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草家族》是作者莫言肆意挥洒他的奇崛想象力的长篇小说，堪称汉语文学中将荒诞魔幻发展到极致的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充分体现莫言的世界哲学的作品。小说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描写了生活在贫瘠而又富饶的土地上的祖先们与大自然的关系。历史与现实，人为与自然，视觉、味觉、触觉与魔幻荒诞的想象，浓墨重彩与天马行空的抒写，在这部作品中浑然一体，令人惊叹。

《食草家族》是作者莫言1987至1989年创作的一部肆意挥洒奇崛想象的作品，被誉为当代汉语文学中将荒诞与魔幻发展到极致的长篇力作，同时也是一部充分表达莫言“食草哲学”、对大自然的敬畏与膜拜、对性爱与暴力的看法的作品。

《食草家族》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描写生活在贫瘠而富饶的土地上的世世代代人们与大自然的关系。历史与现实，人文与自然，视觉、味觉、触觉与魔幻荒诞的想象，浓墨重彩的细节与天马行空的抒写，在这部奇特的作品中达到浑然一体的融合。小说由五个中篇长度的故事和一个短篇故事组成，每个故事在形式上各自独立，但是内在精神上却互为一体。

作者的话

第一梦 红蝗

第二梦 玫瑰玫瑰香气扑鼻

第三梦 生蹼的祖先们

第四梦 复仇记

第五梦 二姑随后就到

第六梦 马驹横穿沼泽

圆梦——代后记

第二天凌晨太阳升起前约有十至十五分钟光景，我行走在故乡一片尚未开垦的荒地上。初夏老春，残冬和初春的记忆淡漠。荒地上杂草丛生，草黑绿、结实、枯瘦。轻盈的薄雾迅速消逝着。尽管有雾，但空气还是异常干燥。当一双穿着牛皮凉鞋和另一双穿着羊皮凉鞋的脚无情地践踏着生命力极端顽强的野草时，我正在心里思念着一个打过我两个耳光的女人。

我百思难解她为什么要打我，因为我和她素不相识。她打我之前五十分钟我在京城的“太平洋冷饮店”北边的树阴下逐一观赏着挂在树杈上的鸟笼子和笼子里的画眉。鸟笼子大同小异，画眉也大同小异。画眉在恼怒的鸣叫过程中从不进食和排泄，当然更加无法交配。这是我自从开春以来一直坚持观察画眉得出的结论。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我一得闲空就从“太平洋冷饮店”前面那条铺着八角形水泥板、两边栽满火红色鸡冠花的小路上疾走过，直奔那些挂在树杈上的画眉们。我知道我的皮鞋后跟上的铁钉子敲叩着路面发出清脆的响声，我知道几十年前、几百年前，骡马的蹄铁敲打我的故乡高密县城里那条青石条铺成的官道时，曾经发出过更加清脆的响声。我一直迷恋着蹄铁敲击石头发出的美妙的音乐。几年前的一个深夜里，一辆夜间进城的马车从我居住的高楼前的马路上匆匆跑过，我非常兴奋，在床上折身坐起，聆听着夜间愈显响亮的马蹄声。马蹄声声声入耳，几乎穿透我的心。当马蹄声要消逝时，头上十五层的高楼里，似乎每个房间里都响起森林之兽的吼叫声。那个腿有残疾的姑娘，从动物园里录来各种动物的叫声，合成一盘录音带，翻来覆去地放。我在楼道的出口经常碰到她，她的眼神如河马的眼神一样流露着追思热带河流与沼泽的神秘光芒。城市飞速膨胀，马蹄被挤得愈来愈远，蝗虫一样的人和汽车充塞满了城市的每个角落，“太平洋冷饮店”后边的水泥管道里每天夜里都填塞着奇形怪状的动物。我预感到，总有一天我会被挤进这条幽暗的水泥管道里去。

