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书画门”事件发生后，国学大师季羡林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这一次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他的人生经历以及他的“私生活”。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地位以及常年住在三〇一医院的特殊环境中，人门无法真正走近季羡林，也无法真正的了解他、认识他，他的人生、他的经历也就充满了众说纷纭的“谜团”。为了回顾自己的百年人生，给世人一个最终的交代，季羡林先生亲自致信温家宝总理，要求调山东大学蔡德贵教授做自己的学术助手，协助自己进行口述历史的工作。自2008年10月13日开始，直到季羡林先生去世前的2009年6月16日，蔡德贵教授协助季羡林先生进行口述历史的工作，先后进行口述录音75次，这是年近百岁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首次系统的、全面的、客观的、真实的讲述他的人生经历。

本书是第一本根据季羡林先生口述录音整理而成的著作。首次全面回顾人生经历、求学历程、爱情婚姻、家庭生活，首次披露过继叔父的前因后果以及与叔父、婶母生活的经历，首次披露与近现代众多历史人物交往的经历，首次披露卧轨、绝食、面见蒋介石的经历，首次披露在北大任教期间与北大校花妹妹的交往经历，首次披露与几位秘书的交往经历，首次披露与几任北大领导的交往经历。

季羡林先生生前在学术助手蔡德贵先生的协助下开始进行口述史的工作近十个月的时间里口述达七十五次之多，这一口述实录可以说是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留给世人最后的宝贵财富。口述史从季羡林的家世、童年、求学经历、治学经过、学术研究、家庭生活、个人情感、友人交往等各个方面展开，全面的、详尽的、真实的反映出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平凡而又充满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是研究季羡林先生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本书也首次披露大量季羡林先生鲜为人知的故事，将为众多季羡林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可信的、珍贵的资料。

