛活”

第十一章 短兵相接治纷乱

第三部 山河人梦情几重

第十二章 安营扎寨，与邻为善

第十三章 胡富国：“你不能扔下这件事不管！”

第十四章 匿名言，无风不起浪

第十五章 “山川满目泪沾衣”

跋

为了山西，为了全国，一腔赤子情怀

在和霍士廉书记和罗贵波省长谈话后，我拜访了刘开基、贾冲之，他们是引黄工程的元老级人物。

刘开基是山西水利建设的开拓者，他先后领导修建了汾河水库和文峪河水库。汾河水库至今仍是山西最大的水库，库容7亿立方米，供应着太原和周边地区的工业用水和几百万居民的生活用水，还有近150万亩农田的灌溉用水；说它是太原的“生命库”，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

1975年7月，中共吕梁地委书记王铭三曾经带我去向刘开基做过一次汇报，当时他是省革委会副主任和省委组织部长。那时我们正在修建离石县的吴城水库，有许多事情要向他请教，期间我就听到了好些刘开基的故事。

那时候修水库，哪里有什么机械设备，靠的是铁锹挖、板车推，靠的是精神和汗水。刘开基总是和大家一起吃住，一起干活。修汾河水库时，刘开基提出了“一平二照顾”的口号。“一平”，是指从工程领导到工人，生活上一律平等；“二照顾”，就是只对病人和客人给予适当照顾。施工期间，他和民工一样，住的是半拉子窑洞，蹲在地上吃窝头、汤面。在修建文峪河水库的时候，有一次出了塌方事故，他坚持在最危险的地方指挥抢险，一辆平车从坝顶冲下来，他闪避不及，被撞倒在地，一下子撞断了三根肋骨。

刘开基的干劲令人赞叹，他的倔劲更令人钦佩。为了水的问题，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跟省委第一书记争论，跟省长争论，拍桌子，痛哭流涕，挡住常委会不让散会，不解决问题就不行，哪怕事后再请求处分。其实，这种倔劲就是对事业对人民的强烈的责任心。这种责任心使他敢作敢当，敢于说实话、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

“文化大革命”后，刘开基说的一句话流传甚广。他说：“运动中批判我不突出政治。我认为，把山西的水治好，让山西的老百姓得到好处，山西的面貌改变了，人民富起来了，这就是最大的政治。我认的就是这个理，我的理没错，我认什么罪?!”

这次我见到他时，他已经很消瘦了，但一说到水马上就来了精神。他一再叮嘱我说，解决山西缺水的问题，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黄河水引进来。后来，他病重住院，每次我去看他，他总是口口声声地说：“水，一定要把黄河水引进来!”

1985年6月，引黄工程的立项遇到极大困难，我们正准备到郑州向在那里主持会议的钱正英部长请教解决办法。行前我心里一阵冲动，觉得一定要先看一看久病在床的刘开基。这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但听力还好，我说得对他就点头，说得不对他就摇头。我对他说要到郑州去找钱正英，他连连点头，不光是点头，眼神里还闪现出急切的神色，可以体会到他对此寄予了十分殷切的期望。一个为水奋斗了一生的老人，已经不能说话了，但对解决水的问题还是那么急切、那么执著，那种情景实在令我感动，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贾冲之也是一位为了水可以奋不顾身的老领导。

“文革”结束后，我曾听说过贾冲之被关在“牛棚”里时的一件趣事。“造反派”不停地要他写检查，他就不停地要纸。看守他的人心里奇怪，这人的检查怎么写得那么长?谁知他写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检查，而是书稿，其中有一本就是关于引黄的!

贾冲之从“牛棚”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夹着这本书稿去找水利厅的总工程师刘锡田，向他请教如何解决泥沙的问题。他那时还没有被重新起用，不久，又被下放到阳曲县农村劳动。他又特地带了一张山西省的地形图，准备在阳曲安顿好以后，就到偏关一带去考察引黄的路线。

“文革”结束后，山西省委恢复了引黄领导组。从1977年直到1983年，引黄的事主要是贾冲之在抓。也正是在这期间，引黄的前期筹备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1981年11月，贾冲之在北京向水电部部长钱正英汇报了引黄工作的基本情况，钱正英很高兴。就是在这次汇报会上，钱正英说：“山西煤多是长，水少是短。谈煤的开发利用，不讲解决水资源的问题，怎么能扬长避短?”她建议山西省人民政府专门召开一次关于水资源评价的学术讨论会，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共聚一堂，各抒己见，在这个问题上统一思想。这使贾冲之受到鼓舞，回来以后，他便组织力量，积极筹备。1982年7月，省政府和水电部在太原联合召开了山西省水资源评价会议，得出了引黄入晋势在必行的结论。

