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甲骨学大师董作宾》由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底出版，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殷墟丛书”之一种，由知名图书策划人李旭策划并担任责任编辑。书中所录董作宾的《平庐影谱》图文并茂地把董作宾的人生直观地充分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披露的很多照片，大部分是董作宾自己所拍摄，弥足珍贵。董作宾的儿子董敏编选了书中部分内容。书中的《董作宾传略》是作者张坚根据多年实地调研，多次走访董作宾生长、学习、工作过的地方，与董氏家人和后代密切地联系，得到众多支持的硕果，真实可靠。

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先生(一八九五～一九六三年)，河南省南阳市人，原名守仁，字彦堂，号平庐。董作宾先生是我国甲骨学和考古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董作宾先生知识渊博，涉猎广泛，包括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古年代学、古地理学和文学艺术等学科。董作宾先生著作等身，留给我们专著十余种，论文二百多篇，现已由严一萍先生辑为《董作宾全集》甲、乙编共十二册出版(艺文印书馆，一九七七年)。

本书“平庐影谱”部分所收图片，系董作宾先生生前亲手拍摄的历年照片之精华，原书名为《平庐影谱》，为方便非专业读者理解，今增加总书名为《走进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在国内外首次公开发表，因该书图影均出自大师本人之手，故弥足珍贵。其子台湾董敏先生负责编选，并由王宇信先生位之作序，由殷墟所在地河南安阳张坚先生撰写传略。

“世界文化遗产·中国殷墟”丛书总序

 殷墟：人类文明的宝库

《走近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序

 董作宾先生对甲骨学研究的贡献

平庐影谱(简体字版)

 “廉立散儒”

 殷历谱，二三事

 YH127坑甲骨研究成果之一

平庐影谱(繁体字原版)

董作宾传略

 一、董作宾的家庭与南阳董氏旧居门前的两块匾牌(代引言)

 二、奋发自修的早年(一九○○年——九二七年)

　三、河南山东田野考古与甲骨研究的卓越贡献(一九二八年八月——九三七年七月)

　四、由抗日战争迁徙西南期间的研究(一九三七年七月——九四六年十月)

　五、赴美国讲学(一九四七年一月——九四八年十二月)

　六、在台湾和香港的晚年(一九四九年一月——九六三年十一月)

据严一萍先生在另一篇《我的声明》文章中介绍，这个写《破殷历谱》的人，名字叫“陈楚光”，他是商承祚的学生，经由商氏介绍给彦老的。经手转交《破殷历谱》的是姚从君。陈楚光在向彦老敲诈没有得到成功后，听说由鲁宾先生介绍到中学里去教书。过了好久，严一萍先生有一次问到鲁宾先生，鲁先生说：“已经进疯人院了”。就这样结束了他的“前程”。一个进了“疯人院”的如此劣行的写出的《破殷历谱》，很对日本人的口味，多年来一直奉为金科玉律，时常引用来反对《殷历谱》。那个名叫陈楚光的，是在一九五三年把他的《破殷历谱》和《殷本纪补注》两文原稿，寄给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贝冢茂树。在严一萍先生认为，“日本的‘学人’还有一套向第三者‘纠缠’的工夫。…‘这是‘爱国’主义的表现”。事实上，别有用心的大有人在，如“殷墟非殷都论”的始作俑者白川静，其提出这个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当时殷墟没有“发现”城墙。但是，当与小屯村一水之隔的洹北商城发现了八千七百多米城墙之后，依然“纠缠”“殷墟非殷都论”观点，全然不顾十数万片甲骨文、愈万件青铜器和大规模宫殿、宗庙遗址等铁的事实论证。国内竟然还有人响应，简直不可理解。看来还是董作宾先生的方法正确，管他“糊涂”也好，“纠缠”也罢，不予理睬，就让他“糊涂”、“纠缠”一辈子罢了。

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日，董作宾被评选为所谓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人文组评议员。这时，他已经在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致力研究工作，时任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林仰山先生，早年曾在山东齐鲁大学任教，与那时也在齐鲁大学任教的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交情深厚，所以，极慕董作宾盛名，特聘为香港大学荣誉教授。直到一九五八年秋董作宾离港返台的两年多时间里，还先后兼任香港崇基书院历史教授，授古史：香港新亚书院教授，授甲骨钟鼎文；又兼任香港珠海书院教授，授上古史。同时在四五所大学里担课任教，真如他自己所言，卖他这一副老骨头来了。

