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包括《图腾与塔布》、《摩西与一神教》两部著作。在书中，弗洛伊德对原始社会许多富有特徵的现象(原始人的心理机能的机制、原始禁忌的形成过程、乱伦恐怖、万物有灵论、法术和思想万能)与精神病患者的心理生活的某些一致之处进行对比研究，提示原始宗教现象产生的根源及其心理机制。

精神分析是一种治疗神经病的方法，也是一种研究心理功能的技术，以后形成一种心理学的理论，成为现代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学派，对心理学、医学、人类学乃至史学、文学艺术和哲学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本书是精神分析学派的最重要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概念的方法都在这部著作当中得到精深的表述。

《图腾与塔布》

序言

希伯来文本前言

第一篇 乱伦恐惧

第二篇 塔布与情感矛盾

第三篇 万物有灵论\\巫术与思想万能

第四篇 童年时代图腾崇拜的再现

《摩西与一神教》

第一篇 摩西,一个埃及人

第二篇 如果摩西是个埃及人

第三篇 摩西,他的人民和一神教

我们现在已发现了一个可以解释刚死的人的灵魂变为恶魔的观念与活人的塔布来保护自己避免恶魔的敌意必要性的动机。让我们假设原始人的情感生活也以精神分析学归之强迫性神经症患者的同等程度的大量情感矛盾为特征，这样就容易理解蒙昧人怎样在痛苦的丧亲之后，不得不对他潜意识中类似于神经症强迫性的自我谴责流露出的那种敌意做出反应。不过不同的原始民族以不同的方式来对付这种以潜意识中对死者的死亡感到满足的形式而被痛苦地感受到的敌意。针对这种敌意的防御采取了将之移至敌意的对象之上的方式，即对死者自身。这种在正常或病态的心理生活中都很常见的防御过程，即所谓“投射”(projection)。活人因此否认自己曾对所爱的死者心怀敌意，反而是死者的亡魂有这种敌意，且在整个丧期内都在伺机实行之。尽管活着的人通过投射后，进行了成功的防御，他的情感反应却还是显露出惩罚和懊悔的特征。因为对他自己的恐惧已使他成为否定和限制的对象。虽然这一切已经被部分地改变为对充满敌意的恶魔的保护措施。我们由此再次看到，塔布是在一种情感的矛盾态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死人身上的塔布与其他塔布一样，是由对已发生的死亡有意识的悲痛和潜意识中的满足之间的对立产生出来的。由于对亡灵忿恨的根源在此，活着的人中与亡灵生前最接近的人自然就因此最害怕它。

塔布禁忌和神经症症状一样，在此处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从它们限制性的特征上讲，它们是哀悼的表现方式，但另一方面，它们又清楚地泄露出它的企图掩饰的被伪装的或自我防御的对死者的敌意。我们已经知道，某些塔布起自对诱惑的恐惧。无助的死人作为一种事实必然会成为活人放松对自己强烈敌意控制的鼓励因素，这种诱惑必须由某种禁忌加以控制。

韦斯特马克坚称蒙昧人对暴力致死与自然死亡不加区分的看法是正确的。从潜意识思维的观点看来，一个自然死亡的人也是被谋杀的：邪恶的愿望杀死了他。无论是谁只要研究过有关亲人(父母或兄弟姐妹)死亡的梦的缘起与重要性，便能够让自己确信，做梦者、儿童及蒙昧人在对待死者的态度上是一致的，这种态度以情感矛盾为基础。

本文的开头部分已经对冯特所说的塔布的本质是对恶魔的恐惧的观点表达了异议。然而现在我们却赞同于一种死者身上的塔布来自对化为恶魔的死者灵魂的解释。表面的矛盾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解决。确实我们接受了恶魔起作用之说，但恶魔不是什么终极性的、精神分析不能再做分析的东西。我们成功地走入了魔鬼背后，与事实相一致，我们将魔鬼解释为潜藏于活人心中对死者敌意的投射。

如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的那样，对死者温情与敌意这两种情感都在居丧期间存在并寻求以哀悼和满足的方式产生作用。这两种对立的情感之间必定会发生冲突，而且由于其中之敌意情感全部或更多地属潜意识情感，冲突的后果确实无法使程度较弱的情感从较强的情感中得到剔除，而把余下的情感置于意识之中，如同事实中发生的一个人原谅他所爱的人对他的轻微伤害一样。如我所说，这一过程是由精神分析学中所谓“投射”的另一种特殊心理机制调节的。敌意这种活着的人一无所知而且宁愿一无所知的情感从内部知觉投射到外部世界，继而与他们脱离并被推到别人头上。他们不再因死者的离去而高兴，相反，他们为死者表示哀悼。但说来奇怪的是，死者变成了一个凶恶的恶魔，幸灾乐祸地看着他们的不幸且要杀死他们。因而活着的人有必要保护自己免受这罪恶的死人的残害。他们从内在的压力中解脱出来，却只不过是把它变成了外在的压迫罢了。