第一次口述（2008年10月13日上午7∶00～8∶30）/ 1

第二次口述（2008年10月14日上午7∶00～8∶30）/ 3

第三次口述（2008年10月16日上午9∶40～10∶40）/ 5

第四次口述（2008年10月16日下午4∶00～5∶10）/ 12

第五次口述（2008年10月17日上午10∶00～11∶00）/ 27

第六次口述（2008年10月23日上午9∶50～11∶00）/ 41

第八次口述（2008年10月25日上午10∶30～11∶20）46

第九次口述（2008年10月27日下午3∶50～5∶10）/ 49

第十次口述（2008年10月29日下午3∶50～5∶10）/ 55

第十一次口述（2008年10月31日下午3∶50～4∶40）/ 69

第十二次口述（2008年11月1日下午4∶00～5∶00）/ 76

第十三次口述（2008年11月7日上午）/ 84

第十四次口述（2008年11月7日下午4∶00～5∶00）/ 86

第十五次口述（2008年11月10日下午4∶30～5∶10）/ 91

第十六次口述（2008年11月11日下午3∶40～5∶00）/ 101

第十七次口述（2008年11月12日下午3∶40～5∶20）/ 108

第十八次口述（2008年11月13日下午3∶50～5∶10）/ 115

第十九次口述（2008年11月17日下午4∶00～5∶00）/ 126

第二十次口述（2008年11月19日下午3∶50～5∶10）/ 130

第二十一次口述（2008年11月20日下午）/ 133

第二十二次口述（2008年11月21日下午）/ 141

第二十三次口述（2008年11月24日下午3∶50～5∶00）/ 145

第二十四次口述（2008年11月25日下午4∶00～5∶00）/ 166

第二十五次口述（2008年11月26日下午4∶00～5∶30）/ 169

第二十六次口述（2008年11月28日下午3∶30～5∶10）/ 175

第二十七次口述（2008年11月30日下午4∶00～5∶00）/ 180

第二十八次口述（2008年12月1日下午4∶00～5∶00）/ 183

第二十九次口述（2008年12月2日下午3∶20～4∶30）/ 186

第三十次口述（2008年12月3日下午3∶00～4∶00）/ 191

第三十一次口述（2008年12月4日下午3∶00～5∶00）/ 196

第三十二次口述（2008年12月5日下午3∶00～4∶00）/ 199

第三十三次口述（2008年12月6日下午4∶00～5∶00）/ 203

第三十五次口述（2008年12月9日下午3∶00～4∶30）/ 206

第三十六次口述（2008年12月10日下午3∶00～4∶30）/ 212

第三十八次口述（2009年1月28日下午2∶45～5∶00）/ 216

第三十九次口述（2009年2月1日下午4∶30～5∶10）/ 225

第四十次口述（2009年2月2日下午3∶00～5∶00）/ 230

第四十一次口述（2009年2月3日下午3∶20～5∶00）/ 238

第四十二次口述（2009年2月5日下午2∶40～4∶30）/ 247

第四十三次口述（2009年2月6日下午2∶40～5∶00）/ 258

第四十四次口述（2009年2月7日下午3∶00～4∶30）/ 267

第四十五次口述（2009年2月9日下午）/ 277

第四十六次口述（2009年2月10日下午）/ 287

第四十七次口述（2009年2月12日下午3∶00～5∶00）/ 294

第四十八次口述（2009年2月16日下午3∶00～4∶30）/ 299

第四十九次口述（2009年2月17日下午3∶20～4∶30）/ 305

第五十次口述（2009年2月18日下午2∶40～4∶30）/ 308

第五十一次口述（2009年2月19日下午2∶40～4∶30）/ 310

第五十二次口述（2009年2月20日下午2∶30～4∶30）/ 315

第五十三次口述（2009年2月21日下午2∶40～4∶30）/ 319

第五十四次口述（2009年2月23日下午3∶30～4∶20）/ 326

第五十五次口述（2009年2月24日下午3∶30～4∶20）/ 338

第五十六次口述（2009年3月12日下午）/ 341

第五十七次口述（2009年3月14日下午2∶30～4∶30）/ 343

第五十八次口述（2009年3月15日下午2∶40～4∶30）/ 350

第五十九次口述（2009年3月16日下午2∶40～4∶30）/ 354

第六十次口述（2009年3月17日下午3∶30～4∶30）/ 362

第六十一次口述（2009年3月18日下午2∶00～4∶30）/ 366

第六十二次口述（2009年3月19日下午2∶05～4∶30）/ 369

第六十三次口述（2009年3月20日下午2∶10～4∶30）/ 377

第六十四次口述（2009年4月18日下午2∶30～4∶00）/ 378