在香港期间，董作宾学术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编著了《中国年历总谱》。这部大作分上下两编。先由下编撰起，融会陈援庵的《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和高平子的《史日长编》等，以耶纪为断，下至二千年，即起自汉平帝元始元年，下迄二千年。每年分三栏：一、年世，二、中历，三、西历。年世列四种纪年尺度，由上而下者，为干支纪年、儒略周年、西元(公元)后；由下而上者为民国元年前。中历(农历)：则左行为天文月，中行为太阴月，右行为逆日干支。西历(公历)：则左行为太阳月序，中行相当于中历(农历)逆日的月序，右行为相当于儒略周日。在这二千年间的朝代、帝王、年号、年干支、月干支、逆干支以及闰月、公历元旦等，无不备载，各项对照，极为便利。

《中国年历总谱》的下编以“四分”为基础，借用汉代传下来的殷历，减去其大于今测之数，证以交食，使之成为合天的历。使用“揣本齐末”的方法确定夏商的年代。如：根据中康日食确定夏年。董作宾于李庄时，曾根据《左传》所引夏书中：“辰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分析此日为日全食时，营救忙乱之象。此文见于今本《尚书》(胤征)篇，所载为“惟仲康肇位于四海，胤侯命掌六师……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很显然的是中康元年九月初一的事情。但是否与时空相合呢？经过推算，这一“日全食”在夏的都城安邑可以看见。又与奥泊尔子所推中康日食之年为公元前二一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相符合。当为民国元年前四○四八年甲申，九月甲戌。朔日壬申。董作宾的《中国年历总谱》上编，起自黄帝元年，下迄汉哀帝元泰二年，即公元前二六七四年至公元一年，商代盘庚十五年以上有年无历，自盘庚十六年以下，有年有历，与下编相同，上下两编共记四六七四年间历谱，编后另附历代帝系等各种对照表，查检极便。两编共计八六○页，大都为干支及阿拉伯数字，而排比井然有序，一字不差，真如石璋如先生评论那样，“兹事甚细，非知者莫能为矣。”  董作宾在完成《中国年历总谱》编纂后，即辞去在香港各大学的一切职务，返回台湾，继续在台湾大学考古人类系专任教授。这时是一九五八年，他六十四岁。这年的十一月，研究院院务会议决议，史语所增设甲骨文研究室，董作宾被聘任为主任。次年，董作宾六十五年，研究院和史语所征文刊行为他庆祝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列为史语所集刊外编第四种，分为上下两册，刊载了胡适、赵元任、顾立雅、贺凯、梅原末治、岛邦男、李丙焘(韩国人)及史语所同仁的论著共四十七篇，同时刊登了《董作宾论著分类要目》等。这时，董作宾身体健康情况已是每况日下，从香港回到台北时，已患高血压病，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忽得中风，不能说话，入台大医院治疗，三个月病情见轻后出院。从此以后，言语略有迟钝，但工作仍不稍懈。所编著《中国年历总谱》这时由香港大学正式出版。

一九六○年三月，董作宾不顾体弱多病，毅然前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被英国马来亚大学聘为校外考试委员，参加第一年中文考试。八月，接受台湾大学甲骨学研究讲座教授聘职，又主编《中国文字》期刊，三个月一期，继续不辍。十一月，再次被评选为研究院第四届评议员，同时，当选为中华民国孔孟学会第一届监事，之后连任第二届监事。此外，还当选为中国画学会第一届监事，书法学会第一届监事和亚洲历史学会代表等。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心脏病突发，急送台大医院急救，翌日转往莱民总医院诊治，虽然不久就病情稳定出院，但自此之后身体渐感不支，仍工作不息。董作宾的甲骨文中外闻名，无论与他相识与否有求必应，但自发病后，手发抖，书写已很不便，然而求书者仍不绝于门，案上积约盈尺。家人在无奈之下，为杜门计，遂订润笔悬于门首。可反而弄巧成拙，求索者认为董作宾的书更可宝贵，既为有价之宝，求者益多。董作宾一家人都待人宽厚，不但没有收到润笔费，反而增加负担。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日，为董作宾六十九岁华诞，之前各方好友就连连举觞祝寿。使其倍感劳累。生日前的十九日夜，心脏病再度复发，即送台大医院抢救，此后，卧病八月终告不治，于十一月二十三日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六十九岁。P238-240