也正是在这一期间，贾冲之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当时有一种不赞成搞引黄的声音，也影响到了山西领导层的内部。1980年8月12日，省委决定撤消山西省人民政府引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的办公室划归水利厅，成了一个厅属小单位。听到这个决定，贾冲之悲不自禁，老泪纵横，但他很快冷静下来。他知道，他不能乱，他乱了就会动摇军心。8月26日，他把参与引黄工作的全体同志召集到一起，纵论引黄诸问题，给大家释疑解惑，鼓劲打气。他说：“要正确看待意见不一致的问题。像引黄这样大的事，意见不一致是很正常的。不一致是一件好事，可以促使我们多考虑一些问题，少碰一些钉子。这几年来我们的工作有很大成绩，我们决不能放弃，要坚持不懈地干下去。即使在我们手里干不完这件事，也要给后人打一个好基础。”他的这番话，既切合实际，又富有哲理，使人不得不服，军心很快稳定了下来。

我到省里以后去看望贾冲之，他正在查阅有关引黄的资料。见到我他很高兴，对我说：“中央让我当省里的顾问，我的主要任务一是协助森浩抓煤炭，二是协助你搞引黄。这两件事搞不好我是不会瞑目的。我熟悉情况，考虑到工作的连续性，可以担任一段引黄领导组组长，作为交接工作的过渡。”他的坦诚令人感动，有他继续参与工作我也感到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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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是我的故乡，郭裕怀同志曾兼任引黄工程的领导职务，现在写引黄经历一书，约我写序，我年事已高，写字感到困难，就把1998年8月27日在工程指挥部的讲话稿稍加修改，作为回应。

山西省水资源奇缺，已经出现水资源危机，而且这个危机逐渐走向严重化。解决这个危机，除了向黄河调水，别无选择。我们不能指望老天爷大气环流的变化，也不能指望从其他地方调水。尽管黄河年年断流，有变成内陆河的可能性，没有多少水可调，但引黄济晋不搞不行，如果不搞，煤不能挖，挖了煤不能种田，种了田老百姓没有水吃，人畜饮水都有困难。没有水，太原市将来得搬家，山西更不敢发展大城市。省领导作出决策引黄济晋是必要的、正确的。

必须调水，又调不来多少。可是投资不小，投资里面需要偿还的数额非常大，财政拨款比例很小。要四面八方向社会、向国内外融资。所以必需控制成本，如果不控制成本，将来水比油贵。即使控制成本，水价还是在高位上，如果不控制价格，无偿用水，更没有前途。所以摆在面前的是个充满矛盾的巨大挑战，是个限制因素很大的工程。我们为了突破这个限制，就不能再用过去水利建设工程的那个办法，如决策的不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不参与决策，投资的不管建设，管建设的不管经营，只讲投资不讲产出，只讲产出不讲效益，只讲使用不讲补偿和回报，遗留问题将很多。今天，有所创新。但是改革创新不是一帆风顺的，要面临许多挑战：财务问题，技术问题，生态问题，引水单位很多，黄河要变成内陆河的问题。另外，会遇到许多的社会阻力，各方利益关系有待调整。还有社会承受能力问题，将来要卖水，水价不能太高，又不能太低，这一切做到恰到好处很不容易。要勇敢接受挑战，挑战是个机遇，它可以逼得我们走创新之路。

接受挑战，打了一仗，打得不错，收获不少，开了个好头。好就好在总体设计的思路是以市场原则为导向的。思维方式的变化，能够引出许多物质的、精神的新果实。中国正处在大变化之中。我们国家正在准备部署一个自主创新体系，要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引黄工程可以看作是一个创新工程，是中国水利建设走向创新之路的路标工程，其意义超过工程本身的价值，比引来的12亿立方米水还重要。如果有失败，也是创造性的失败，不是消极无为、窝囊的失败。所以，我感到引黄工程已经初步走出政企不分、责任不专、效益低下、后遗问题过多的老路。但只是初步，还非最终走出来。这次我没有到施工前线做调查，不占有信息，发言是很冒险的，但是有几点做法值得肯定。

