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文字和思想是非主流的，或称之为另类，但绝非应世而作，它们全都是出自个人的尊贵心灵。它们以各种自我表现的方式，或是自白，或是冥想，或是挑刺刮骨般的生命体验，呈现他对生命、存在等的价值和意义的思考。

本书为作者的文化随笔选集。主要包括思想随笔、文化时评、阅读札记等，入选文章大多发表在大众媒体，已经在读者中间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现代城市是资本主义的摇篮。资本的所有身体部位，都袒露在现代的商业大街上，无论是其华丽精美的头脑，还是其淫荡糜烂的下半身。

镜子是另一种迷宫。它是自我认知的镜像，同时又是自我迷失的虚幻空间。镜子和百科全书有着相似的功能，它们都指向自我复制、增殖和无穷循环。

革命治疗人群社会，医学治疗单个身体。一次彻底的革命往往既关涉肉体，又触及灵魂。

本书内容涉及领域广泛，批判的锋芒毕露，直指整个人文社科领域。文风热烈，浪漫而又繁复多变，同时又将学术思想的严谨性于大众媒体的灵活简约的特征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学和解构性的批判风格。

钟摆，或卡夫卡

窗的梦幻

拱廊街：资本主义的空间寓言

有苏珊·桑塔格的风景

博尔赫斯和他在东方的盲目镜像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搬起萨特砸自己的脚

物之梦与巴什拉的诗学

忧郁的结构

萨德的面具

革命中的医生

疾病的风格与叙事

历史的密码

钟摆，或卡夫卡

前与后

柔韧灵活的脚迈出有力的步子，

在一个小小的圆圈中旋转，

就像力之舞环绕着一个中心，

在中心有一个伟大的意志晕眩。

（里尔克：《豹》）

情况也许是这样的——

这一天，主持弥撒的神甫碰巧患了伤风，他那含糊不清的声音和冗长的教训令人昏昏欲睡。为了掩饰自己的厌倦，年轻的伽利略只好把目光转向教堂大厅的穹顶。一阵和煦的风穿过大厅，吹动了悬挂在大厅中央的吊灯，吊灯摇晃起来。伽利略便开始观察这盏吊灯。灯从左边的高度轻缓地移动，下降，在越过垂线之后，又向右边移动，上升，达到与左边同等的高度，然后，复又向左边摆去。如是反复不已。伽利略久久地盯着摆动的灯，目光追随着左右移动。渐渐地，他仿佛觉得四周的物体乃至整个教堂也都开始晃动起来。他突然感到，一阵不可遏止的强烈的晕眩，像潮水一样弥漫，迅速吞没了他的全部意识——他眼前一黑，晕倒在大厅中央。在短暂的意识丧失之后，这位天才的年轻人开始被这种奇迹般的现象所迷惑。他想知道，是什么力量使他经历了如此强烈的，既令人恐惧又令人快意的晕眩。他狂热地迷恋上了一切摆动之物：小到魔术师行催眠术时所用的小饰物，大到飘浮于宇宙中的星球。然而，他是徒劳的。长时间的观察，结果只是发现了摆的等时性原理。伟大的伽利略直至最终也未能揭开自己的晕眩之谜，却歪打正着，做了一件有益于科学的事。

摆与人的存在之间似乎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人们可以从婴儿时期的摇篮的晃动中，从波涛之上的舟船里，从荡秋千的运动中，经验到摇摆所带来的惶恐抑或欢悦，也可以在长时间地观察一只正在晃动的钟摆的过程中得到乐趣。有时，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只长尾猴，或者一只蝙蝠竟也迷恋地倒悬着身体左右摆动。这种情况确实就出现在卡夫卡的笔下。变成了甲虫的格里高尔·萨姆沙（也称“格里高尔”）就“特别喜欢倒挂在天花板上……而且身体也可以晃来晃去”，更为有趣的是，这种滋味还使他“乐而忘形”，以至于“忘乎所以地松了腿”。由于重力，很不幸，他“直挺挺地掉在地板上了”（卡夫卡：《变形记》）。格里高尔·萨姆沙并不像伽利略那样是一个高明的摆的观察家，他把自己也化作了一只巨大的摆，倒悬在天花板上，并且晃来晃去。这看上去多像一只大钟摆啊！

钟摆确乎是一种奇妙的装置，它驱动着时钟记录永恒流逝的时间，而自己却采取了一种左右摇摆、回复不已的运动形式，但在物理学家看来，摇摆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运动。

