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祚著的《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南开大学校史丛书》共分为18个小节，共选图80余幅，全书以时间为序，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以文释图，以图补义，分五章讲述了张伯苓秉持教育救国的理想，50年投身南开教育，一辈子辗转南北、苦心经营，取得辉煌教育成就的人生历程。

张锡祚著的《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南开大学校史丛书》通过这些研究还原二十世纪上半叶那段历史，深入探讨在清廷腐败而时代新生、抵御外辱而内战频仍、社会激荡而又动荡之际，严范孙、张伯苓等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怀着教育救国的理念，如何筚路蓝缕、刚毅坚卓，建成中外驰名的南开系列学校；如何遍考中外，摸索出一套为国家培养大批精英、以“公”“能”为目标的教育规律；如何以一个私立学校的微薄之力最先发现、最先揭露日本侵华野心，并且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如何以“私立非私有”的办学理念和优异的办学业绩，吸引了大量的社会捐助，成就令人惊叹的中国最成功的公益项目。更重要的是，先贤们为民族大业殚精竭虑、义无反顾、奉公献身的中国传统“士”的精神，如何与今天的核心价值融合，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序

一、前记

二、先世回溯

三、童年时代

四、北洋水师时代

五、严王家馆时代

六、南开学校的创立与发展

七、早期教育思想

八、戏剧与体育在南开

九、从“九一八”到“七二八”

十、抗战时期

十一、后期教育思想

十二、抗战胜利，南开复校

十三、南开五十年，在艰苦奋斗中成长

十四、考试院长三个月

十五、全国解放

十六、先生之生平

十七、故后哀荣

十八、后记

附：手稿原件

整理后记

二、先世回溯

曾闻自先祖母杨太夫人口述，张氏先世祖于清初来自山东，原在运河里使用楠木船，往来南北，贩运油粮为生。后来到天津，有一日清晨闲步，在河东一带一块荒地上，看到有一只猫和一条蛇在打架，认为这是龙虎斗，是块旺地，就把那块地买下了，建起家园来。这说来是太富于象征性了，若以今日的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是太荒唐了，但在二三百年前，在人们的眼睛里看来，确认为是一件不平常的事，这只称作张氏祖先迁到天津来的一段引子罢了。

当时开了一家行店，起名叫做“协兴号”，取其协力同兴的意思，专养楠木船，南北贩运油粮杂货，经过几个世代的经营，家道日渐兴旺起来。传到五世祖天行公讳健，生高祖兴如公讳文德兄弟三人。兴如公生曾祖筱洲公讳虔，为国学生，早年亡故。筱洲公生祖父久庵公讳云藻，筱洲公去世时，久庵公才九岁。

久庵公幼年，聪明不羁，因为是幼年丧父，并且又是两世单传的独生子，先曾祖母刘太夫人不免过于宠爱放纵了些，而当时家道又正在兴盛，所以也就没有把科举事业放在意中了。

久庵公平生酷爱音乐，遍访名师，凡是一切乐器，弹拉吹打，无不精绝，尤其以琵琶最擅长，一直到晚年，没有一天不弹弄的。每天晚上临睡前，一定要弹一两段琵琶曲子。冬日天寒畏冷，就把棉被挖两个洞，躺在暖炕上，把手伸出来，弹弄琵琶、弦子等乐器。

先娶祖妣胡太夫人，早卒，所生的子女，也没有养育活。继娶先祖母杨太夫人，当时因为不事生产，家道已经中落，生计日艰，惟有仗着久庵公在外教几处家馆，和杨太夫人给人家做些针线外活为生。虽然如此，久庵公还是不改其乐。盖因他的生性淡泊，视富贵如浮云，就是爱好音乐如命。久庵公和当时的京剧票友孙菊仙最要好，称为莫逆之交，他曾教授孙处戏曲乐理，孙处是孙菊仙的别名，因他是天津人，所以津人也称他为“老乡亲”，是慈禧太后的供奉，就是常进宫为西太后说戏的。孙每次到天津来义演，一定要请张七爷给打鼓，久庵公在族中大排行第七，所以人们称为七爷，因为以琵琶闻名，津人群呼为“琵琶张”。说来孙菊仙先生这人也很奇特，每当赈灾义演，他常常唱到中间，摘下来髯口，停下锣鼓，对听众演说赈灾的道理，劝募一番之后，再挂上髯口，响起锣鼓，接着再唱，这个人很富于侠气。后来他活到九十多岁，记得在我小时，他还到我家来过，父亲教我们叫他孙爷爷，说这就是“老乡亲”，当时他的精神还是健旺得很。