我是今年的三月七号开始去树阴下看画眉的，那天，与我们学校毗邻的农科院蝗虫防治研究所灰色高墙外的迎春花在暖洋洋的小春风里怒放了几万朵，满枝条温柔娇嫩的黄花，空气里洋溢着淡淡的幽香，灰墙外生气蓬勃，众多的游男浪女，都站在高墙外看花。起初，我听说迎春花开了也是准备去看花的，但我刚一出门，就看到一个我认识的教授扶着一个我认识的女学生细长的腰在黑森森的冬青树丛中漫步。教授满头白发，女学生像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花，谁也没注意他和她，因为他像父亲，她像女儿。他和她也是去看迎春花的，我不愿尾随他们，也不愿超越他们。我走上了“太平洋冷饮店”外边那条铺了八角水泥板的小路。

三月七号是我的生日，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这个日子之所以伟大当然不是因为我的出生，我他妈的算什么，我清楚地知道我不过是一根在社会的直肠里蠕动的大便，尽管我是和名列仙班的治蝗专家刘猛将军同一天生日，也无法改变大便本质。

走在水泥小径上，突然想到，教授给我们讲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时银发飘动，瘦长的头颅晃动着，画着半圆的弧。教授说他挚爱他的与他患难相共的妻子，把漂亮的女人看得跟行尸走肉差不多。那时我们还年轻，我们对这位衣冠灿烂的教授肃然起敬。

我还是往那边瞟了一眼，教授和女学生不见了。看花的人站成一道黑墙壁，把迎春花遮没了。我的鞋钉与路面敲击发出橐橐的响声，往事忽然像潮水一样翻卷，我知道，即使现在不离开这座城市，将来也要离开这座城市，就像大便迟早要被肛门排挤出来一样，何况我已经基本上被排挤出来。我把人与大便摆到同等位置上之后，教授和女学生带给我的不愉快情绪便立刻淡化，化成一股屁一样的轻烟。

我用力踏着八角水泥坨子路，震耳的马蹄声、遥远的马蹄声仿佛从地下升起，潮湿的草原上植物繁多，不远处的马路上，各色汽车连成一条多节的龙，我听不到它们的声音。我听着马蹄声奔向画眉声。  起初，遛画眉的老头子们对我很不放心，因为我是直盯着画眉去的，连自己的脚都忘记了。老头子们生怕我吃了他们的画眉鸟。

画眉鸟见了我的脸，在笼子里上蹿下跳，好像他乡遇故交一样。并不是所有的画眉都上蹿下跳，在最边角上挂着的那只画眉就不上蹿下跳。别的画眉上蹿下跳时，它却站在笼中横杠上，缩着颈，蓬松着火红色的羽毛，斜着眼看笼子的栅栏和栅栏外的被分隔成条条框框的世界。P3-5

大约是两年前，《长篇小说选刊》创刊，让我写几句话，推辞不过，斗胆写道：“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

所谓长度，自然是指小说的篇幅。没有二十万字以上的篇幅，长篇小说就缺少应有的威严。就像金钱豹子，虽然也勇猛，虽然也剽悍，但终因体形稍逊，难成山中之王。我当然知道许多篇幅不长的小说其力量和价值都胜过某些臃肿的长篇，我当然也知道许多篇幅不长的小说已经成为经典，但那种犹如长江大河般的波澜壮阔之美，却是那些精巧的篇什所不具备的。长篇就是要长，不长算什么长篇？要把长篇写长，当然很不容易。我们惯常听到的是把长篇写短的呼吁，我却在这里呼吁：长篇就是要往长里写!当然，把长篇写长，并不是事件和字数的累加，而是一种胸中的大气象，一种艺术的大营造。那些能够营造精致的江南园林的建筑师，那些在假山上盖小亭子的建筑师，当然也很了不起，但他们大概营造不来故宫和金字塔，更主持不了万里长城那样的浩大工程。这如同战争中，有的人，指挥一个团，可能非常出色，但给他一个军，一个兵团，就乱了阵脚。将才就是将才，帅才就是帅才，而帅才大都不是从行伍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当然，不能简单地把写长篇小说的称作帅才，更不敢把写短篇小说的贬为将才。比喻都是笨拙的，请原谅。

一个善写长篇小说的作家，并不一定非要走短——中——长的道路，尽管许多作家包括我自己走的都是这样的道路。许多伟大的长篇小说作者，一开始上手就是长篇巨著，譬如曹雪芹、罗贯中等。我认为一个作家能够写出并且能够写好长篇小说，关键的是要具有“长篇胸怀”。“长篇胸怀”者，胸中有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之谓也。要有粗砺莽荡之气，要有容纳百川之涵。所谓大家手笔，正是胸中之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的外在表现也。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感悟——这些都是“长篇胸怀”之内涵也。

