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国家图书馆里有一批来自中国黑水城的文献和文物。
1923年冬天，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华尔纳，也沿着之前科兹洛夫走过的路线来到了黑水城。然而，华尔纳的运气远不如科兹洛夫等人，古城内外几乎处处都能看到科兹洛夫和斯坦因盗掘过的痕迹。华尔纳气得破口大骂说：“两头野猪，已经把这里啃得一干二净了！”
忙乎了一阵子，他最终只挖掘到几件壁画残片、三只破损的陶罐、几十枚钱币等小件物品，心情极度失望的他在日记中写道：“面对这些少得可怜的东西，我没有丝毫喜悦，有的只是懊恼和沮丧。看来，这座毁灭于战祸、风沙和干旱的古城，不会再赐给我什么了，我说不出对她的访问是成功还是失败。”
继华尔纳之后，日本人的足迹也出现在这片荒凉的古城废墟之上，但是他们对前去探宝的具体情况守口如瓶，秘而不宣，其内幕至今不为外人所知。五、小村庄的大秘密
河南濮阳县柳屯镇原名柳下屯，相传是那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的故里。柳屯南边不到一公里的金堤下，有个叫杨什八郎的村子，村民几乎都姓杨。与周围的村庄相比，杨什八郎的村民不管是体形、相貌、口音、饮食，还是习俗，与周围的村民都无差别。他们自己登记的民族成分，全部是汉族。但是杨什八郎村民的内心，始终隐约感觉到自己与周围的人有所不同。因为他们村有三样祖宗留下来的文物：一个是形制特别的大方碑，一个是完整的家谱和一部叫《述善集》的家传古书。这三样东西全村人视若命根，世代相传，生死相守。
大方碑立于金堤之南，它的旁边是几座高大的坟茔。它们共同坐落在一大片平整的麦地之上。这座碑高约3米，七八十公分见方，下有仰莲座，上有屋顶一样的装饰，雕刻精致。它古朴浑厚而不失灵巧生动，尤其碑顶远看如蒙古人的毡帽，很别致。
家谱和《述善集》来自杨存藻家。他曾祖父在世时，这个“老总谱”差点失去。那时候土匪多，社会乱。有一次土匪闯进他家，翻出了“老总谱”，看着像床夹被，就抢走了。他曾祖父情急之下，忘记了害怕，一路跟着那个土匪。那是“秋边儿”的天气，还不是很冷，土匪晚上就盖着“老总谱”睡觉。他曾祖父赔着小心，在旁边蹲了一夜。土匪当中也有好人，有的土匪就劝那个抢“老总谱”的：“咱要了也没多大用，这老先生都守了一夜，还给他吧！”
失而复得后，杨存藻的曾祖父将“老总谱”和《述善集》用油布包裹了，埋在地下。但后来证明，这样保存也有很大风险。
大约150年前，杨什八郎的老村子遭遇了一场大水灾，村南边一条大堰决了口，水来得急，杨存藻的曾祖父啥也不顾，把“老总谱”和《述善集》扒出来就逃命。 抗日战争期间，家谱传到杨存藻父亲的手里。当时金堤上面是条公路，是从濮城镇到濮州(现河南濮阳县城)的要道，时常有日本军队路过这里。每到这个时候，他父亲啥也不要，背上装着“老总谱”和《述善集》的杏黄包袱就跑。有一次跑晚了，日本兵已进了村，他父亲背着杏黄包袱往北跑。日本人在后面喊，他父亲怕失了家谱，不敢停下，日本人在后面开了枪，幸亏前面有一条沟，他父亲跳进沟里继续跑，这才得以逃脱。
最近几十年，家谱归杨存藻和他儿子杨学景收藏，虽然他们并不了解“老总谱”和《述善集》的学术价值，但保管好这两样东西，几乎已经成为他们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本能。
20世纪80年代，古代文化逐渐受到尊重，濮阳文化界有人发现了杨什八郎村民珍藏的三件文物，消息传播出去，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
1985年前后，河南省社科院学者任崇岳、穆朝庆等人到杨什八郎村调查。他们在石碑上和书籍里发现了“唐兀”这样一个貌似家族姓氏的奇怪词汇。很快，在纷繁芜杂的传统典籍中，学者们找到了这个词汇的流行年代，弄明白了它的意义。随后在媒体上很快就报道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发现。
那么，唐兀到底是谁呢？杨什八郎村千百年保守着一个什么样的秘密呢？
六、废墟中的收获
这片废墟被人们叫作方塔。显然这不是它真正的名字。岁月其实早已忘记了它的身份。到今天为止，几乎没有人知道它准确的生年，但是，却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它的死期。请用悲伤和羞愧的心情来定格这个凝固的瞬间吧！
1990年11月末，一声巨响，位于贺兰山拜寺沟东麓一座鲜为人知的古塔，竟然被疯狂的盗贼以爆炸的方式摧毁了！闻讯而来的历史和文物专家们望着满地的残砖破瓦，心情格外的沉重。
这个隐居荒野的伟岸身躯，曾(P1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