第六十五次口述（2009年4月20日下午2∶20～4∶10）/ 385

第六十六次口述（2009年4月23日下午2∶30～4∶00）/ 387

第六十七次口述（2009年4月24日下午2∶20～5∶00）/ 397

第六十八次口述（2009年4月25日下午2∶30～4∶30）/ 399

第六十九次口述（2009年6月11日下午）/ 406

第七十次口述（2009年6月12日下午）/ 418

第七十二次口述（2009年6月14日下午）/ 422

第七十三次口述（2009年6月15日下午）/ 424

第七十四次口述（2009年6月16日下午）/ 428

第三次口述

2008年10月16日上午9∶40～10∶40　　蔡德贵：您的记忆力，从小就特别好吧？　　季羡林：这个难说。我小时候，不大念书，从来没有想争第一。争第一没有什么意思。没有想到，后来是虚荣心成为人前进的动力。就是王寿彭，从那开始。可是那时候，很奇怪，文理科10个班，我并不是班上的（第一），我不争取那个甲等第一，我也瞧不起（那个第一）。可是那一年，结果忽然地，我文理两科10个班第一名，平均97分，就是年终考试。　　蔡德贵：平均97分，那可是真不容易。得这97分是不是还在玩呢？　　季羡林：还玩。我那时候玩，没有管。后来那个王状元，听到这个消息，他那时候是山东教育厅长、山东大学校长……　　蔡德贵：山大校长还兼着高中的校长吗？　　季羡林：校长当然管着附中，北园高中有一个主任。他这一鼓励，虚荣心上去，自己说，上来了，就不下来了。他这一鼓励，这就是我当时的决心，果然后来我高中三年，考了六个甲等第一。每年两个么。　　蔡德贵：中断一年。　　季羡林：那是1928年。　　蔡德贵：全是平均97分吗？　　季羡林：不一定都是97分，但都是第一名，就那一年是平均97分。后来多少我也不管，反正前四个学期是连贯的，1928年日本人进济南，中断了一年。1929年到1930年，毕业都是第一名。反正是第一，稳坐第一。　　蔡德贵：那时候有数学吗？　　季羡林：文科有数学，比理科的浅多了。我们的数学是王老师教的，很浅。我到北京考大学，就是数学不行。因为高中有一个数学老师，王老师，教的很浅。所以后来我有个主张，我不赞成中学文理分科。不要分。　　蔡德贵：您写过文章吗？　　季羡林：文章大概有过。高中分文理科不好。　　蔡德贵：我插一句，我回去拿点衣服。然后星期天要在山大附中讲儒家文化与道德，您讲爱国、孝亲、尊师、重友，我想主要讲您的孝亲和尊师。孝亲您经常提的，您讲过爱国、孝亲、尊师、重友，我想讲您对老师尽弟子之谊，把尊师做重点。　　季羡林：我为什么特别强调孝亲？孝亲很重要。因为“五四”运动以后，批孝批得很厉害。有个名字忘记了，哦，叫施存统①的人，实施的施，存在的存，总统的统。这个名字不敢说，不要写了。他批这个孝，认为孝是罪大恶极，一无是处。　　蔡德贵：当时有市场吗？　　季羡林：当时恐怕是有的。那时候人的脑筋，“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解放，思想走到极端。　　蔡德贵：影响到什么程度呢？　　季羡林：影响到什么程度，那我就说不出来了。儒家的重点思想是孝，就是一定要和儒家的孝挂钩。现在应该大讲孝道。那一年（2001年）我回故乡，我特别到我父母亲的坟上，行三跪九叩的跪拜礼，有人，马景瑞就说，这个做法不妥当。我说，我故意，大张旗鼓，为什么现在大家不敢提孝，我就偏大张旗鼓（反潮流）。我认为把孝与儒家糟粕放到一起，是完全不正确的。　　蔡德贵：我们去年到临清，也到您父母的坟上，和钱文忠一起三跪九叩。　　季羡林：当然咱们中国的《孝经》，有一些是过了头的，当时也不能用，现在更不能用。比如王祥②卧冰，冬天父亲母亲要吃鱼，身体把冰融化了，再钓鱼。卧冰是身体把冰融化，再捉鱼。　　老莱子③年90（应该是70岁了），后来鲁迅讲过，给90岁的老太太当小孩，他可笑，鲁迅有这个意见，为了让父母高兴。当时我觉得……　　蔡德贵：您在临清磕头反应不是很强烈。　　季羡林：当时就马景瑞看到了。　　蔡德贵：电视片播了。　　季羡林：哦，不知道。　　蔡德贵：我受鼓励，和钱文忠到您父母墓前磕头。　　季羡林：“五四”总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有时候过头了。过头就是把孝与儒家的糟粕并列，这是不对的。所以我现在还是，第一是爱国，第二是孝亲。现在更要孝亲。　　蔡德贵：现在不孝顺的人挺多。　　季羡林：这个也没有社会舆论，这就不成。所以更要提倡，所以我把爱国摆在第一位，第二就是孝亲。　　蔡德贵：这八个字，您还没有专门写文章。　　季羡林：文章我没有写，可是给别人写字。（爱国、孝亲、尊师、重友，这八个字），我起码写了几百张了。　　蔡德贵：您对叔父是很孝敬的。　　季羡林：我跟叔父，那个关系比较复杂，（以后再说）。　　蔡德贵：您是很注重尊师，是楷模啊。　　季羡林：尊师因为这个，我老师是有几个。第一个是董秋芳。　　蔡德贵：第一个是王崑玉，更早一些。　　季羡林：王崑玉早，北园的。王崑玉对我的影响啊，因为我后来也不写古文。当时啊……　　蔡德贵：您也写古文啊。　　季羡林：为什么第一篇是《徐文长传书后》，袁中郎的吧。