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坛猪油
迟子建
一九五六年吧，我三十来岁，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上头的两个是儿子，一个九岁，一个六岁。老小是个丫头，三岁，还得抱在怀里。
那年初夏的一个日子，我在河源老家正喂猪呢，乡邮递员送来一封信，是俺男人老潘写来的，说是组织上给了笔安家费，林业工人可以带家属了。他让我把家里的东西处理一下，带着孩子投奔他去。
老潘打小没爹没娘，他有个弟弟，也在河源。那时家里没值钱的东西，我把被褥、枕头、窗帘、桌椅、锅铲、水瓢、油灯统统给了他。猪被我贱卖了，做路费；房子呢，歪歪斜斜的两间泥屋，很难出手。我正急着，村头的霍大眼找上门来了。霍大眼是个屠夫，家里富裕，他跟我说，他想要这房子做屠宰场，问我用一坛猪油换房子行不。见我犹豫，他就说老潘待的大兴安岭他听人说过，一年有多半年是冬天，除了盐水煮黄豆就没别的吃的，难见荤腥。他这一说，我活心了，跟着他去看那坛猪油。
那是个雪青色的坛子，上着釉，亮闪闪的。先不说里面盛的东西，单说外表，我一眼就喜欢上了。我见过的坛子，不是紫檀色的就是姜黄色的，乌秃秃的，敦实耐用，但不受看。这只坛子呢，天生就带着股勾魂儿的劲儿，不仅颜色和光泽漂亮，身形也是美的。它有一尺来高，两柞来宽，肚子微微凸着，像是女人怀孕四五个月的样子。它的勒口是明黄色的，就像戴着个金项圈，喜气洋洋的。我还没看坛子里的猪油，就对霍大眼说，我乐意用它换房子。
我掀开坛子的盖儿，闻到了一股浓浓的油香，只有新炼出的猪油才会有这么冲的香气啊。再看那油，它竟然灌满了坛子，不像我想的，只有多半坛。那一坛猪油少说也有二十斤啊。猪油雪白雪白的，细腻极了，但我--还是怕霍大眼把好油注在上面，下面凝结的却是油渣。我找来一截高粱秆，想探个虚实。我把高粱秆插进猪油的时候，霍大日艮在一旁叹着气。我插得很慢，高粱秆进入得很顺畅，一直到底，些微阻碍都没有，说明这油是没杂质的。我抽出高粱秆来的时候，霍大眼说，这坛猪油是新炼的，用了两头猪上好的板油，他嘱咐我不能把猪油送给别人吃，谁想舀个一勺两勺也不行，一定要自己留着，因为这坛猪油他是专为我准备的。他说我若给了不相识的人吃，等于糟践了他的心意。我答应着，搬起这坛猪油出了院子。
我领着仨孩子上路了。那时老大能帮着干活了，我就让他背着四只碗、一把筷子、五斤小米和一个铝皮闷罐。老二呢，我也没让他闲着，他提着两罐咸菜和一摞玉米饼子。我编了一个很大的柳条篓，把我和孩子的衣服放在下面，然后让老三坐在上面，这样我等于背了衣服又背了孩子。我怀中抱着的，就是那个猪油坛子。 那是七月，正是雨季。临出发时，老潘的弟弟送了我一把油纸伞。我把它插在柳条篓里。老三在篓子里待得没意思时，就把它当甘蔗，啃个不停。
我们先是坐了两个钟头的马车，从河源到了林光火车站。在那儿等了三个钟头，天傍黑时，才上了开往嫩江的火车。那时往北边去的都是烧煤的小火车，它就像一头刚从泥里打完滚儿的毛驴，灰秃秃的。小火车都是两人座的，车上的人不多。别的旅客看我拖儿带女的，这个帮我卸背篓，那个帮我把孩子手中的东西接过来。还没等我们安顿好呢，火车就像打了个摆子似的，咣当咣当地开了。它这一打摆子不要紧，把站在过道上的老二给晃倒了，他的头磕在坐席角上，立时就青了，疼得哇哇大哭。我一想直后怕，万一老二磕的是眼睛，瞎了眼，我哪还有脸去见老潘呐。
我把猪油坛子放在了茶桌下面。一到火车要靠近站台时，就赶紧猫腰护着，怕它像老二一样被晃倒了。
带着仨孩子出门真不容易啊。一会儿这个说饿了，一会儿那个说要拉屎撒尿，一会儿另一个又说冷了。我是一会儿找吃的，一会儿领着他们上厕所，一会儿又翻衣服。天黑以后，车厢里的灯就暗了，小东西们折腾累了，老大斜倚着车窗，老二躺在坐席上，老三在我怀中，都睡了。我不敢睡，怕迷糊过去后，丢了东西和孩子。熬了一宿，天亮时，我们到了嫩江。
P1-3
