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故曾氏地券》：

《宋故曾氏地券》有题头，题头两端有装饰，正文有界栏，界栏的从右向左数第四条线有更正，这些形式的细节表现出作者的经意，这种“经意”，还表现在结字、用笔方面。

首先结字表现形式的经意。通过字形分析，此买地券书写者于字体涉猎颇多。有斜画宽结者，如第四行的“筮”，第六行的“买”，第七行的“雀”“西”，第八行的“界”“年”，第九行的“益儿”，第十行的“避”“券”等字结体宽绰，但横画自左下向右上倾斜；有平画宽结者，如首行的“年”“岁”，第三行的“寺”，第四行的“吉”，第五行的“贯”，第六行的“问”“开”，第七行的“白”，第八行的“荫”，第九行的“鬼”“有”等字；有斜画紧结者，如首行的“元”，第二行的“桂”，第八行的“为”“宅”，第九行的“墓”，第十一行的“定度”“岁”等字。

除此之外，第二行的“有”“县”，第六行的“地”，第七行的“狩”，第十一行的“鹿”等字表现为明显的颜体特征；第六行的“向”字，结字精当，体态安详，特别是横折钩提按丰富、圆润融通，有虞褚意趣；第七行的第二、三个“止”，第八和第九行的“永”字，颇含隶意。

其次是笔画形态的经意，以方为主，方圆兼施。以起笔和转折为例：

如第六行的“山”字，三个竖画横切成方形奠定了该字的方笔主基调，而笔画虽然粗重，但形态外轮廓却成曲线，与一笔圆起略作上弧横画相结合，有重若山安之势，可视为体方而势圆的代表；而第十行的“固”字则以圆为主，起讫不见方形，线条圆劲遒润，外框呈外圆内方之势，内部口字的内外形则成相反之势，是体圆而势方的代表；其他的字则多为以方为主，方圆互用的态势。

该地券的转折以搭接法为主，如第二行的“乡”，第四行的“月”“殁”，第五行的“九”，第六行的“问”，第八行的“界”，第九行的“富”，第十二行的“急”等字皆为搭接法，呈方势。也有提按法，如首行的“己”，第二行的“曾”，第四行的“用”，第七行的“东”，第九行的“神”等字，转折处有斜切线，亦呈方势。而第二行的“县”，第四行的“宜”，第六行的“坤”，第九行的“贵”等则为明显的环转法，呈圆势；而其他的转折则多是方圆互用的。

《宋故胡七娘地券》：

《宋故胡七娘地券》无疑是“通乎古”的，看到这篇作品，我首先想到的是《广武将军碑》，以刀代笔，不加雕饰，以轻松自如的徒手线驾驭大小相间的字形，或长或短，或欹或正，放任而不放肆，风格自然稚拙。和《广武将军碑》不同的是，结构不再是以横势为主的结体为主，上下纵长的结字占了很大分量。从结字形态看，长、方、扁，大、小，正、斜，变化更加丰富。但从意趣看，在古朴上是逊于《广武将军碑》。

像《广武将军碑》《宋故胡七娘地券》这一类碑帖的临摹，是不易的。对于临摹有主张“形似”和“神似”者，有主张“抓形”和“抓神”者，这两种表述看似相近，其实大不同。前者是为了“似”，是从帖到临摹结果的复制；后者在“抓”，是关注“形”和“神”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特征，这就需要临摹者不能做简单的搬运，要归纳、要总结、要提炼。复制性临摹对《广武将军碑》《宋故胡七娘地券》这一类碑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只能采取“抓形”“抓神”的方法，关注其“形”和“神”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特征，然后再加以应用。

《宋故胡七娘地券》的笔画起讫，有十分明显的剥蚀感，剥蚀感十分难于表现，清代民国的碑学书家们都做了有益的探索，到吴昌硕和黄宾虹的大篆可以说达到了表现的历史好状态，吴昌硕好用浓墨、黄宾虹好用宿墨，但他二人都注意运用水墨在宣纸上的生发变化。对于水墨与宣纸的生发变化，忽视者颇多，其实前人也多有阐述，如元代陈绎曾《翰林要诀》就强调“字生于墨，墨生于水，水者，字之血也。”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书若人然，须备筋骨血肉，血浓骨老，筋藏肉莹，加之姿态奇逸，可谓美矣。”对于水墨与宣纸的生发变化，有人说讲得非常好的是黄宾虹，在书法中运用得非常好的是林散之，观其理论和作品，是有道理的。黄宾虹总结出了“平网留重变”五种笔法说，此五说“变”字非常难，解说也颇多，总结起来大致可以归纳为以提按、速度、角度的变化所造成的浓淡枯湿，表现石刻线条那种深深浅浅的质感，再辅之以水墨的渗化，从而表达石刻线条的剥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