1．大家预设的目标体现了改革取向，三元制衡、公司制经营、资源补偿和回报、有激励性的劳动报酬制度、招标投标制、多种所有制的经营，这些都体现了改革的精神，更可贵的是，还在不断地改进。

2．投资到位和工程进度基本上保持一致。过去，我所知道的水利工程，一方面延期，一方面投资不到位，最后过多超过概算是很普遍的。

3．编制从最初设计的2，451人缩减到1，000人以内，去掉多余的摊子，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避免官僚主义。

4．有若干方面同国际接轨，这种接轨取得了世行专家的首肯和认可，财务开支得到国家审计机关的承认。

这几条都是已经出现的结果，说初战成功是站得住脚的。但是，也不能估计太高，要足够估计前进中的困难和可能遇到的问题。遇到各种阻力，这些阻力的背后常常是个利益关系问题，利益驱动所发生的一些问题是很难估计到的。

引黄也开始遇到问题了，天津阿尔斯通设备误期就是一个信号，抓住这件事，把履行合同问题好好搞一下，推迟供货会有连锁反应。工程延期是件大事。

世界银行有一个说法，我是第一次从你们的文件上看到，花钱的事、采购的事，首先要把一切人视为不可靠的。很有哲理，要很好体会，这是经验之谈。中国人早就有个说法：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有一个人给你出问题，你就防不住，所以要预先全面设防，不要轻信承诺，要有报警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几百年，很有些经验值得重视。他们的刑事诉讼法上有一条，叫“无罪假定”：有人投诉你，先假定你没有罪，有了证据，才能够起诉，没有证据，不能认可。花钱上正相反，是假定你不可靠，为了避免合同风险、强化信用。我们过去批判他们，叫资产阶级的法权观点，是唯心主义。人家的东西是经验出来的，不是哪个人一下幻想出来的。经济学上有一种学科叫“博弈论”，跟下棋一样，我猜你，你猜我，我想吃你，你也想吃我，最后保持平衡，都可以过得去。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决定违反合同的事情是难免的，没有才奇怪。我们要很好地利用业主、监理、承包商三元制衡的机制，还要经法律公证，要严格索赔制。过去是自己包，自己监，自己管，一元化。其实不仅经济上要三元化，政治组织上也应该有制衡与约束。共产党必须有人民民主监督，自己监督自己不够，要群众、社会、法制监督。现在要进一步把可能发生的问题估计到。要有信息技术手段、警报手段、追踪观察的手段。最重要的是靠全体员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要永远保持旺盛斗志。

这方面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集中一点，就是努力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这三者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一个重要的关节点、重要的前提，就是知识创新。有学者提出，21世纪是知识经济世纪。知识经济的概念怎么理解，现在还没定论，但是知识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用知识武装群众，形成人力资本，转化为经济效益。现在英美国家的知识投入也越来越多，比重已经占到50％。过去世界上几次大的技术革命，我们每次都落后了。这次遇到知识经济时代，我们一定要奋起直追，重视培养人力资本。我们是个落后的国家，如果能用人力资本取胜，可以缩短我们向前赶路的进程。从农业上说，如果用生物技术基因重组把农业武装起来，现有耕地利用面积就能扩大多少倍，将来“克隆”技术能搞成功，畜牧业、园艺业将有意想不到的发展。如果解决了海水淡化问题，那水资源问题就解决了，现在海水淡化的问题是成本太高。知识就是力量，将来15亿人普及教育，会发挥出无穷创造力，综合国力将因此而空前提高。

知识现在是稀缺要素，市场经济保护知识产权。先进的国家、先进的单位，有了知识，先搞五六年、十几年的专利，这是市场竞争的要求。知识是脑力劳动的产物，是一种无形而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它属个人所有，受个人意愿支配，不能凭借外力支配它、剥夺它，只有在市场交换方式中通过工资、奖金、红利、股权等形式对脑力劳动投入给出近似等价交换的回报。把稀缺的东西变成不稀缺，大家都向教育、科学投资，那时人才辈出，知识的价格就会降低下来，这样就可以抵消垄断。国外的企业家挣的钱是员工的1O～20倍，这还不算，还有一个“期权股”，给一定股份，到约定年头上如果实现了赢利可以得到分红，这样，干劲就大了。我们这里规定经理的报酬不得超过员工报酬的5～4倍，这是由于我国现在还不富裕，大家工资水平都低，而且我们还应当靠物质的和精神的双重鼓励，两条腿走路。

