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奠基者，翻译史上永远的大师。

本书选择以傅雷先生打头，试图以他为中心，扩展到与他同时代的翻译家群体，最后再上溯到19、20世纪之交那几位最早大规模绍介外来文化于国人的先哲——严复、林纾等。以点带面，给读者一个近于全景式的描绘，同时又有对于具体翻译家事业和翻译特色的描写，并对某些最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给予简单的评述，让读者对翻译这一特殊的工作有更清晰的理解，并最终获得对20世纪的那些伟大的翻译家的敬重和怀念。

近现代的翻译大师们，他们生于新学和旧学激烈碰撞的年代，他们推动了中学和西学的空前交融。有傅雷：中国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李健吾：“花团锦簇”的多面手、梁宗岱：在一切的峰顶聆听宇宙的呼吸、戴望舒：暮色冥冥里.那个远去的背影、杨绛：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鲁迅：从他国窃得天火来煮自己的肉、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纾：不懂外语的翻译大家、严复：他让中国开始懂得西方、苏曼殊：天才情僧翻译家、马君武：用翻译为革命服务。

本书选择了这12位翻译家，他们都耕耘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更特别以文学翻译见长。介绍了他们的翻译特色、历史功绩以及他们为此而付出的艰辛劳动。

傅雷：中国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

　重神似不重形似

　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

　“仿佛一只天外的仙鹤”

　君子不受辱，且从容归去

李健吾：“花团锦簇”的多面手

　“像用砂纸细细打磨了一遍，闪着锃亮的光芒”

　戏剧天才出少年

　“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

　“因为她的心在他的坟中”

梁宗岱：在一切的峰顶聆听宇宙的呼吸

　情满欧罗巴

　从“八个国内第一”说起

　批评的美丽与美丽的批评

戴望舒：暮色冥冥里，那个远去的背影

　丁香一样忧愁的雨巷诗人

　“将岁月消磨于庄严的钻研”

　“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

　“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

　“忽然来不及”

杨绛：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纤细的笔下，一展女性的温柔与敏感

　《堂吉诃德》翻译第一人

　失败的经验

　杨绛与傅雷的交往

鲁迅：从他国窃得天火来煮自己的肉

　只卖二十本的翻译小说

　“硬译”的背后

　为了孩子的未来

　翻译为革命服务

　他人眼里的鲁迅翻译

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那个超过好莱坞当红明星的中国人

　起于青苹之末的东西文化之风

　把翻译当做艺术

　将幽默融人翻译

　“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我们不是这个尘世的永久房客”

林纾：不懂外语的翻译大家

　“可怜一卷茶花女，荡尽支那浪子肠”

　左边绘画，右边译书

　“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严复：他让中国开始懂得西方

　“严伊同学”的真和假

　《天演论》与晚清社会

　众口称颂的“严译八大名著”

 永远的“信、达、雅”

　青史留名照北大

苏曼殊：天才情僧翻译家

　“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篇吊拜伦”

　“禅心一任娥眉妒，佛说原来怨是情”

　“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

　“狂歌走马遍天涯，斗酒黄鸡处士家”

　“公子才华迥绝尘，海天廖阔寄闲身”

马君武：用翻译为革命服务

　皮蛋博士与当红影星

　“马君武”对“达尔文”

　勇武刚烈的大学校长

　马君武与孙中山

　惜香怜玉动真情

后记

把翻译当做艺术

林语堂的译作，现在能看到的较早的是1930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林语堂时事述译汇刊》。但他早在1924年就在《晨报》上发表了《对译名划一的一个紧要提议》，涉及常见的译名不统一的问题。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论著还有《我所得益的一本英文词典》、《就文法之推翻及新文法之建造》、《答青崖论“幽默”译名》、《说孽相》、《国语文法的建议》、《论译诗》、《译乐隐词》、《英译黛玉葬花词》等等。这些文章或从语言学理论方面进行评述，或从翻译实例出发进行剖析，都展现出其深厚的中英文功底。

1933年，林语堂应邀为友人吴曙天编著的《翻译论》作序，他总结了近百年来的翻译现状，结合自己的翻译心得，洋洋洒洒写成了近万言的序言——《论翻译》。在这篇序言中，他在中国翻译界第一个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译者要做一个翻译家，而不是仅仅满足做一个翻译匠。