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先生(一八九五～一九六三年)，河南省南阳市人，原名守仁，字彦堂，号平庐。董作宾先生六岁入塾读经史，十六岁肄业高级小学。董作宾先生幼时家境清贫，曾辍学经商，但仍能坚持自学。一九一五年，董作宾先生于县立师范讲习所肄业后，留校任教员。一九二二年，董作宾先生在同乡徐旭生教授支持、激励下，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习甲骨文。一九二五年，董作宾先生南下福建，任福建协和大学教授，其后又北上回河南，任中州大学文学院讲师。一九二七年，董作宾先生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讲师，后复南下广州，任中山大学副教授。一九二八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在广州成立，董作宾先生被聘为通讯员，并被委托调查安阳殷墟甲骨埋藏情形，知宝藏未尽，遂促成了大规模科学发掘殷墟甲骨文的盛举，并主持了第一次殷墟科学发掘工作。一九三二年，董作宾先生被前中央研究院聘为专任研究员。董作宾先生不仅主持和参与、指导了历次殷墟科学发掘工作，还参与了其他各地的田野考古和调查工作。一九三四年，董作宾先生任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一九三七年因抗日战争爆发，殷墟科学发掘工作被迫暂停，董作宾先生随前历史语言研究所辗转长沙、桂林、昆明、四川等地。在极端困难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董作宾先生仍坚持研究，著述不辍。一九四九年一月。董作宾先生随前中央研究院去台湾，并兼任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一九五年，董作宾先生被任命为历史语言所所长。一九六三年，董作宾先生病逝于台湾台北，享年六十九岁。

董作宾先生是我国甲骨学和考古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董作宾先生知识渊博，涉猎广泛，包括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古年代学、古地理学和文学艺术等学科。董作宾先生著作等身，留给我们专著十余种，论文二百多篇，现已由严一萍先生辑为《董作宾全集》甲、乙编共十二册出版(艺文印书馆，一九七七年)。

“堂堂堂堂，郭(沫若)、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如果说，罗振玉、王国维等前辈大师筚路蓝缕，在“识文字，考商史”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把甲骨学研究推出发展史上“草创时期”(一八九九—一九二八年)的高峰，那么董作宾和郭沫若则是把甲骨学研究推向发展史上“发展时期”(一九二八～一九四九年)的奠基者和总设计师。董作宾先生手执锄铲，身亲殷墟科学发掘的第一线，“从安阳县小屯村殷墟的地面下发掘出来的”(《为书道全集详论卜辞时期之区分》)“甲骨文字的断代方法”，即一九三三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凿破二百七十三年甲骨一团混沌的鸿■，把甲骨学研究纳入考古学科学考察的基础之上。自此以后，甲骨学由传统金石学的泱泱大国。成为历史考古学的一门有严密规律的分支学科。董作宾大师作为甲骨学研究“发展时期”(一九二八～一九三七年)的奠基者和总设计师，对甲骨学研究的巨大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是：

一、正是董作宾大师一九二八八月受命赴河南安阳小屯村调查甲骨埋藏情形，得出“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的结论，才促成了前中央研究院历时十年之久的十五次大规模的殷墟科学发掘工作。这一世界考古学史上的创举，结束了甲骨文的“盗掘时期”，从而开始了由公家研究机构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甲骨文“科学发掘时期”。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由于有明确的坑位、地层证据和相伴出的遗物，使其学术价值大大提高。与此同时，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进行的大规模科学考古工作，还奠定了我国田野考古学的基础，并为我国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享誉世界的考古学大师，诸如李济、梁思永、郭宝钧、尹达、高去寻、石璋如、夏鼐、吴金鼎等等。