大苦闷、大抱负、大精神、大感悟，都不必展开来说，我只想就“大悲悯”多说几句。近几年来，“悲悯情怀”已成时髦话语，就像前几年“终极关怀”成为时髦话语一样。我自然也知道悲悯是好东西，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那种刚吃完红烧乳鸽，又赶紧给一只翅膀受伤的鸽子包扎的悲悯；不是苏联战争片中和好莱坞大片中那种模式化的、煽情的悲悯；不是那种全社会为一只生病的熊猫献爱心、但置无数因为无钱而在家等死的人于不顾的悲悯。悲悯不仅仅是“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让你打”，悲悯也不仅仅是在苦难中保持善心和优雅姿态，悲悯不是见到血就晕过去或者是高喊着“我要晕过去了”，悲悯更不是要回避罪恶和肮脏。《圣经》是悲悯的经典，但那里边也不乏血肉模糊的场面。佛教是大悲悯之教，但那里也有地狱和令人发指的酷刑。如果悲悯是把人类的邪恶和丑陋掩盖起来，那这样的悲悯和伪善是一回事。《金瓶梅》素负恶名，但有见地的批评家却说那是一部悲悯之书。这才是中国式的悲悯，这才是建立在中国的哲学、宗教基础上的悲悯，而不是建立在西方哲学和西方宗教基础上的悲悯。长篇小说是包罗万象的庞大文体，这里边有羊羔也有小鸟，有狮子也有鳄鱼。你不能因为狮子吃了羊羔或者鳄鱼吞了小鸟就说它们不悲悯。你不能因为它们捕杀猎物时展现了高度技巧、获得猎物时喜气洋洋就说他们残忍。只有羊羔和小鸟的世界不成世界；只有好人的小说不是小说。即便是羊羔，也要吃青草；即便是小鸟，也要吃昆虫；即便是好人，也有恶念头。站在高一点的角度往下看，好人和坏人，都是可怜的人。小悲悯只同情好人，大悲悯不但同情好人，而且也同情恶人。

编造一个苦难故事，对于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来说，不算什么难事，但那种非在苦难中煎熬过的人才可能有的命运感，那种建立在人性无法克服的弱点基础上的悲悯，却不是能够凭借才华编造出来的。描写政治、战争、灾荒、疾病、意外事件等外部原因带给人的苦难，把诸多苦难加诸弱小善良之身，让黄鼠狼单咬病鸭子，这是煽情催泪影视剧的老套路，但不是悲悯，更不是大悲悯。只描写别人留给自己的伤痕，不描写自己留给别人的伤痕，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揭示别人心中的恶，不袒露自我心中的恶，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

关于悲悯的话题，本该就此打住，但总觉言犹未尽。请允许我引用南方某著名晚报的一个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出身的总编辑退休之后在自家报纸上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也许会使我们对悲悯问题有新的认识。这篇文章的题目叫《难忘的毙敌场面》，全文如下：中外古今的战争都是残酷的。在激烈斗争的战场上讲人道主义，全属书生之谈。特别在对敌斗争的特殊情况下，更是如此。下面讲述一个令我毕生难忘的毙敌场面，也许会使和平时期的年轻人，听后毛骨悚然，但在当年，我却以平常的心态对待。然而，这个记忆，仍使我毕生难忘。

1945年7月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顽军152师所属一个大队，瞅住这个有利时机，向“北支”驻地大镇等处发动疯狂进攻，我军被迫后撤到驻地附近山上。后撤前，我军将大镇潜伏的顽军侦察员(即国民党特务)四人抓走。其中有个特务是以当地医生的面目出现的。抓走时，全部用黑布蒙住眼睛(避免他们知道我军撤走的路线)，同时绑着双手，还用一条草绳把四个家伙“串”起来走路。由于敌情紧急，四面受敢，还要被迫背着这四个活包袱踯躅行进，万一双方交火，这四个“老特”便可能溜走了。北江支队长邬强当即示意大队长郑伟灵，把他们统统处决。