要把翻译当做一门艺术，对译者就必须有严格的要求。林语堂认为译者需做到三条：一是对原文内容有透彻的了解；二是有相当的国文水平，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三是有正确的翻译标准。在他看来，以前关于翻译问题的论述文章，大多泛论译法，或单论译名，基本上是个人的经验介绍，没有从根本上作学理的剖析。因此林语堂提出：讨论翻译必须研究其文字及心理问题，翻译是译者的语言文字及心理的问题。可以说，林语堂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个最明确地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理论之基础的人。

正是基于此，他提出了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通顺、美。这虽然比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晚了些，内容也基本一致，但仔细比较一下还是有区别的，特别是“雅”和“美”之间。最关键的是，他从另一角度将这三重标准定位为翻译者的三种责任，即译者对原著的责任、对读者的责任、对艺术的责任。三个责任俱备者，可以称作真正的翻译家。此外，他还总结前人的翻译方法，指出：翻译只能是以句为主体的“句译”，而不是以字为主体的“字译”。他还提出了“忠实标准”的四义：非字译、须传神、非绝对、须通顺。对于通顺标准，他认为要做到两点：“第一，须以句为本位；第二，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而关于美的标准，他认为：“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一方面须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将其工作当做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使翻译成为美术的一种。”尤其是翻译文学作品，更“不可不注意于文字之美的问题”。

当然，他的翻译成就并不仅仅在此。他的一位朋友曾对他开玩笑说：你最大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这话不无道理。林语堂对此颇为自得，做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并请梁启超手录此联，挂在自己那所有不为斋的墙壁上。这是林氏书房里最重要的装饰。

林语堂翻译独特的地方，就是先彻底消化要翻译的文章，然后夹叙夹议，用自己的创意呈现给读者，如此既能抓住原文的形式和精神，又让一般的西方读者容易了解。他的这种翻译风格完美地体现在了《论语》的翻译上。《论语》有许多英译本，但林语堂的做法与众不同。首先是书名，他将《论语》译作《孔子的智慧》，这就把抽象的符号形象化了。其次，他不从“学而时习之”开始逐字逐句翻译，而是将整本书分门别类地重新编排，分了很多小题目，如孔子的感情生活、孔子的谈话风格、孔子论君子和小人、孔子论政治、孔子论教育，等等。另加几篇介绍孔子的身世、摘译《礼记》中的《中庸》、《大学》和《孟子》的有关篇章，从而形成一本合乎逻辑、有头有尾、有说理有故事、可读性极强的书。西方读者从中感受到孔子是个有血有肉的人，领悟到儒家学说几千年来如何慢慢深入中国人心的。

他翻译老子的《道德经》，译名为《老子的智慧》，在透彻准确地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通篇利用自由诗体的风格，把文辞奥博、语义精微，连中国的读书人都认为高深莫测、难以言传的老子五千言，译得行云流水、明白晓畅。

如果说《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著作侧重于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的话，那么林语堂向西方介绍中国人生活的著作，当首推《京华烟云》，这部作品使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1938年8月，林语堂寓居巴黎，打算将《红楼梦》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但因故未能译成。此时他突发奇想，为何不仿照《红楼梦》的结构，写一部反映当代中国老百姓生活的长篇小说，使西方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呢？于是他用一年的时间，以英文创作了《京华烟云》。

《京华烟云》讲述了北平曾、姚、牛三大家族，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三十多年间的悲欢离合及恩怨情仇。读者从中看到了辛亥革命、清朝覆亡、袁世凯篡国、张勋复辟、直奉大战、军阀割据、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笔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等等，全景式地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通篇没有一个坏人，旧式小姐恬淡而充实的生活，犹如一幅美到静谧的水墨画，充满了浓郁的中国风味。

它最大的贡献，是把中国介绍给西方，使西方人了解中国，读懂中国。可以这样说，几十本泛泛介绍中国的书，不如一本地道描写中国的书来得有效。前者犹如从门外伸头看中国社会，而后者却如同请你进去，随处散步，领赏景致，同中国人一起过日子，一起欢快、一起愤怒。

《京华烟云》自1939年底在美国出版后，短短六个月内就行销五万余册，美国《时代》周刊称其“极有可能成为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经典作品”。