《读徐文长传》，北园高中，王崑玉非常欣赏。　　蔡德贵：《王崑玉文集》我过去拿过来了，不知道您看过没有？那里面的文章，非常漂亮，确实是桐城派的风格。没有正式出版。　　季羡林：正式出版恐怕有困难。桐城派惜墨如金，我说中国的八股文啊，也有它的贡献，整个的结构，应该提倡八股。　　蔡德贵：在某种程度上。　　季羡林：就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那个我不赞成。八股，就不能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你非扣那个主题不行，所以八股呢，应该提倡。　　蔡德贵：构思。　　季羡林：对。　　蔡德贵：您讲究开篇、布局，　　季羡林：我讲究那个东西。　　蔡德贵：您给郑彝元写的序言，文言文的，非常漂亮。　　季羡林：没有什么的。当时第一篇文章，《读徐文长传书后》袁中郎的，王崑玉的评价是“亦简劲，亦畅达”。我们班上写古文，有一个叫韩云鹄，他别的功课不行，就是古文好，因为他平常别的功课也不大重视，就是念古文，他是班上第一。王崑玉发这个作文卷子，平平常常的摆在前面，好的摆在最后。　　蔡德贵：您的放在最后啦。　　季羡林：我不如韩云鹄。北园不写现代文，只写古文。现代文高中才写，后来就是董秋芳啦。“随便写来”，那时候是北园白鹤庄。　　蔡德贵：济南高中是在杆石桥。　　季羡林：哦。到后来这样子，山东大学国文系给了王崑玉一个讲师，就是晚了，当时我很有意见。因为什么呢？写白话文的所谓作家，到那里一搞就是教授，而王崑玉只给他讲师，我觉得不平。　　蔡德贵：山东大学那时候高手太多，梁实秋、沈从文、闻一多都在那里，可能王崑玉显不出来。　　蔡德贵：董秋芳是济南高中啦。　　季羡林：董秋芳是济南高中。　　蔡德贵：那时候的文章还有保存的吗？现在不知道了。　　季羡林：那个董秋芳是在那个作文卷子（上写），一处节奏，二处节奏。正跟我的想法相符，我觉得写文章就得有节奏，所以我对八股文，八股文就是有节奏，（我对）整个的结构（很重视），结构里边，哪一段放在什么地方，哪一段放在什么地方，不是随便乱写的。所以我对八股文哪，后来我跟那个张中行啊（交流），他也同意我的意见，我说八股文哪，其功不可泯。现在缺少那个八股文的训练。而且现在新文学家，一动就是个教授，王崑玉好不容易评了个讲师，我就很不满意。我说论功底，现在所谓新文学家，只要敢写，碰到时运，一篇文章出了名，就可能成为作家，这个王崑玉那时候要是有作家的名称，成为作家，到大学一动就是教授。我对这个很有意见。　　蔡德贵：他后来更惨，到莱阳啦。解放后在山东省文史馆度过的。　　季羡林：这样子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文史馆这个地方恰当的。　　蔡德贵：当时您和王崑玉交往比较深了？　　季羡林：那时候，学生跟教员，还是……后来比较亲密的。当时的学生与教员之间有鸿沟。所有的学生，不是哪一个学校，（我与王崑玉）也一样，平常也没有什么来往。就是上班，作文。　　蔡德贵：我们上课叫上班。别的地方不懂。　　季羡林：对。我就是用上班。　　蔡德贵：高中打学生有没有？　　季羡林：高中没有，根本不可能。　　蔡德贵：您高中时候，好多学生比您大。　　季羡林：比我大。后来我在那个新育小学的时候，逛开元寺，回来以后就写文章，那时候都是文言文，没有白话文。我也写文言文。那时候我年纪很小，文言文就是小学一年级那个水平，有几个山东的大地主好像是菏泽一带的大地主，姓李的一家，叫李春雷、李春亭、李元彪，他们就住在学校，雇了一个厨子。　　蔡德贵：您吃过他们的饭吗？　　季羡林：没有吃过。他们也没有给我吃。那时候我年纪很小。有一次游开元寺，回来以后就写文章，写文章，那时候我的文言文刚刚的凑副。我记得凑副写的是：空气受热而上升，他处空气来补其缺，遂流动而成风。这就是我的最早的文言文。　　蔡德贵：那也很有文采啊。是第一篇吗？　　季羡林：差不多。　　蔡德贵：您的《游灵岩》在哈佛我托人找，其他地方都找了，没有。山东的《民国日报》被日本鬼子炸掉了。如果哈佛大学图书馆没有，就不可能找到了。您要是累了就停。　　季羡林：我在这里插一段。是什么呢？原来我到济南以后，大概是满5岁，冬天到济南，5岁，可能1917吧。　　蔡德贵：6岁。　　季羡林：到了济南以后，那时候因为我是个男孩子。我们家的上一代的，（留下）我一个哥哥季宝庆，我没有见过他，死得早，留了一个大嫂，大嫂生了个儿子，都叫刘二，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刘二。那个大嫂是个厉害人物。　　蔡德贵：这个您讲过了。不要重复了您会累的。　　季羡林：我这个，我说走运哪，是这样子，就是到济南以后，上了几天，有那么两三天私塾。大概两三天，很短很短的。　　蔡德贵：是因为淘气吗？　　季羡林：不是，曹家巷。后来就……　　蔡德贵：私塾是任晓麓④办的吗？　　季羡林：这个私塾啊，也没有什么人办。反正他这个私塾先生，好像是我大舅母的父亲，在曹家巷。　　蔡德贵：马婶母这边的大舅母的父亲。　　季羡林：嗯。　　蔡德贵：任晓麓不可能是私塾先生。他比您大不了几岁，他1907年生人。您躺着，不用起来。