运动，是古希腊人最基本的生存体验。任何古希腊人都会把奥林匹克运动场看作自己的真正的生存场所，“无论是小小的黑猩猩，还是伟大的阿契里斯”（卡夫卡：《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运动”会成为古希腊哲学对存在的基本描述。然而，奔跑一直是奥林匹克的最基本的同时也是最荣耀的运动项目，这正合符了赫拉克利特关于物质运动的经典描述：存在以时间的方式，像河流一样向前延伸，永不回头。西方哲学史一直沿用这一运动描述模式。直至近代，黑格尔著名的“螺旋式上升”的说法，只不过是对赫氏之说稍加改造而已。然而，正是这些捷足善跑的古希腊人，同时也创造了伟大的“静”的艺术——雕塑。古希腊雕塑，美在其伟大的静穆中凝固，以至永恒，并不为时间的流逝所销蚀。这似乎又应验了芝诺的名言：飞矢不动。芝诺有一个著名的“运动悖论”：阿契里斯不可能追上乌龟。这是对古希腊的运动神话的反动。它为存在描述了另一番景观：运动便意味着迟缓、拖延。动与静的对立，构成了古希腊哲学，乃至西方哲学在存在论上的巨大紧张。摇摆状态正是动与静的裂隙之间的中间状态。摇摆，也许缓解了动与静之间的冲突，但从根本上说，它本身却是冲突挤压的结果。那个连乌龟也追不上的可怜的英雄阿契里斯却使人想起卡夫卡笔下的K。“他又走起来了，可是路实在很长。”卡夫卡写道，“虽然没有离开城堡，可是也一步没有靠近它”（卡夫卡：《城堡》）。

摇摆，于是成了变为甲虫的格里高尔·萨姆沙所偏爱的一种运动方式，这绝非无缘无故。一种摇摆的经验如此之深地潜伏于人的意识的最深处，如此之严重地被记忆所遗忘，以致只能在睡梦中被唤醒，在动物身上被披露出来。格里高尔·萨姆沙是在睡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变成大甲虫的。“醒”的瞬间宛如一块隔板，把梦境与现实隔成两个空间；又仿佛一条切线，把白昼与黑夜切割成两个世界。而这两个世界又何其相似，如同镜中的物像。意识之摆如此这般地荡过“醒来”的垂线——一切都无可挽回，一切又依旧如故。格里高尔·萨姆沙醒来之后，毋宁说才真正进入了噩梦之中。或许，眼下的情形正是他的一场噩梦，须等他真正觉醒，他又依旧是一位寒碜的推销员，也可以认为，推销员的经历只不过是他的一场梦中的情况。“醒来”时的意识状况与摇摆所带来的晕眩感有着惊人的相似，这种意识的摇摆性的经验，把人类意识的根本状况暴露无遗。睡眠是真正有助于遗忘的。格里高尔也曾想过：“要是再睡一会儿，把这一切晦气事统统忘掉那该多好。”（卡夫卡：《变形记》）然而，恰恰是睡眠，把人的意识引向了最原初的黑暗。“这儿，存在使自身潜入到虚无中。”（利维纳斯：《生存与生存者》）意识与生存世界处于割裂状态，它孤独地回忆起最遥远的记忆，这种记忆，即是通过遗忘而保存的意识最深层的动物性的本能。在卡夫卡那里，“动物主题首先是和觉醒主题联系在一起的”（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卡夫卡确实有描写动物的癖好，他试图从动物身上看出人的本来面目。这似乎是一种意识的“胚胎学”。奇妙的是，在卡夫卡笔下，动物却往往是以理智的面貌出现。甲虫格里高尔·萨姆沙“完全明白自己是唯一多少保持镇静的人”，他还时常提醒自己“最要紧的是保持清醒”（卡夫卡：《变形记》）。一只大型鼠科动物，不仅对自己的境遇有着精确的判断，而且，其明哲也令人吃惊。《变形记》中所描写的人蜕变为动物的过程，在《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中卡夫卡又把它改写成动物蜕变为人的过程。人猿的意识状况与格里高尔·萨姆沙“醒来”时的意识状况有着充分的同构性。只不过两种“变形”正好是逆向的。在动物的形体之下，包藏着人的记忆的递增或递减的全过程。人与动物相距并不遥远。“模仿人是多么容易啊！”——人猿如是说（卡夫卡：《致某科学院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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