引黄要更多地靠人力资本的投入，力争把它变成一个知识工程。引黄工程是一个多系统的结构，有引水、有发电、有财务、有水工等多个系统，在这个多系统里，从实际出发，解决一些新问题，积累一点新学问，这是可以办到，也一定能办到的。

1．必须群策群力，群策就是叫大家都开动脑筋，发挥主动性、创造性，要收罗一批人才，“郭裕怀三上清华”，还有别的地方可去。

2．要拟出一个学习计划，选一些项目进行培训。

3．要制订好报酬激励制度，要拉开距离，对能用脑筋的人、能够创新的人给出好的报酬。当然也不能放弃荣誉感、精神鼓舞。

4．要发展信息技术，把计算机网络搞好，要搞知识编码：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搞，靠谁搞，在什么地方搞；还有知识的传递，信息的传递，减少会议，节省纸张，“秀才不出门，就知天下事”。靠计算机把空间缩小，把信息传递加快，把咨询服务搞好，把情况汇报搞好，把一切情况都能收在自己的视野里。

5．最后一条是对领导人的要求：要具备改革开放时代的品质，锐意进取，破除封闭，对国外的知识不封闭，对同行同业先进经验也不封闭。除用好本单位的人力外，还应善于利用国内外知识产业，提供咨询，对不同意见兼容并蓄，听后再进行筛选，不要被自己的思维定势所局限。我很高兴地看到，省委、省政府、人大、政协对引黄工程给予了足够支持，作出的决策都符合改革开放的创新精神。引黄工程领导人、指挥长、经理们都是开放型的人，也许会用错几个，那也比保守而不敢用人的好。

引黄要达到最终目标，把12亿立方米的水引进来，把水管好、卖好，以水养水，以电养水，以煤养水，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一批人才、一支队伍，这支队伍将来可能有很大的用途，将来南水北调势在必行。如果开发西线的南水北调，现在你们打洞的这一套经验将来会有用途。打洞引水，损耗少，只有一个困难——缺氧——其他条件都好，能够解决黄河的断流问题，到时你们可以主动请缨，用你们的技术把西线搞起来。现在，黄河沿岸引水漫灌，无偿使用，不讲效益，70％属浪费，是个大问题。如果把我们以后管水、卖水的经验推广到黄河两岸，首先从青海、宁夏、河套开始，再到河南、山东，实行节约用水，这是近期治黄目标。不但要解决无偿用水的弊病，还要解决黄河流域的植被问题。你们有个材料，叫“引黄沿线可持续发展规划方案”，要实施起来，恢复青山绿水的环境。现在要告别无偿用水阶段，水利投资不回收不行，实行有偿用水就可以建立黄河基金，这大有可为。

要扩大整个引黄的成果，向全流域的治理进军，心中要有一个大黄河、大流域的概念，不是光有山西的概念。这是我的一点希望。

我在这里姑妄言之，不对的地方，请批评。

2006年3月13日

工程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正在转型的特殊环境下实现的(从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因而过程曲折起伏，多次走到前进无路的境地，是经过顽强的努力和智慧的处理才又柳暗花明。作者如实写下来，许多地方很具戏剧性，很感动人，因而还是一本可读性强的、能激起后人在前进道路上永不言败的书。

我和这件事的关系大约是从1985年开始的。那年我到山西省驻北京办事处去看望当上山西省副省长时间还不久的郭裕怀先生。记者见官没大小，就和他神聊起来。我从1957年6月到1978年11月在新华社山西分社当了20多年农村记者，他又正好分管农业，聊的共同语言就多了。聊着聊着，我又把我在全国各地对一些地委书记、专员、县委书记、县长宣传过的观点拿出来向他作宣传。我说，你现在的那个都督府里(省政府所在地前身是阎锡山的都督府)出过多少省政府副主席和副省长?他们像走马观灯一样地过去了，现在能记得他们的人很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是在那里做了一茬大官，办了一阵日常公事，没有下功夫给老百姓做过什么大事。我说，现实中人们承认做官，是因为你掌着权，要办事不找你不行。但是，在历史中，人们却是承认做事，看谁做了什么突出的好事才记住他和赞扬他。当然，做了突出的坏事，人们也能记住，会没完没了地骂他，甚至骂得他的子孙都抬不起头来。一般化的官，人一走茶就凉，人们很快就把他们忘了。中国古时宰相多得很，宰相比皇帝还多，那是最大的官了，你记得几个?只记得做过大好事和大坏事的。我建议他除了管好山西农业的日常工作外，还要下去重点搞一个县或一个地区，搞出点名堂来。

