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

北京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紧密相连。这里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主要孕育地。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的这段历史，是中国思想革命和民族觉醒的崭新阶段，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深入挖掘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渊源及其内涵，丰富和深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更好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丛书”。

本册讲述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的有力促进下，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北大红楼为主要基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思潮进行交锋论战，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全国广泛传播并与中国革命斗争实际初步结合的过程,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永恒的真理光芒和时代价值。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是市委主管党史研究、宣传教育的工作部门；杨胜群系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主要从事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的著作编辑和生平、思想研究工作；李良，现任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法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共运史专业），高级政工师。

本书作者张卫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曾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著有《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研究》《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等专著4部。

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在欧洲国家蓬勃发展，马克思学说传到了中国，受到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等人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在早期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误读，甚至被曲解，但是却为在黑暗中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逐渐由涓涓细流汇聚成洪波巨流，并形成一种社会思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向。在这个过程中，李大钊、陈独秀等北京大学师生发挥了引领时代潮流的作用。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北京大学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源泉和中心。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是近代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新思潮传入中国后，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并且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原因是多方面的。追根溯源，有两个主要原因是不容忽视的，即合适的历史文化土壤与近代中国的时代需要。首先，中国具有适合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发展的历史文化土壤。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不少内容蕴含朴素的社会主义因素。《礼记·礼运》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a比较具体地反映了古代先贤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并不等于近代社会主义，但是，它描绘出了一种天下为公、互爱互助的社会发展境界，“由这种境界产生的理想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b。千百年来，大同思想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美景，深深影响着中华民族，使人们向往不已。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大同思想与他们所了解的共产主义有一定相似之处。除了大同思想，中国文化中的“君子不患寡而患不均”“均贫富”“有田同耕，有饭同吃”“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思想观念，也对中国人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思想中蕴含着朴素的社会主义因素，体现了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提供了合适的社会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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