久庵公在晚年，有一天到茶馆去喝茶，那时茶馆里还有说唱节目，那一天正值有一位外地来的弹琵琶的，在台上演奏，那人也有六十岁光景，也是很有些名气的，弹奏中间，有一处弹得不大对，久庵公在台下用老年颤抖着的声音，吼了一声：“好琵琶！”那人闻听，立时变色，放下琵琶问道：“是哪位喝倒彩？”台上管事的说：“这是张七爷，琵琶弹得最好。”那位乐师道：“既然如此，就请张七爷上台来弹弹，我们领教领教。”当时台下喝茶的，多是平时认得的熟人，一齐怂恿，久庵公不便违却众人的情意，就上台来，拿起琵琶弹了一阕。刚弹罢，那位乐师就立刻跪在地下磕头，一定要认师傅。经不过台上台下众人凑趣，一齐怂恿，这才收了那人做徒弟，传授了几段平生最得意的琵琶曲子。P2－4

《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原名《四十三年回忆录》）是我父亲张锡祚为伯苓先生所作的传记。

我的父亲是张伯苓先生的三子。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威严，走在路上常常吸引行人目光。他自幼聪颖，学绩甚佳，做事认真，深得伯苓先生喜爱。但十余岁时喜欢武术，训练刻苦，以至于劳累过度，抵抗力下降，不幸染上肺结核，几乎丧命。幸好在我祖母精心照料下，逐渐恢复，但一生疾病缠身，未能有像样的业绩。他个性鲜明，嫉恶如仇，颇讲义气。“文革”期间，他经常帮助陷入困境的朋友，毫不犹豫地拿出家里仅有的余款，周济他们。

这篇传记，是我父亲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养病期间完成的。由于他身体不好，长期与我祖父祖母一起生活，与祖父祖母感情颇深，因此他写的传记是从一个家人的角度，近距离观察伯苓先生思想、行为。我想一定能为研究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学者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伯苓先生的传记已出版不少，南开大学出版社最近又出版了《张伯苓全集》，这些素材更加丰富了研究南开教育的内容。我真心希望通过这些研究还原二十世纪上半叶那段历史，深入探讨在清廷腐败而时代新生、抵御外辱而内战频仍、社会激荡而又动荡之际，严范孙、张伯苓等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怀着教育救国的理念，如何筚路蓝缕、刚毅坚卓，建成中外驰名的南开系列学校；如何遍考中外，摸索出一套为国家培养大批精英、以“公”“能”为目标的教育规律；如何以一个私立学校的微薄之力最先发现、最先揭露日本侵华野心，并且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如何以“私立非私有”的办学理念和优异的办学业绩，吸引了大量的社会捐助，成就令人惊叹的中国最成功的公益项目。更重要的是，先贤们为民族大业殚精竭虑、义无反顾、奉公献身的中国传统“士”的精神，如何与今天的核心价值融合，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谨以此序纪念我的父亲和祖父。

2016年3月

2016年4月5日，是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创始校长张伯苓先生140周年诞辰。为学习弘扬他的爱国精神，研究借鉴他的教育思想，总结汲取他的办学经验，继承光大他的未竟事业，我们整理编校了张伯苓先生三子张锡祚写于1963年的手稿《四十三年回忆录——故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传》。

张锡祚生于1908年，自幼身体单薄，就读南开中学时因染肺病休学。抗日战争时期，张锡祚和父母同住在重庆南开中学。经重庆名医诊治，多年的肺疾得以治愈。病愈后，张锡祚不愿继续呆在家里，遂外出经营小型工商业，并开办农场、会计师事务所，为南开学校的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新中国成立后，张锡祚任天津文教工业公司财务科科长，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他与瞿秋白的侄女瞿安贵女士结婚，育有女儿张媛良、儿子张元龙。

张锡祚先生的手稿《四十三年回忆录——故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传》现藏于南开大学档案馆。在“南开大学校史丛书”出版经费资助下，这份珍贵手稿得以在张伯苓先生140周年诞辰之际公开出版。张锡祚先生之子、全国政协常委张元龙先生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次整理，即以张锡祚先生手稿为底本，稍作校改和注释。凡不影响文意且不致造成歧义者（如“的”“地”“得”混用等），一律遵从手稿，不做更动；手稿中明显的错字、衍字、脱字则直接校改，不另出注；手稿中表述与史实略有出入或与通行提法不尽符合者，则加注说明。

参加整理编校工作的人员有：史永红、魏茜、卫维平、刘敬婷、李世锐、杨丽霞、张健、张鸿、徐悦。整理编校工作如有疏漏，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南开大学档案馆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

201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