当我读完这部短篇小说的年度选本，必须要将纷杂的感受提炼成某种说法的时候，我最终想起了米兰·昆德拉的一句话：“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这句看起来并不惊人的话，其实赋予了小说以独有的使命，也赋予了这些作品以意义。它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有非小说不能发现的东西，没有了小说，有些东西将永远封存于黑暗之中。也就是说，当我们要追问为什么要有小说，为什么必须要有小说的时候，回答应该是——因为它能够发现并书写出那些用别的方式不能发现的东西。这就是它的使命、意义和伦理，它必须要存在的理由。现在，对于读者将读到的这些小说而言，该说法同样适用。在我看来，它们各自从生活的某一隅、某一点上，揭示了我们所置身的但又所知寥寥的时代的秘密、各种命运与遭遇。这样的秘密，用任何其他的文字都是无法记录和复原的。
昆德拉写道：
从现代的初期开始，小说就一直忠诚地陪伴着人类。它也受到“认识激情”（被胡塞尔看作是欧洲精神之精髓）的驱使，去探索人的具体生活，保护这一具体生活逃过“对存在的遗忘”，让小说永恒地照亮“生活的世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理解并同意赫尔曼·布洛赫一直顽固强调的：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知识是小说的唯一道德。
无论是“对抗遗忘”、“照亮生活”、“发现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都可谓是至理箴言了。但如果要让我接上昆德拉的话再加一句，并且把它变成“广告”的话，那就是：你应该阅读这些小说，否则关于这时代的某些秘密，某些人的遭遇与命运，你将永远不会知晓。
而你愿意做蒙在鼓里的人吗？
一 短篇小说：合法性会成为问题吗
这问题看起来有点多余，文学的合法性自然永远不会成为问题，前面所引的话已证明了这一点。但小说应该关注和发现什么、成为什么样的艺术、应该如何在变中不变或不变中变，却是问题。“知识是小说的唯一道德”这样的话之所以有道理，是它对“发现未知”的强调，但小说类似19世纪的那种“认识论意义”，如今已被20世纪以来的“勘探”与“烛照”的功能所代替。因为很显然，20世纪以来资讯文化的空前发达，矮化了其他文体包括小说在内的认识论功能，因而这“知识”的内容本身也变了，不再是艾布拉姆斯所说的“镜”与“泉”，即“摹仿”与“表达”，而是变成了“灯”——精神的发现与烛照之灯。在现今，唯有这一点无法被代替。当我的同行或朋友们说，我已经不读小说——理由是现今读小说还不如去读《南方周末》呢，“文学”已不在作家和文学期刊那里，而是在报纸的新闻里，今天的生活要远比文学生动离奇——的时候，我确实同意他们的说法，但我还要问，在今天，有什么样的资讯能够像文学一样发现心灵的秘密，发现人性深处无法言喻的隐秘与复杂？他们还是找不出替代品，谁也找不出替代品。没有任何一种文字能够深入人的无意识世界，深入命运的底部，被包裹在“现实”内部的令人瞠目的“真实之核”，并且将这一切戏剧化地和盘托出。这就是小说“永恒的合法性”之所在。
但这也只是事实的一面，事实的另一面则是，今天的人们确实已经失去了对于文学的反映方式的耐心和兴趣。是的，今天的文学和作家确实有能力揭示出生存与生活的全部尖锐性，但今天的生活与生存本身的残酷与离奇性，却又确实远超过了文学虚构，许多时候类似《南方周末》所登出的新闻报道，确比小说更有震撼力。这是一个矛盾，小说家怎么写才能够重新召唤回读者？这是个难题，因为写作者也同样无权指责读者的懒惰和堕落，去命令他们读文学。当年老巴尔扎克为小说吸引读者所开出的秘方是“研究偶然”，他说“若想文思不竭，只要研究偶然就行”，因为“偶然是世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这个说法似乎为上面的观点找到了理由——新闻比小说更具有认识和震撼价值，但不要忘记，文学是通过心灵、通过有血有肉的生命经验与内心感受来揭示这一切的，新闻能够呈现事件本身，却不能像小说那样直接进入人物的心灵世界，这就是它们的差别。因此巴尔扎克说，“我比历史学家作得更好些，因为我更自由”。
……
相比之下王手的《照片》在类似问题上可能处理得更轻巧些，它写了日常生活中的两个为无意识所支配的女人之间的交往故事。两个女人，一个聪明，叫李回真，一个蠢笨，叫柯依娜，两人既有友情，又暗暗较劲。柯给人介绍对象，还憨傻地陪同去旅游，结果同行的人很杂，生出些小尴尬，拍的合影照片无法向老公解释。结果还是李回真为之摆平了，她的智慧仿佛无所不能，这让柯感到自卑和沮丧。然而最后，并不服气的柯依娜发现，在外面自信神气的李回真其实早已被丈夫“离掉了”，她从这个秘密中找回了一丝自尊和满足。这个小说从题旨看似乎并无更大寓意，但枝蔓丛生的叙述，饶有生趣地将两个女人之间戏剧性的心理较量呈现了出来。令人暗自钦佩，真是手段不俗。