聊着聊着，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山西这么缺水，农业上都不够用，还要挖这么多煤，挖一吨煤要用掉一吨水，挖透了隔水层还要漏掉更多的水，这怎么办?我笑着说，山西人风格高啊，挖了煤送给全国去用；下了雨也流到省外，让人家用；黄河的水从身边流过千里，硬是不浇本省的田；渗到地下的水也多数从地下潜流到河北去了；山西山上的土也一点一点随黄河和大大小小河流的洪水，冲到了河北、河南、山东，造出了河北、河南、山东的大平原；现在神头、大同发的电也是送到北京、天津去，自己留下一座一座从发电厂锅炉里掏出来的煤渣山。我讲这种调侃的话，他笑不起来。我看他提出这个水的问题不是在聊天，是当一件正经事来谈的，我也就不能再笑了。我说，我给你出一个主意吧!他看着我，等我的下文。我说，你们山西(这时我已经调回北京新华社总社，不算山西人了)出产的是煤，那就今后每挖1吨煤提1元钱(当时煤价很低，不能多提)做水利建设基金(后来山西定名为水利资源补偿费)，拿来搞水利建设，引水。

我当时想得很简单，只是想到要搞大的引水工程，首先要用很多很多的钱。按理来说，这是国家级的大工程，应该由国家财政上出钱来办，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国家被搞得很穷，拿不出钱来。而山西本来就是一个穷省，财政上的钱除了日常开支也拿不出大笔的钱办这件事。没钱，那就什么也干不成。我根本没有想到还有极复杂的技术问题。我对山西的缺水印象太深了，我们过去下乡采访，洗澡是不可能的，洗脸有时也困难。《山西日报》一位浙江籍记者去晋西北，一盆水洗了4天脸才倒掉，但还是被批评为浪费水。我也下煤矿顶班劳动过几天，打过眼，放过炮，下班后和矿工们一起在大澡池的热水里一泡——那真是煤矿工人每天不可缺少的享受，否则一身黑煤灰怎么回家上炕?而山西随着挖的煤越来越多，有的煤矿连供应干净的洗澡水也越来越成了问题，那怎么行?正因为这样，我相信请煤矿出点钱来搞引水，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也是会同意的，这是共渡难关嘛!按理说，作为新华社记者，我应该就这件事，好好写几篇内参，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和提出建议。那几年，我在广东、江苏、浙江、四川、甘肃等地农村调查研究，写过的内参不少，可就是没有想到应该就山西缺水的问题向中央发一些内参。这大概是因为长时间在山西农村跑，山西缺水在我思想上已经搞得很麻木了，也觉得这件事吵吵了好多年了，难办。

记者管说，管写，不管干实事。这件事我说过以后很快就忘了。没想到他们马上动起手来，从煤上攒了几亿元以后，万家寨引黄入晋的工程竞大胆动工了。这项大工程当然不是我一句话引出来的，山西老早就有人提出引黄河水来解山西渴的问题，国务院水利部的老部长钱正英就一直是个积极的呼吁者。这件事真正做起来是一件难度极大、风险极高的事，也不是郭裕怀一个副省长能决定得了的。这项工程的迅速动工，说明当时的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是不甘于做太平官的人。他们是有极强的责任心和非同一般胆识的人。他们勇于任事，敢于决策。这件事成则为山西的历史功臣，败则要在山西永远背骂名，人们会骂他们不自量力、劳民伤财。当然，有了好的决策，还需要有人带头去干，踏踏实实、任劳任怨地去干，坚韧不拨地、百折不回地去干，否则，再好的决策也只会是一纸空文。