林语堂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方面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并不单纯靠文字的精湛，更是基于他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和自己独特的见解。他的作品强烈表现出对祖国和祖国文化的依恋，他不仅介绍中国的哲学，还广泛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民俗等等。与此同时，他还常到各处演讲，宣扬中国文化，为推动西方了解中国和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成就。

他用英语创作的一系列作品，轰动欧美文坛，影响深远，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其中有的被选为教材，有的被政府高层作为了解中国之必读，一直被视作阐述东方文化的权威著作。许多外国人在提到中国文化与思想时，古代是孑L子，现代则是林语堂，这足可见他的作品对沟通中西文化、促进双方彼此了解的影响。1975年11月，在国际笔会41届大会上，林语堂当选为国际笔会副会长，同时，他的《京华烟云》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在海外的这段时间，林语堂本人就象征着“翻译”，他的一言一语、举手投足都可以看做翻译的化身。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林语堂的翻译，不仅是文字上的功夫，而是通过人际关系做多样性的活动，把中国人的情感、思想、生活辗转传给西方读者。他不愧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P120-123

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中，曾经有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一方面扮演了现代普罗米修斯的角色，从西方获取现代文明和文学的火种，使得正处于衰落之中的中国文化和文学，获得了新的变革动力。另一方面，他们也尽力把我们悠久的文化绍介到西方，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这就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翻译家群体，一个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群体，一个应该被载入历史光荣史册的群体，一个不应被忘却和忽略的群体。

可惜，很久以来，除了从一些翻译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名字，以往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却相对忽视了他们的地位，在谈到中西文化大交流时，常常是对输入的思想文化内容给予更多的关注，而那些默默无闻的翻译者们，那些文明火种的输送者和中外文化的交流者，却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

有鉴于此，我们尝试编写本书，给那些曾经给国人带来文明火种的这个群体，描绘一个大致的图景，让他们的名字重新赢得世人的应有的关注。同时建议读者思考，在今天我们逐渐融人世界文化大家庭的过程中，又该怎样珍惜那些成果并发扬光大。

近代以来的翻译家群体自然人数众多，所以合理的选择就非常必要。考虑到历史影响和今天读者的兴趣以及我们的文学专业等因素，我们最终决定选择了12位翻译家，他们都耕耘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更特别以文学翻译见长。编写过程中，有一位莎士比亚作品翻译大家——朱生豪，虽然较早就进入我们的视野，却由于某些客观原因，最终没有能够编人本书，对此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只好希望以后’有机会加以弥补。这是我们首先要说明的一点。

其次，在体例和具体内容的安排上，也有很多问题。因为本书不是翻译史，也不是每个翻译家的生平传记集合，而是试图从“翻译”这个关键词引申开来，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介绍他们的翻译特色、历史功绩以及他们为此而付出的艰辛劳动。所以，我们最终选择以傅雷先生打头，试图以他为中心，扩展到与他同时代的翻译家群体，最后再上溯到19、20世纪之交那几位最早大规模绍介外来文化于国人的先哲——严复、林纾等。我们的想法是，尽量以点带面，给读者一个近于全景式的描绘，同时又有对于具体翻译家事业和翻译特色的描写，并对某些最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给予简单的评述，让读者对翻译这一特殊的工作有更清晰的理解，并最终获得对20世纪的那些伟大的翻译家的敬重和怀念。

第三，本书在编写时，必然要借鉴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和前人整理的研究资料，有些为了增加可读性而经过了改写。为此，除了对有关作者表示我们的谢意并尽量在书中标明出处外，也一并在此特别说明。不过，由于各章的撰写者所使用材料来源不一，有些材料的使用可能不够规范，个别引文的出处也可能不够准确或者有所遗漏，在此除了向有关作者表示我们的歉意之外，也是要特别说明的。

最后，有必要说一下本书的编写过程：本书的提纲由刘克敌和李酉宏共同商定，初稿的写作先后有李酉宏、刘克敌、齐瑞成、王利和陶晓佳等人参加，所有初稿经刘克敌统一进行必要的修改润色，并最后定稿。由于时间关系，某些改动没有来得及征求初稿写作者的意见，谨在此表示歉意。

在翻译作品质量似乎不够理想的今天，本书虽然粗陋，但还是希望能够给喜爱翻译文学的读者一点小小的惊喜，同时给世人一点启示。倘如此，吾愿足矣。

2008年9月于西子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