郑伟灵考虑到枪毙他们，一来浪费子弹，二来会惊动附近敌人，便决定用刺刀全部把他们捅死。但这是很费力，也是极其残酷的。但在郑伟灵眼里看来，也不过是个“小儿科”。当部队撤到英德东乡同乐街西南面的山边时，他先呼喝第一个蒙面的敌特俯卧地上，然后用锄头、刺刀把他解决了。

为了争取最后机会套取敌特情报，我严厉地审问其中一个敌特，要他立即交代问题。其间，他听到同伙中“先行者”的惨叫后，已经全身发抖，无法言语。我光火了，狠狠地向他脸上掴了一巴掌。另一个敌特随着也狂叫起来，乱奔乱窜摔倒在地上。郑伟灵继续如法炮制，把另外三个敌特也照样处死了。我虽首次看到这个血淋淋的场面，但却毫不动容，可见在敌我双方残酷的厮杀中，感情的色彩也跟着改变了。

事隔数十年后，我曾问郑伟灵，你一生杀过多少敌人？他说：百多个啦。原来，他还曾用日本军刀杀了六个敌特，但这是后话了。

读完这篇文章，我才感到我们过去那些描写战争的小说和电影，是多么虚伪和虚假。这篇文章的作者，许多南方的文坛朋友都认识，他到了晚年，是一个慈祥的爷爷，是一个关心下属的领导，口碑很好。我相信他文中提到的郑伟灵，也不会是凶神恶煞模样，但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他们是真正的杀人不眨眼。但我们有理由谴责他们吗？那个杀了一百多人的郑伟灵，肯定是得过无数奖章的英雄，但我们能说他不“悲悯”吗？可见，悲悯，是有条件的；悲悯，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不是书生的臆想。

一味强调长篇之长，很容易招致现成的反驳，鲁迅、沈从文、张爱玲、汪曾棋、契诃夫、博尔赫斯，都是现成的例子。我当然不否认上列作家都是优秀的或者是伟大的作家，但他们不是列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乔伊斯、普鲁斯特那样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里没有上述这些作家的煌煌巨作里所具有的那种波澜壮阔的浩瀚景象，这大概也是不争的事实。

长篇越来越短，与流行有关，与印刷与包装有关，与利益有关，与浮躁心态有关，也与那些盗版影碟有关。从苦难的生活中(这里的苦难并不仅仅是指物质生活的贫困，而更多是一种精神的苦难)和个人性格缺陷导致的悲剧中获得创作资源可以写出大作品，而从盗版影碟中攫取创作资源，大概只能写出背离中国经验和中国感受的也许是精致的小玩意儿。也许会有人说，在当今这个时代，太长的小说谁人要看？其实，要看的人，再长也看；不看的人，再短也不看。长，不是影响那些优秀读者的根本原因。当然，好是长的前提，只有长度，就像老祖母的裹脚布一样，当然不好；但假如是一匹绣着《清明上河图》那样精美图案的锦缎，长就是好了。

长不是抻面，不是注水，不是吹气，不是泡沫，不是通心粉，不是灯心草，不是纸老虎；长是真家伙，是仙鹤之腿，不得不长，是不长不行的长，是必须这样长的长。万里长城，你为什么这样长？是背后壮阔的江山社稷要它这样长。

长篇小说的密度，是指密集的事件，密集的人物，密集的思想。思想之潮汹涌澎湃，裹挟着事件、人物，排山倒海而来，让人目不暇接，不是那种用几句话就能说清的小说。

密集的事件当然不是事件的简单罗列，当然不是流水账。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对这样的长篇小说同样适用。

密集的人物当然不是沙丁鱼罐头式的密集，而是依然要个个鲜活、人人不同。一部好的长篇小说，主要人物应该能够进入文学人物的画廊，即便是次要人物，也应该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而不是为了解决作家的叙述困难而拉来凑数的道具。

密集的思想，是指多种思想的冲突和绞杀。如果一部小说只有所谓的正确思想，只有所谓的善与高尚，或者只有简单的、公式化的善恶对立，那这部小说的价值就值得怀疑。那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小说很可能是一个思想反动的作家写的。那些具有哲学思维的小说，大概都不是哲学家写的。好的长篇应该是“众声喧哗”，应该是多义多解，很多情况下应该与作家的主观意图背道而驰。在善与恶之间，美与丑之间，爱与恨之间，应该有一个模糊地带，而这里也许正是小说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也可以说，具有密度的长篇小说，应该是可以被一代代人误读的小说。这里的误读当然是针对着作家的主观意图而言。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被误读。一部作家的主观意图和读者的读后感觉吻合了的小说，可能是一本畅销书，但不会是一部“伟大的小说”。