这样舒服一些。　　季羡林：不是。那个任晓麓，是后来，住在佛山街枣园，名字叫任熹，姓任哪，朱熹的熹，号叫晓麓。后来我们在正谊中学，他也考的正谊中学，我们正谊中学上的不是一年级，进的时候，不是一年级，是一年半级。那时候任晓麓，任熹啊，他的父亲做过一任县长，哪里的县长，不知道，当时我也不知道。所以在我们那一带是最大的官啦，那架子极大，住在那个枣园，柴火市。　　蔡德贵：他家也是书香门第。　　季羡林：嗯。　　注释：　　①施存统，又名施复亮，浙江人。他小时候入私塾，习四书五经，1919年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五年制）二年级当学生的时候，因为该校反对当时束缚学生思想的常规，张扬学生的个性，“五四”运动以后，他深受影响，《浙江新潮》向他约稿，便发表《非孝》一文，认为一味尽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　　②王祥为魏晋时人，家在山东临沂。继母朱氏对他很不好，总是在他父亲面前说坏话，久而久之，他父亲逐渐厌恶他了。继母在寒冬，想吃鲜活鲤鱼。湖塘的水都冻冰，无法捉到鲜活鲤鱼。王祥便衣将肉体卧在冰上，想用体温将冰溶化。冰被溶破一个洞，水中跃出两条鲜活鲤鱼，王祥连忙捉住，抓着回家做给继母吃。　　③相传老莱子身穿花衣，手持玩具，作儿童状以取悦双亲。这些故事都是“二十四孝”里面的。　　④任晓麓（1907—1981.5.16），名任熹，号晓麓，别号卷翁。济南市人。13岁始学篆书，师从沙崇如、夏金年。20年代末期，就学于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拜著名书法家、古文字学家丁佛言为师，后又从师著名金石学家陆和九。毕业后在济南任中学教师、小学校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曾在沦陷区任科长、曲阜县县长。1946年在华南学院任语文教师。任晓麓自青年时代就勤于治学。二十几岁时在容庚主办的燕京大学《考古杂志》上发表《石鼓文概述》一文。此后，著有《藤花榭本说文解字校勘记》、《印话》、《爵古斋印谱》、《石鼓斋印谱》、《晓麓诗存》、《日间词》等。工书法，最擅长写大篆。晚年的篆书楹联在1979年全国群众书法征稿评比中获一等奖，发表在1980年上海书画社出版的《百幅优秀作品集》首页，并被加以“此钟鼎楹联，笔力凝重，稳健活泼，行款妥贴，甚具功力”的评语。文化大革命期间，身处逆境。1978年后，创作出一批宝贵的书法艺术作品，其中不少作为国家礼品赠送给外宾，流传于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等地。曾任山东省书法篆刻研究会常务理事。1981年初，身染重疾，仍带病编著《学篆简言》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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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0月1日，季老让人给我发短信，说希望和我私下谈谈。当时我正在山东泗水尼山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接到这个短信，我很纳闷，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是很快，季老身边的人给我来电话，简单说了季老想让我当助手的想法。我感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于是立即找到在尼山参加主办会议的丁冠之教授，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最好的朋友，我征求他对此事的意见。同时，我也征求了在尼山参会的《文史哲》主编王学典教授的意见，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必须经过他的同意。我们分析了季老为什么会找我的各种情况，也分析了各种可能对我不利的情况，但是最后还是统一了认识，无论如何，季老自己提出这个意见，我不能不去。当然，那时候，我还根本不知道季老为了让我去当助手，已经在10月1日那天给温家宝总理写了信，称自己需要一位助手，并希望助手是我。　　这样子，我给季老身边的人回了电话，表示处理完近期的事情尽快去季老那里。　　我是在2008年10月9日到北京的。10日上午，我赶到301医院南外科4层3床，拜见季老。季老明确表示让我当助手，做口述历史的事情。这让我想起，大概从2007年3月6日，季老已经陆续给我讲过一些了，在我编辑中国书店的《季羡林说国学》的时候，季老专门讲了对国学的系统观点，申述了“大国学”的理念。我当时把季老的那次谈话整理以后，经过季老的同意，定题为《中国文化是五十六个民族创造的文化》，作为该书的前言，放在该书里面了。