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地上之人，一身的尘土。某些与凡尘俗世更近的人物，我感觉能设身处地，进入他们内心。但这样罕有的灵魂，我没有办法替他设想，只能仰慕他的光辉。
如其所愿，拉里被卷进了喧阗的人间熔炉。
他太谦虚了，不会去做别人的榜样。但或许会有几个踌躇不定的灵魂被他吸引，像飞蛾被引向烛光，最后也拥有他那个煜煜生辉的信念：终极的满足只在精神生活中。
拉里·达雷尔将精神世界看得高于一切，穷尽所有追索终极答案。他放弃了优越的物质生活，离经叛道，内里却是一个得到了充分发展的美国年轻人，在现实中敢于选择，在思想上有自由。在寻求精神启蒙和浪游的旅程中，拉里遇到了毛姆创造的蕞出色的一些人物——艾略特·坦普尔顿，旧欧洲的精神遗老，浮华世界中可笑的势利鬼，但慷慨和善良起来也让人不可思议；伊莎贝尔·布拉德利，拉里的未婚妻，她在爱情和财富之间的选择将影响她的一生……在二十世纪明亮与阴霾交织的时代，众人依照各自的秉性与价值活着，最后也在人世浮沉中各得其所。毛姆本人在故事中徘徊，观察笔下人物与命运的较量，将一个求道的故事完美地安放在扰攘的现实一旁。

陈以侃，1985年出生于浙江嘉善，自由译者、书评人。曾在上海交大和复旦学习英文。2012至2015年在上海译文担任编辑。译有《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毛姆短篇小说全集》《撒丁岛》《寻找邓巴》《致愤青》等。评论见于《上海书评》《单读》《鲤》《三联生活周刊》《书城》《外国文艺》等。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曾说：“当人英勇地面对着世界的疯狂时，他那非凡的勇气中有一种美远胜于艺术之美。”
这个我们最世故的小说家，却孜孜不倦地为世界收藏那些罕有的、灯塔般的灵魂。《刀锋》的拉里·达雷尔是其中最撩人心魄的一个。
“《刀锋(精)》从故事构思、人物塑造、场景描摹到叙事调性，都堪称毛姆的巅峰之作。”（著名评论家、毛姆权威传记家赛琳娜·黑斯廷斯）。
青年翻译家、文学评论人、豆瓣9.0分高口碑译者陈以侃全新译本。资深“毛迷”力荐，布面精装典藏。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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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任何一部小说，动笔时从来没有像这样疑虑重重。称之为小说，只因为想不到别的叫法。这里面没有多少故事要讲，结尾既无人离世，也不是一场婚礼。人一死，万事皆休，用来了结整个故事很有概括性；用结婚收尾也很妥当，见多识广的读者一听这种所谓的大团圆结局，就要皱眉头，其实大可不必。普通人总有这样一种自然反应，觉得一旦结了婚，剩下的事就没什么好讲了；这种反应很有道理。男人女人，不管之前如何跌宕起伏，既然终成眷属，生物意义上尽了自己的责任，兴趣自然就转移到了下一代人身上。但我没有给读者这样安心的终局。这本书，写的是我对某个男子的回忆，与他偶尔有面对面的接触，可每次都相隔很久，其间他经历了怎样的生活，我其实不太了解。若用想象去填补空缺，应该不至于太牵强，多少能让我的叙事前后连贯些，但我无意做这样的事。我只想把我自己确知的情况落于文字。
很多年前我写了一部小说，叫《月亮与六便士》，里面我拿了一个很有名的画家保罗·高更当主角，其实我对他所知寥寥，但凭着小说家的特权，我根据那些讯息发明了一些情节来展现人物性格。这本书里，我完全没有做类似的事情，没有凭空创造任何东西。有些人物，现实中还在世，为了不让他们尴尬，我自己造了些名字，也在别的地方花了不少心思，只为了让读者认不出他们。我写的那个男子不是名人，他也可能永远不会出名。等他的生命终于完结之时，或许他在世间踏过，也只像石子投入河中，不会在水面留下什么痕迹。那么我的这本书，要是真有人读的话，也只因为它自身有几分趣味而已。但他给自己选的生活方式，他性情中独有的坚韧和美好，影响或许会越来越深远，于是在他离世多年之后，后人会意识到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曾活在这世间。到了那时，或许大家会明了我在这本书里写的是谁，而那些想要了解一点他早年生活的人，也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他们想看的东西。我想，这本书纵然有明显的缺憾与不足，可对于要给我那位朋友作传的后来者，终究可以提供不少有用的材料。
我自然知道书里的对话不是逐字逐句的记录稿，那些场合中，谁和谁说了什么，我从来没有做过笔记，但我记性尚可，这些对话虽然是我重写的，我还是相信，它们忠实呈现了当时那些人所要表达的意思。就在刚才，我说我没有凭空创造任何东西；现在要略微修正一下。自从希罗多德开始，历史学家就有这样的自由，可以把言谈放入人物的口中，我这里也是如此，很多话是我没有听到，也不可能听到的。我这样做的缘由也跟历史学家一样，有些场面，若只是叙述，总少了几分鲜活和逼真。我想要大家读我的书，而尽力把故事写得好读些，应该不算什么过错。聪明的读者一看便知，哪些地方是我用了上述手法拟作的，他若是认为这不足取，自然也是读者的自由。
开写这部小说时，还有一个理由让我颇有顾虑，那就是里面要处理的大多是美国人。了解一个人本就极为不易，我一向有个观点，除了自己的同胞，我们是无法真正认识一个人的。男男女女都不只是他们自己，还是他出生的地方、他学步的公寓或农场、孩童时玩的游戏、老人家的迷信说法、吃的食物、上的学堂、关注的运动、记诵的诗人，还有他们信仰的神。所有这些东西构成了一个人，而这些东西，你靠道听途说是懂不了的，你只有实实在在地经历过它们，才能懂得。你得是他们，才能懂得他们。而你只能通过观察去了解一个外国人，要在纸面上让他们有血有肉是很难的。即使目光如炬、心思细腻如亨利·詹姆斯，他写的英国人，也从来没有一个从骨子里让人感觉是完完全全的英国人，而他可是在英格兰住了四十年。拿我自己来说，除了某几个短篇小说，我一般只写我自己的同胞，而之所以在短篇里没有完全恪守这一准则，那是因为短篇小说可以更简明扼要地写人。你给读者一些粗略的讯息，他们能自己填补细节。读者或许要问，既然把保罗·高更都改成了英国人，这本书为何就不能改呢？回答很简单：没法改。他们若不是美国人，就不会是他们这样了。我也没有那样的幻觉，自以为把他们写成了美国人心目中的自己，他们只是一双英国眼睛里看出的美国人而已。我也没有刻意复制美国人说话的特色。英国作家做这种事，总是乱七八糟的，就像美国作家要呈现英格兰那个岛上的英语，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们很难绕过俚语这个大陷阱。亨利·詹姆斯写英国故事，不停讲着英国俗话，但英国人又几乎从来不是这么讲的，他想让文字有种口语的感觉，但很多时候只是让英国读者一怔，微微有些出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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