长篇小说的难度，是指艺术上的原创性，原创的总是陌生的，总是要求读者动点脑子的，总是要比阅读那些轻软滑溜的小说来得痛苦和艰难。难也是指结构上的难，语言上的难，思想上的难。

长篇小说的结构，当然可以平铺直叙，这是那些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家的习惯写法。这也是一种颇为省事的写法。结构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形式，它有时候就是内容。长篇小说的结构是长篇小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家丰沛想象力的表现。好的结构，能够凸现故事的意义，也能够改变故事的单一意义。好的结构，可以超越故事，也可以解构故事。前几年我还说过，“结构就是政治”。如果要理解“结构就是政治”，请看我的《酒国》和《天堂蒜薹之歌》。我们之所以在那些长篇经典作家之后，还可以写作长篇，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在于我们还可以在长篇的结构方面展示才华。

长篇小说的语言之难，当然是指具有鲜明个性的、陌生化的语言。但这陌生化的语言，应该是一种基本驯化的语言，不是故意地用方言土语制造阅读困难。方言土语自然是我们语言的富矿，但如果只局限在小说的对话部分使用方言土语，并希望借此实现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则是一个误区。把方言土语融人叙述语言，才是对语言的真正贡献。

长篇小说的长度、密度和难度，造成了它的庄严气象。它排斥投机取巧，它笨拙，大度，泥沙俱下，没有肉麻和精明，不需献媚和撒娇。

在当今这个时代，读者多追流俗，不愿动脑子。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真正的长篇小说，知音难觅，但知音难觅是正常的。伟大的长篇小说，没有必要像宠物一样遍地打滚，也没有必要像鬣狗一样结群吠叫。它应该是鲸鱼，在深海里，孤独地邀游着，响亮而沉重地呼吸着，波浪翻滚地交配着，血水浩荡地生产着，与成群结队的鲨鱼，保持着足够的距离。

长篇小说不能为了迎合这个煽情的时代而牺牲自己应有的尊严。长篇小说不能为了适应某些读者而缩短自己的长度、减小自己的密度、降低自己的难度。我就是要这么长，就是要这么密，就是要这么难，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不看。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

自一九八七年至现在，一晃就是五年。这期间我写了一些十分清醒的小说，也写了像《食草家族》这样的痴人说梦般的作品。这部作品有六个梦境组成，原名拟为《六梦集》，后改为现名，是尊重了朋友的意见。

虽然本书是断断续续写的，但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完整的长篇。在形式上它们各自独立，但在思想上却是统一的。

“六梦”的结集出版，了却了我个人一桩大事。因为“六梦”是我整个创作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是我自己也难以说清的现象。这实际上是一大堆纠缠着我的问题，是很多无法解决的矛盾。我承认本书中很多思想是混乱不清的，我可能永远解不开这些混乱。这本书里，处处都有我个人的影子，是我把自己切出了一个毫不掩饰的剖面。本书肯定没能给读者提供指导生活的准则，也不会给读者以阅读的快感，这是我深深歉疚的。

不少聪明的评论家从我的“六梦”中读出了一些疯狂的倾向，我想我必须坦率地承认，在创作本书的某些章节时，一种连我自己都感到可怕的情绪经常牢牢地控制着我，使我无法收束自己的笔墨。所以本书也是疯狂与理智挣扎的纪录。所以本书除是一部家族的历史外，也是一个作家的精神历史的一个阶段。所以读者应在批判食草家族历史时，同时批判作家的精神历史，而后者似乎更为重要。

在目前这种形势下，花山文艺出版社肯出版本书，令我感到激动。我能走上文学之路，是与河北文坛上诸多师长与朋友的扶持帮助分不开的，现在当我个人的诸多方面又面临着重重困难的时候，慷慨悲歌的河北又伸出一只厚重的大手扶住了我的腰，他们说：挺住！

是的，我应该挺住，因为我的任务还没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