1997年2月，我在山西的《记者观察》上写过一篇《世界上最艰难的引水工程》的文章，介绍这项工程。我在文章中说，世界上大的、难的水利工程不少，但从引水工程来说，像万家寨这样艰难的，罕见。黄河从内蒙古、陕西和山西三省(区)之间壁陡的峡谷里流过。万家寨的引水龙头在山西省偏关县和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之间，岸边的石壁上连个安放一台大口径扬水泵的地方都没有，第一级扬水泵站的16台大口径扬水泵要安装在大山的肚子里。那是在大山肚子里开出一个大大的厂房。如此大的泵站仅在总干线上就要建三级，第一级还要有一个小的蓄水库，这样才能在山肚子里把每秒48立方米的大股水流扬高600多米的高度。在南干线还要建扬水站，然后才能穿过近200公里隧洞进入山外渠道、水库，流到太原、大同、朔州的千家万户。其中一个最长的主隧洞是5×5米的口径，长43公里，火车能开进去。这等于把一条每秒流量48吨水的不小的河，在山肚子里举到天上，让它在山肚子里高速穿行。这些大隧洞要经过硬石层、软石层、泥土层、溶洞等等复杂地质区，谁知道会遇到多少难关?好多事是没底的。那种能把那么大流量的河水推到那么高又能耐那么大高压的大型扬水泵，中国就造不了。山西又是个穷省，不靠国家掏钱，竟自己干起这么一件令全国惊讶、难题多多的大工程来，真有点玄!将来一旦搞砸了，那么，始作俑者是会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这可真得有点儿胆量。

看来，办这件事当时在山西也确实成了当务之急，它是受保障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需要的形势所迫而上马的，人不到十分急的时候下决心拍板干这种事也不那么容易。这是一个大动力。同时那时也确实有了一种可以启动这项工程的机遇，被山西的领导人看到了并抓住了。这就是：一、改革开放了，可以自己想办法筹集资金来办事了，过去是绝对没有这个条件的；二、科学技术发展了，一些技术难题可以解决了，国家改革开放以后还可以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所以，办成这件事是主客观条件恰到好处碰撞出来的一朵大火花。

这项工程及时开工，当时的时机也碰得很巧。开工时，缺水的问题虽在全世界、全国已经成为人们议论的一个重要课题，但在中国有的地方还没有认识它的紧迫性。从那以后，北方缺水的形势发展很快，黄河下游断流的日子越来越长，黄河河口竞发生了一年有200天无水入海的事(万家寨工程开工时尚没有调节黄河下游流量的小浪底水库)，水成为河南、河北、山东越来越紧迫的危机。山西万家寨工程开工早，就少了很多麻烦事。中国北方干旱地区，争水、分水自古都是一件难处理的大事。如果万家寨晚几年开工，那黄河下游各省就有可能提出水资源共享的问题，会向中央提出要求协商解决，这就有可能把事拖黄。二是收煤矿水资源补偿费的问题，后来提高到每吨煤2元钱。发电厂也是耗水大户，每度电收1．5分钱。工程要是没及时开工，拖到全国反对乱摊派、乱收费的大风刮起来以后，尽管这是在办一件大好事，也可能会有人从中作梗顶住，扯上3年皮，即使中央最后点头同意，积极要办这件事的山西领导人的精气神也会被熬疲了。可见，办这件事，山西主要领导人当机立断、说干就干的作风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他们当时也没估计到后来会出现那么一种可能造成麻烦的形势。

当时，对中国几十年实行的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才开始启动，除广东等个别地方松动较早外，其他地方还都在老轨道上运转。中央管事的部门很多，每个部门都有若干“婆婆”分兵口，他们都有权，有时却又不敢作主，还要再请示中央领导人。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使地方政府做大事的权力很有限。引黄入晋这么大的工程，一开始起步，中央各部门也不可能马上统一认识。如收取水资源补偿费这一项，尽管山西省党政领导都同意收，收的也是山西煤矿的钱，但这要国务院的物价局批准。因为山西的大煤矿是国务院煤炭部的企业，当然也得煤炭部同意。大电厂是中央国营的，收他们的水资源补偿费也得有中央电力部门的同意。要买进口设备更得作出计划由上面批准拨给外汇。因此，只要有一个环节上有人提出不同看法，或压在那里研究研究、请示请示，下面马上就会卡壳，会运转不起来。那种体制有时会叫人哭笑不得，急煞人，曾使山西领导人多次被搞得十分为难：进，进不了，退，无路退。这就要山西的党政领导人耐着性子，找出门子，用好法子，去把那些“婆婆”们的思想一个一个、一步一步打通，让他们理解，让他们同意，让他们积极支持。这项攻心工程大概要算是引黄工程中最难的攻坚工程。这是后人无法理解的。老体制的弊端，大家都说必须要对其改革。但是，此事很复杂，改革是不会一下到位的，万家寨工程又等不起、拖不起。