无可争辩，这种死者化为凶恶敌人的投射过程可以从任何人们回忆起的死者生前确实的敌意行为上获得理由，他的凶残、权欲、不公或任何其他可能作为即使是最温柔的人类等属关系之背景的行为，皆被人们取作恨恶他的理由。不过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只有这种因素无法说明投射产生出魔鬼的现象。死者生前的过错无疑可为活人的敌意提供部分解释，但除非活人先就因他们自己的原因对他产生了敌意，这些过错并不能真的产生作用。况且尸骨未寒之时看起来极不合适于回想任何可能存在的即使是有足够多理由的抱怨。不可能回避的事实是，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无外乎潜意识中的敌意。这种对最亲密的亲人的敌意情感可能终人们一生都保持在隐蔽状态，也就是说，其存在不会直接或通过什么替代物逃入意识之中。但当亲人死去之时，这种潜藏不再可能，冲突尖锐化了。从温情的强化而起的哀痛一方面变得与潜藏的敌意更加无法共存，另一方面又不愿使它显明出来获得任何满足，正是为此，以投射和设立仪礼的方法压制敌意必然随之发生，仪礼给害怕魔鬼惩罚的恐惧感提供了表达方式。随着哀悼活动的结束，冲突变得不那么尖锐，死者身上的塔布便可以弱化其严厉性或隐而不见了。

(四)

解释过极具启发意义的死者塔布之基础后，我们不可放弃作一个补充说明的机会，以推进我们对塔布的一般理解。

死者塔布中，潜意识敌意投射至魔鬼只是原始心理形成过程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例子。其中我们已讨论到，投射是为了对付情感冲突，导致神经症的心理状况，投射也以相同的方式产生作用。不过投射不必因防卫的目的而产生，没有冲突也会产生投射。内部知觉向外的投射是一种原始的机制，例如我们的感性知觉便遵从这种机制。而且在判断我们外部世界所具有的各种形式时，它一般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外在环境的本质还未曾真正确定的情况下，内在情感和思想过程的知觉可以以与感性知觉相同的方式向外投射。因此它们主要用来构建外部世界，尽管它们仍保持为内在世界的一部分。这或许与此种事实的产生有某种联系，即注意的机能起初并不直接指向内部世界而是指向以外部世界流入的某种刺激，注意机能接受的快感和痛感是其给予“内心过程”(cndopsychic processes)的惟一状态。只有抽象语言思维得到发展，也就是说，语言表述的感性残余与内在的过程建立联系之时，后一事实自身方可能逐渐被认识到。在此种体系形成之前，由于内在知觉的外向投射，原始人形成一种对外在世界的印象，我们现在必须借着强化的“意识知觉”(conscious perception)，将其翻译回心理学用语。(P66-70)

《图腾与塔布》序言

这里的四篇论文起初以本书的副标题为题目，发表在由我指导的《意象》(Imago)期刊第一卷与第二卷上。它们是我将精神分析学的观点与研究成果初步尝试性地应用于社会心理学(Volkerpsychologie)的结果，以求解决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就这几篇论文所提出的方法论来说，一方面可以与冯特(Wundt)的详尽研究相对照，冯特的理论假设以及非分析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围绕着相同的主题展开；另一方面，这些方法也可以和精神分析的苏黎世学派的作品进行对比，该学派力图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材料来帮助解决个体心理学的问题。[见荣格(Jung)1912和1913]。需要承认的是，正是由于这两种研究，使我获得了撰写这些论文的起始动力。

我深知我这几项研究的缺陷。开拓性研究的一些必备的特征，自也不需我再赘言。只是一些其他的问题，还需要有所解释。本书收进的四篇论文，旨在引起广大有识之士的兴趣，但除了对于很少一部分初步掌握了精神分析学的根本特征的读者之外，这些论文事实上很难被人们理解和赏识。我希望这些论文能成为沟通社会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学者和精神分析学家之间的桥梁。然而，并非任何一方所缺少的东西都全部能够从中获得，它们既不能给前者足够的关于心理学方法的引介，也不能使后者充分地掌握用来处理的研究资料。若能引起双方的注意，并促使他们相信，他们之间不断的合作将会有益于各自学科的研究，便已经很使人满意了。

读者会发现，图腾与塔布(这本小书便以此为题)这两大主题并没有得到同等的对待。关于塔布的分析比较确定，解决问题的时候也尝试着给出了详尽的解说。关于图腾的研究我们却只能宣布：“在阐释图腾问题上，精神分析学目前能够有所贡献的就是这些。”这种差异与塔布仍旧存在于我们之中这一事实有关。尽管它以一种消极的形式表现出来，并指向另一主题的事实，但它们的心理本质与康德(Kant)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没有什么区别，以一种强迫性的方式发生作用并排斥任何有意识的动机。图腾崇拜则相反，它是一种异于我们的现实情感的陌生的东西，一种事实上已被放弃并由更新的形式替代的宗教——社会习俗。在当今各文明民族的宗教、风俗及习惯中，它只留下极其微小的痕迹；即使在那些仍受其控制的部族中间，图腾崇拜也早已被大大地改变了。人类历史中社会和技术的进步对塔布产生的影响，较之对图腾的影响，要小得多。

本书试图通过保留在人们童年时代的图腾崇拜遗迹，即在我们的孩子们成长过程中发生作用的潜在因素，来推论图腾崇拜的本原意义。图腾与塔布的密切联系使我们在提出本书的理论假说时又往前进了一步。即使结果可能使这假说看起来很难成立，也没有理由指斥此假说成立的可能意义，毕竟多少会有助于接近那极难重构的真实。

于罗马，191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