二、董作宾大师是殷墟甲骨和殷墟考古的主持者和多次发掘的参加者和策划者。即他是殷墟科学发掘第一、第五、第九次工作的主持者，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次殷墟科学发掘工作的参与者，第十一、第十三次科学发掘工作的监督者。一九三三年，董作宾大师主持过山东滕县的考古发掘工作。一九三○年，董作宾大师参加了山东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工作，并对出土陶片上的刻文进行过考证。一九三六年，董作宾大师亲自调查过河南登封告城镇的周公测景台古遗迹。如此等等。中国历史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与董作宾大师付出的辛勤汗水和创造性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三、董作宾大师将殷墟科学发掘第一次至第九次和第十三次至第十五次所得大批甲骨文，分别进行整理，并编辑为《殷虚文字甲编》和《殷虚文字乙编》出版，在刊布甲骨文材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甲编》和《乙编》两书开创了著录科学发掘所得甲骨的新体例。为甲骨文的考古学考察提供了极大便利。而《甲编》一书的出版，经历了种种曲折和磨难。但董作宾大师忍辱负重，历时十年，矢志不移，三次制版，终于把这批牵动海内外学者心的材料完整公布出来。而《乙编》著录的甲骨。也是辗转流离，既有陆路颠簸，也有水运波涛，但终是无一遗失地辑为《乙编》公诸世人。《甲编》和《乙编》的一批重要甲骨材料，把研究道路上的“发展时期”(一九二八—一九四九年)推向了高峰，为甲骨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时期”(一九四九至今)的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董作宾大师一九三三年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这一篇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名著。把甲骨学研究从“草创时期”推向了“发展时期”的全新阶段。董作宾大师提出的分期断代“五期”说及“十项标准”，虽然他自己一再宣称“不是断代研究成功后的一篇结论，这乃是断代研究尝试中的几个例子”，不止一次进行修正并提出了分期断代“新派与旧派”说的新方案。但在其后的七十多年的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中“五期”说和“十项标准”一直在甲骨学界行用不衰。除了考古新资料的出土表明。董作宾大师的断代方案中有个别地方稍欠精确，需要重新加以修订和调整外，直到目前大师的分期断代方案还是行用不衰的。至于一些学者热衷的“两系说”新方案的探索，从理论上说虽然头头是道，但实践上却是一王几种字体并行，或几种字体在一王时期又有前后交叉，或一种字体在一王时期又有多种亚型之变；或是一种字体贯穿几王时期，归属难定。这样的文字“类型学”考察，不仅持同样观点者所分“类型”标准不一，一种“类型”字体跨越时间长短不一；而一段研究者更是如坠云里雾里，要想区分不同时代的甲骨进行该时期的研究十分困难，因为往往把甲骨分得上挂下联，等于没有时代区分一样，研究者颇难实际应用。此外，从目前国内外出版的几部大型甲骨著录看，多是采用董作宾大师的“五期分法”和“十项标准”整理甲骨。这也说明，还没有任何一种分期断代的新方案能把董作宾大师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标准取而代之。

五、董作宾大师对甲骨学自身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课题，进行了发凡启例，刨通■奥的开创性研究，诸如甲骨的整治与占卜、甲骨文例、缀合与复原、辨伪等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现有具有严密规律的当代显学甲骨之所以与昔日的“罗王之学”不可同日而语。溯本求源，还是归功于董作宾大师等前辈学者，用近代田野考古学方法，全面整理和研究甲骨为我们奠定了基础。