这年的3月22日和其他的一些日子，季老也口述过多次了。　　季老让我下午再去一趟。10日下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社科出版中心的编辑要让我给季老转交版税，我告诉他们，我的习惯是从来不转交季老的稿费或者版税，以前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所有季老的著作，我都是带责任编辑直接到301医院的。于是我便征得季老同意，和陕师大出版社的编辑一同前去医院，我们大约谈了30多分钟。陕师大出版社给季老送去49000元版税，季老交给护工岳爱英收存。10月11日上午，我没有去医院，季老写了让我当助手的授权书。10月12日上午，我去301医院，核实了过去有过疑问的几个问题：笔名希逋、齐奘、羡、羡林、羡斋等。季老强调自己要口述的第一部分内容，会侧重于谈性格是可以改变的。当时约定，从13日上午开始，正式口述历史。　　2008年10月13日，正式开始了口述历史的工作。早晨5点，我起身，从昌平燕丹燕城苑小区乘公交车，转天通苑5号线地铁，到东单转1号线，到五棵松出站，再走到301医院，7点准时进了病房。护工岳爱英说，季老已经在等我了。从这时候，季老开始口述历史。301医院为了保证季老的健康，规定每次口述不要超过50分钟，但是季老谈到高兴的时候，往往就不遵守医院的规定。第一次季老就从7点谈到8点半，一开始就收不住，超过医院规定的一倍时间。护工岳爱英多次催促季老打住，但是季老根本不予理会，照样口述不误。我也担心，怕季老累，季老说，我没有那么娇气。　　那天在开始口述的时候，季老说明了为什么要做口述历史的原因，他说：今天我为什么千里迢迢把你从山东叫来，要你做我的口述历史，是因为你以前写过我的传记，对我比较熟悉。我们的国家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要跟上时代，不然的话，稍微一疏忽，就会被社会所抛弃。学术界我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要做哪些工作，我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时候清楚，也不知道。但有一天非弄清楚不可。我觉得，知识分子是大事不糊涂，小事不一定不糊涂。做口述历史，我的原则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这个原则，我多次强调过。有些事情现在还不能说，什么时候说，不敢说（山东土话，意为不好说）。　　叫你来，是口述我的历史。口述历史，现在，在学术界也是很时髦的，而我则是因为眼睛视力减弱，看不见，无法写东西。本来想写两篇文章，一篇谈“侠”，一篇谈“士”，但也都是因为眼睛的原因，而无法下笔。我也想写一本《中外恩师谱》，也无法如愿。　　过去我写过的自传，好多事情没有写，有些事情绝大多数对我有兴趣的人还不知道。现在有必要更多地透露出一些，但我现在也不一定全说。　　口述历史有什么意义？现在学术界比较流行，有的口述历史已经出版。对我自己来说，也很有意义。我已经年近百岁，应该对自己的一生做一个小结。　　为什么想到你呢？因为我们相交甚久，互相了解比较多。你做这个工作最恰当。　　至于如何进行，如果口不停地说，一天可能就够了。但是那样太累。现在决定一天说2个小时，大概八九次就够了。别的工作也可以做。　　就是这么一个目的。　　我对你讲的，不是对每个人都能够讲的，但也没有什么秘密，每个人都可以来听。别人来听，也可以。　　你听我口述，你是对我了解最多的人。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你知道。所以请你来做这个工作。　　口述比较凌乱，我口述出来，由你来整理。　　季老开始说，讲八九次就可以完成口述历史，但是实际上季老开讲以后，不断激起他对很多事情的回忆，所以后来对我说，不限定口述的次数，什么时候完，根据情况决定，聊天时也没有按什么顺序说，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至于医院规定的每次50分钟，季老有时候也忘记得干干净净，我清楚地记得，他有几次讲了2个半小时，我几次催促停止，他就是不刹车。护工岳爱英干预，季老说不要你管那么多。而且，为了赶进度，季老让我每天上下午都去，早晨6点半，下午3点各作一次，我担心季老会累，但是季老坚持让我每天去两趟。这样进行了3天，后来，301医院发现此情况，坚持每天只做一次，季老也不得不服从，这也正好符合我的意愿。　　口述历史在大多数情况下，季老是给我一个人讲。有时候季老的儿子季承先生赶会在场。还有几次，是我正好带朋友去，便和朋友们一起和季老谈，如刘梦溪、陈祖芬夫妇，汤恩佳、汤甄得萍夫妇、潘石屹先生、楼叙坡女士、钱文忠教授、唐师曾先生、仲跻昆教授、张立文教授、王学典教授、老愚先生等，大都是没有完全尽兴，因为担心先生的健康，就不得不停止了。2009年去美国访问以前的6月14日，我和《文史哲》主编王学典教授去看他，并且给他订做了一个98岁生日蛋糕，是他过去没有吃过的抹茶蛋糕。