再有，万家寨工程是政府工程，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到一定时候是要换届换人的，这就隐藏着危险：过去好容易统一了的认识还能保持吗?不一定。只要一个环节在认识上、情况的了解上和过去稍有差异，就会影响工程的一贯性。引黄工程是需要几届领导人的一致努力才能完成的。过去因为政治原因和人事变动“一个司令一道令”的事屡见不鲜，很误事。这是办大工程的大忌。因此我很担心工程拖下去，夜长梦多，会因为想不到的原因使第一滴水不能先流到太原。因此，我一直劝工程总指挥郭裕怀要抓紧。还好，中途虽出了一些事，第一滴水终于在2001年流到了太原。尽管还没有流到大同、朔州，这也是伟大的胜利了。好在流到大同、朔州的北干渠已无大山，比较平坦。

这么一个不是国家投资的国家级大工程，国家不会给它调配各种各样的人才，而它又是一项科学技术含量很高的工程，其难度是起初不可能都预计到的。这就要山西自己来解决，首先要发现和搜罗本省的人才，在职的、离退休的都用起来；还要水利部请一些已经退下来的老专家来支援；要从全国和世界上请一些有经验的工程公司来施工；还要有一些能和世界银行、外国公司打交道、懂得国际游戏规则的人才。你不管找多少人才来，一件件具体事还是要工程总指挥部去具体操作，不能什么都要省里的主要领导人来管。于是，工程总指挥部在总指挥郭裕怀领导下要下功夫学习很多新知识，而且学了马上就要在实践中用，因而必须学得认真，用时要思维缜密。因为谁也没干过这件事，苦头要吃，学费也总得交一点。但只允许有小挫折，不能有大挫折；大挫折代价太大了，会经受不住。这个工程真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后来我对老郭说，将来你是专家了，应该到大学去讲课，当学者。为此，老郭的夫人曾对我说，老郭太累了，让别人干吧。我说，不行，这件事松不得，他得让第一滴水流到太原才能休息，后面流到大同、朔州的事由别人去干。总指挥部的一位山西老专家对我说，他老了，不行了。我说，他干这件事，累死也值得。当时，这件工程对工程上的干部、工人鼓舞都很大，大有一种决战决胜之势。

开工以后，我琢磨自己能为它干点什么呢?我是个耍笔杆的，除了写文章，其他什么也不会。1994年，我没打招呼，一个人从大同绕到万家寨工地采访。我一路在想，要想一个好点子、好题目，在人们心中进一步提高这项工程的地位。采访完了到太原，题目还没想好。写文章没有一个好题目，叫人看了，就像谈恋爱第一眼就没有吸引力，人家就不往下看了，那就失败了。到了太原住在新华社山西分社，想到山西的煤是供全国20多个省用的，没有山西的煤去发电，当时包括上海等许多地方的电灯泡都会亮不起来(当时还没有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因此，这项工程实际上是一件支援全国生产、生活的工程。于是想出了一个题目——“为了山西，也是为了全国”，意思是山西这个穷省是在为全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出力办这项大工程。我对老郭说，这篇文章内容一般，要害是标题，要让人明白这项工程不光是为了山西，也是为了全国。当然作者要署上“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因为山西人自己不好自吹自擂是为了全国。老郭这样做了，《山西日报》头版头条，大横栏，很突出。据说，此稿送发到中央领导同志手中和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手中，造成了一点影响。此稿新华社总社也发了。总社有人质疑这个题目，我坚持不能改。

万事开头难。老郭从开头一直干，到主干道隧洞打通、水也快到太原了，这时他退了下来，当了顾问。在这一段创业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视察过，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鼓励。我对老郭说，这下好了，今后接过接力棒的人，谁也不会不把这件事办好的，办不好是难以向中央和山西人民交待的!因此我相信尽管以后还有许多难关要过，后来人一定会继承发扬过去的拼搏精神，把事办好。

新华社高级记者 冯东书

引黄工程是一个中国第一，世界少有的工程。——原水利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钱正英

引黄入晋，是造福后代的世纪性工程，建好是基础，管好，用好更是长期艰巨的任务。应当再接再厉，继续协调好各方工作，让母亲河生生不息，哺育子孙。——原国家计委主任 陈锦华

这是一本具有相当水平的水资源学术论著，真实记录了引黄工程的经历。它以科学的态度论述了山西水资源的短缺的因及对策，精辟地阐述了什么叫可持续利用的水资源，对一些传统认识具有矫正意义，体现出长远战略的眼光。——山西省原水利厅厅长，高级工程师 许四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