六、董作宾大师为甲骨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时期”(一九四九年至今)指出了方向。董作宾大师去台湾以后，他“侧重于古史年代学的研究和著述，在甲骨学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使这位本来还可以大有作为的学者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陈建敏：《董作宾后期的甲骨学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一九八一年第八期)。由于这位卓越的甲骨学家远离了甲骨文的发祥地——殷墟的田野考古工作，因而使他离开了第一手新鲜资料。所以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失去了当年的活力和锐气。尽管如此，董作宾大师的关心和思考着海内外甲骨学研究的状况和未来的发展，他在《甲编》自序以及其他著述中，不止一次谈到发展今后甲骨学研究的设想，即：“一、首先应该把材料集中，把所得十万甲骨，汇为一编；二、用分派、分期、分王的方法，整理全部材料；三、尽管拼合复原的工夫，把全部材料，化零为整；四、作成字典、辞典、类典等索引，以便从事各方面的研究；五、要应用隅反的原则，从一鳞一爪中去推测殷代的文化。”(《甲编》自序)如此等等。董作宾大师当年为甲骨学研究“深入发展时期”(一九四九年至今)所设计的宏伟蓝图，今天不少已经完成或正在完成，诸如《甲骨文合集》、《合集补编》、《合集释文》、《合集来源表》、《商周甲骨文总集》、《小屯南地甲骨》、《花园庄东地甲骨》、《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甲骨文字典》、《甲骨文字诂林》、《甲骨文字字释综览》等等，而多卷本的《殷商史》也已完成，并可望近期出版。如此等等，甲骨学“深入发展时期”的研究取得很大发展。而这些项目的完成，正是董作宾大师所殷殷希望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董、作宾大师是甲骨学研究“深入发展时期”的总设计师。

七、董作宾大师为甲骨学研究的发展，培养了不少大师级的人才。董作宾先生的等身著作，成了一代又一代海内外学者不言的老师，不少从此度得金针，走上甲骨学研究的道路。董作宾先生宽厚仁慈，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在研究工作中使用人才并把他们推向甲骨学研究的最前沿。不仅如此，董作宾大师还在台湾大学任教，并在香港多所大学、美国、韩国等国多所大学执鞭授徒，传道授业，把中国优秀的古代文明推向世界。受惠于董作宾大师的胡厚宣、屈万里、张秉权、李孝定、金祥恒、严一萍等，都已成饮誉海内外学界大师级的学者。他们和他们的学生们，学们的学生们……薪火相传，把甲骨学研究从“深入发展时期”(一九四九一一九七八年)推向了“全面深入发展时期”(一九七八年至今)的辉煌。

八、甲骨文是我国最早有系统的文字，甲骨文古朴、稚拙、劲道，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堪称中国“书法”之祖。弘扬甲骨文书刻艺术，也是甲骨学研究的发展和普及甲骨文字研究成果的需要。甲骨学大师罗振玉一九二一年就开始了这一工作，而甲骨学大师董作宾也热衷致力于甲骨书法的弘扬。对此，严一萍在《甲骨学》第八章《甲骨文字的艺术>有全面介绍。董作宾大师曾为傅斯年教授的逝世，撰写了长达四万多字的甲骨文长篇挽联。董作宾先生哲嗣董玉京和董敏先生曾多次对笔者谈起，无论是在李庄还是在台北，董作宾先生对求字者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因此董先生的不少朋友都留有先生的墨宝，成为与甲骨文一样的宝贵文化遗产。董玉京先生自幼就在父亲写字时磨墨、抻纸，耳濡目染，也十分爱好甲骨书法，并在美国等地举办过个人甲骨书法展。一九五○年，董作宾大师的部分甲骨书法被收入《集契集》出版。由于董作宾先生作为著名学者的声望和他在甲骨书法艺术上高深的造诣，坊间时有仿写董氏书法牟利者。

九、董作宾大师还为我国古史年代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他以十个月的时间，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殷代书法，在一九四五年出版了《殷历谱》这一巨著。其后，又完成了《西周年历谱》、《中国年历总谱》等著作。有的学者评价说：“甲骨刻辞关于月日的记载虽然不少。但由于它们不连贯，不能恢复成某一年或二年的历谱。没有整齐的一两年的历谱，便很难拟出某个朝代的历法的具体内容。”虽然《殷历谱>一书收集甲骨材料宏富，“但其基础不坚强”。尽管如此，《殷历谱》一书“对殷代历法提供了可能利用的材料，提供了若干假设，是研究殷代历法所不可缺少的”专著(《殷墟卜辞综述》，第二二三页)。不仅如此，此书还是商代周祭制度研究的开山，为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此等等。前辈大师董作宾先生对甲骨学研究所作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成为甲骨学研究“发展时期”的奠基者和“深入发展时期”的总设计师。

二○○七年六月十二日于北京方庄芳古园“入帘青小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