6月16日，我的同学赵士珍为我去美国送行宴请我，特意给季老准备了一份烤鸭，下午我去告别，也做最后一次笔记和录音，季老非常高兴，让我从美国回来以后马上到医院，继续口述历史。我也对他说，年谱已经编完，正好也念给他听，以便把不准确的地方改正过来。季老高兴地答应了。到这一次，季老一共口述了75次。　　没有想到的是，我从美国回来，季老已经驾鹤离我而去。我长时间陷于极大的悲伤之中。　　在给季老做口述历史的十个月时间里，我往返于北京与济南之间，在北京时则每天从燕城苑到301医院往返一次。不管是风雨交加，还是大雪漫天，只要是季老约定了的时间，我会准时赶到他那里。尽管路途交通还算方便，但是因为太远，走一趟至少要1个半小时以上，两个小时本是不稀奇的。其中的甘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在燕城苑如果有闲暇，我会给季老做点他愿意吃的东西，如红烧茄子、胡萝卜羊肉水饺、白菜羊肉水饺、煎茄子，从家里带给季老。没有想到，季老很愿意吃我做的饺子和茄子。每次从济南来北京，我也会给季老带点他喜欢吃的济南的油旋。北京必胜客的比萨饼，我也给季老带过。　　这十个月，我人生经历里边最重要的十个月，是在季老身边度过的。在北大没有机会听季老上课，长期感到遗憾，这次补上了，而时间正好是一学年。平心而论，这十个月，我是辛苦的，而且有巨大的思想压力，但是我更是幸福的，有机会聆听季老谈他的人生经历，谈他的学术历程，谈他的养生经验，谈他的感情隐秘，我听到了那么多不曾听到的故事、趣闻。这些故事，其他人都没有听到。　　口述时，70多年以前在济南看过的戏、主要演员的名字，季老都记得清清楚楚。1931年“九一八”以后他和同学去南京请愿，让蒋介石出兵抗日，那时领队的名字他很快就回忆起来，是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尚传道。当然，季老还不只是回忆这些，他还想写一本书、两篇文章。书是《中外恩师谱》，文章是《侠》和《士》。　　有一段时间，季老的身体和精神比较差，眼睛周围也有些浮肿，不过2008年11月7日，季老和儿子季承在相隔多年后终于见面。两位老人都是泪流满面，感慨万千。从此季老精神好多了，经常在口述历史时，他讲起以前的趣闻来哈哈大笑，还和医护人员开玩笑。有一次来客人要求照合影，季老赶快说，衣帽不整，立即整理一下病号服，然后说，牙齿不整，只有一个了，是中流砥柱，马上闭上嘴，摆出照相的姿势，让人拍照。　　季老的口述几乎每次都有精彩的段子，幽默不断。他把一生的珍藏，包括感情，和盘托出。真可谓高潮迭起、妙趣横生，妙语连珠、诙谐幽默，火花四射、睿语惊人，口述历史，照样精彩。　　11月11日那天，我进去刚一会儿，护士给先生的眼睛贴冷敷，用两块冷敷胶布贴住两只眼睛。十几分钟之后，先生着急，让护士将冷敷胶布拿下去，说要解决大问题。护士纳闷地问什么是大问题，季老说吃喝拉撒睡是大问题。原来先生要如厕。　　有一次，身边人给他点眼药水，因为没有点准，季老幽默地说，量很大，但是一滴也没有进去。　　还有一次，季老的护工岳爱英用轮椅推他时，方向不是平常的顺时针，而是逆时针方向，季老说：“你怎么这么转啊。我本来就糊涂。这样我不是更糊涂了吗？”护工跟季老打趣说：“不是难得糊涂吗？”季老自嘲说：“我现在糊涂也不难得了。”　　一次口述，季老还给我“讲笑话”：有一次金岳霖告诉我，大家都说他糊涂，也说潘梓年糊涂（那时候中国科学院还没有分院，潘梓年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主任）。有一次，两人碰见了决定赛一赛，究竟谁更糊涂。果然，一天开会了，需要签到，金岳霖大声问身边的人，我姓什么来着？大家都说，你姓金，金岳霖啊。等到潘梓年签到的时候，他也是问：我姓什么来着？大家告诉他，你姓潘，潘梓年啊。他又问：是哪个潘哪？结果潘梓年获胜了。说到这里，身边人都被季老逗得大笑。　　很多朋友不知道我和季老的关系。其实，我算是季老的“半个学生”。实际上我与季老的认识，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之久了。早在1965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学习，季老时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5年本科期间，虽未直接授业解惑，但在我眼里，季老是一位德高望重、颇有学者风范的大家。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大家”的印象，所以季老虽然平易近人，但我一直“不敢接近”，不敢登门拜访。　　我跟很多朋友说，“那个时候季老就被范文澜先生叫做‘国宝’了，‘国宝’啊，感觉高高在上，很少能见到。不过‘文化大革命’中季老被揪出来批斗时，我在台下是看见了他。当时我们思想一片混乱，季老怎么会是反动学术权威呢？”　　1982年，一次偶然机会，我回母校在外文楼前巧遇季老。我在犹豫是否上前问候，因为怕季老不认得自己，最后上前向季老问好。