麦家的《杀人》在如今一片“写实”的风气中显得有点令人欣喜的孤独。这篇小说在细节以及叙述逻辑上也刻意求真，但整体看却有点强调虚构意味与形式感，颇有些先锋小说的遗韵。它写了一个连环的杀人与复仇的故事，缘自“文革”的一段无端之仇，一直延续在后人中间，由于“文革”中父亲被邻村人打死，其两个儿子也即“我”的两个哥哥便以牙还牙，杀了对方并潜逃失踪。多年后，居住在城里的“我”试图忘记这一切恩怨，但在偶然回乡为父母扫墓之时，还是冤家路窄，偏偏与仇家的后人相遇，对方通过语言羞辱与挑衅激怒他，但在搏斗中那对夫妇却失手自伤．“我”虽然没有直接杀人的罪过，但因为参与斗殴也被判入狱。小说突出了“偶然”与某种宿命因素，在叙述上非常有戏剧形式和试验意味，但人性探察或哲学寓意的深度上比之余华早期类似《现实一种》或《鲜血梅花》等作品，似乎要稀薄或暧昧些。这也许就是如今小说试验的某种追求吧，“超越因果”与“含混处理”，既标明小说试验趋向的新趣味与超越的努力，也显示了这探求试验本身的迷失与弱化。
徐则臣的《镜子与刀》也是具有试验色彩的叙事，它通过童年视角与语言屏蔽（暂时失语），营造出了不同寻常的陌生感与超现实意味，使叙事充满空白与悬疑，这在如今“写实”潮流几乎遮覆一切的背景下也显得多少有点孤独。但平心说，我还是更期待小说中的超现实因素，琐细的写真与具体的问题关怀，如今虽说拉近了小说与现实的距离，但却使小说的技艺停滞不前，使小说家越来越流于平面化的重复书写。我当然赞赏小说家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摹能力，甚至认为小说家能够把小说写得枝蔓丛生、琐细逼真还是了不得的硬功夫，但过于拘泥细节的仿真、物质环境的客观再现，某种意义上也是倒退。还是前面那句话，小说的认识论功能已经根本变化，巴尔扎克式的细节真实性固然重要，然而卡夫卡、博尔赫斯式的寓言深度，川端康成与沃尔夫式的心理与无意识书写，甚至纳博科夫、库切式的私密欲望与情感的揭秘，更是我们的小说家应该奋力掘进和勘探的方向。否则小说的力量还是要淹没在资讯的离奇与尖锐之下，淹没在时尚的虚浮与问题化写作的泡沫里。
建法兄用他温暖然而尖锐的目光，选取了这些小说，但就像研讨会上他通常的姿态一样，他选择了沉默，让别人去聒噪。他是聪明的，也是令人恐惧的，天知道在他温暖的、深不可测的、隔了玻璃镜片的目光背后隐藏的是什么。我架不住他的谆谆嘱托与仁厚兄长般的催促，聒噪了这些话，不知与他的旨意相去多远。我知道替别人说话总是愚蠢的，但没有办法，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不过无论如何，阅读总是愉快和享受的，而读者的愉悦和享受，也反过来印证了他那一贯正确的眼光。
2008年12月4日深夜，北京清河居
太阳鸟文学年选，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发表于2008年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林建法主编的《2008中国最佳短篇小说（精）/太阳鸟文学年选》，偏重呈现贴近现实生活的世情、世态。选本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关注生活，体察民众的阅读心理。
“太阳鸟文学年选”丛书将锁定纯文学的佳作精品，以其独具的民间视野，爬梳整理着文学的年度精品。它恪守纯文学阵地，坚持编选的民间视角，逐年梳理，逐年集萃，自成风格。
选本在传统阅读的基础上，打开了文学的多元生存空间，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它更多的是参与其中，而不是以客观审视或居高临下的姿态亲近现实，它关注生活，靠近民众的阅读心理。因此，这套选本不奇异、不乖张、不空蒙、不小资，平实、亲切、生活、现场，就是它的特点。
本书为林建法主编的《2008中国最佳短篇小说（精）/太阳鸟文学年选》，是丛书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