季老看到我后，连丝毫的迟疑都没有，问我道：“干吗来了？是不是来查资料啊，阿拉伯文资料只有我们这里是最全的。”我听后很感动，没有想到17年后，桃李满天下的季老居然还如此清楚地记得，一位普通的学生是学什么专业的。后来我的恩师，同时也是季老的同事刘麟瑞教授说，季先生拿一张系里的新生名单，可以对照学生的照片将上百个学生的名字都记得住。当然，在惊叹于季老惊人记忆力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感慨先生体念学生的殷殷之情。　　北大一别后，我因为工作关系联系过季老几次，每次交往的过程都让我颇感意外，却也了解到季老谦虚严谨的治学态度。　　1986年，我负责主持《世界哲学家辞典》的编写，编委会准备把季老列入辞典，于是向季老约稿，但一连几次都遭到拒绝。季老表示，我不是什么哲学家，在哲学上没有什么主要观点，不敢在《世界哲学家辞典》中滥竽充数。我只好使尽浑身解数，“费尽心机”，才说服季老让当时的助手李铮提供了一份简介。　　1992年，我的《阿拉伯哲学史》新书在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求季老写评介文章，为这本书“吹嘘吹嘘”，但是季老很快回信，说自己“对阿拉伯哲学一窍不通，你问我的意见，等于问道于盲”。　　随后，我一直在山东大学哲学系工作，和季老屡有学术交往，《文史哲》主编丁冠之教授曾经委托我几次向季老约稿，季老致信说：《文史哲》我一向认为是一份有水平的学术刊物，有口皆碑。要求我提供文章，这是一种光荣。但是我写的东西，只要我认真从事的，其中难免有一些古怪字母。这种文章送给人家，给排印造成困难，我心里每每感到不安。结果季老都以自己搞的东西古怪而婉拒了。1994年，《文史哲》再次请季老提供学者谈治学的稿件，季老仍然拒绝。在“软磨硬泡”下，季老终于答应可以提供资料给我，于是有了我的那篇《学贯中外的季羡林先生》，1995年得以在《文史哲》发表。后来，季老评价这篇文章“超出了他的期望”，我当然很欣慰。　　此后，我萌生了为季老写传的想法。当时很多人都在想做这件事，季老都没同意，我心里也直打鼓。一次去北大朗润园看望季老时，本准备正式提及此事，却一直犹豫着不敢开口。直到季老对我所写的文章和学术表示肯定，并且写信给我愿意让我写传时，我才有了底气。　　1996年1月份，我在季老家汇报有关传记的准备情况，季老说自己没有时间，便让秘书李玉洁女士请我在勺园吃饭。要了几个菜，落座以后，李玉洁老师单刀直入，站起来用手指着我质问：“蔡德贵，你有什么资格写《季羡林传》？”　　我当时一时语塞，沉默一会禮后，我说：“要论资格，北大有那么多季老的同事、学生，有研究季学的教授，我还真是没有资格。但是有一点，我和季老同是山东人，我想我可以从山东的文化底蕴来解读季老的治学和为人。我可能能够理解季羡林先生成长的环境，所受齐鲁文化的影响。”李玉洁女士听了这番话，再没有说什么。　　就这样，我准备半年多后，将《季羡林传》的提纲，找了一个下午，到季老家，念给季老听，季老将济南一中改为济南高中，要求我写作时“实事求是，不要溢美”。随后，我执笔书写，终于在1998年初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　　《季羡林传》出版以后，出版社准备在北大举办一次活动，为书作宣传，想邀请季老出席。季老坚决不同意，说：“我肯定不去，老师和学生互相吹捧，像什么话！”季老没有评价这本书，但他去台湾学术访问时，带去了20本《季羡林传》作为礼物，送给朋友。　　这之后，我和季老的交往就越来越多。　　我得以在季老晚年的最后十个月里，几乎每隔几天都在他身边，听取他的教诲，记录他的人生经历。这是季老给我的荣誉和信任。　　可以说，40多年以来我和季老的交往真正属于那种淡如水的。当然，季老对山东的感情太深，对我厚爱有加。对别人、尤其是老乡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他经常应邀为别人题字，而题得最多的就是“爱国、孝亲、尊师、重友”，这八个字，他题了不下百遍。　　很多人关心季老的口述历史，我深知责任重大，再非常慎重地整理，还要一些时日。但是很多朋友急于了解季老口述历史的内容，于是我取材于季老在这十个月里的口述，从中选取了一部分内容预先出版，以满足急于了解季老口述历史的读者需要。　　《胡适口述自传》的作者唐德刚，借用朱熹之言：记人言语最难，不得其意，则往往以己意出之，以说明口述历史的局限。唐德刚也不敢保证，自己绝对没有“以己意出之”的地方。因为一个口述历史，往往都是如此的。他提到，甚至古圣先哲，亦所难免。《礼记·檀弓篇》里，就有一段孔门弟子，误记“夫子之言”而引起抬杠的趣事。（《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7—8页）我想眼前的这本与口述历史有关的书，也难免这种情况。如果有罪我者，我当然不会感到惊奇，而且我也会虚心听取罪我者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