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近代文学，不能不知道张爱玲；读张爱玲，不能错过《小团圆》。

《小团圆》是张爱玲浓缩毕生心血的颠峰之作，以一贯嘲讽的细腻工笔，刻画出她最深知的人生素材，余馒不尽的情感铺陈已臻炉火纯青之境，读来时时有被针扎入心的滋味，因为故事中男男女女的矛盾挣扎和颠倒迷乱，正映现了我们心底深处诸般复杂的情结。坠入张爱玲的文字世界，就像她所写的如“混身火烧火辣烫伤了一样”，难以自拔！

九莉还记得她婴儿时期的景象：人来人往的嘈杂声中，有一支白铜汤匙塞进她嘴裹，那股铁腥味真难吃！

这种与生俱来的敏感与惊人的记忆，显然一直留在她的血液裹。从幼年传统家族在新旧世代冲击中的争斗、观念对立的父母笼罩的阴影，到读书时修道院女中千面百样的同学、战时人与人剑拔弩张的紧绷感……点点滴滴的细碎片段，无一不在她生命刻下印记，并开出繁盛的文字。

而就是这种特殊的文采，吸引了邵之雍天天来拜访九莉。他眼中的光采像捧着一满杯的水，他说就算这文章是男人写的，也要去找他，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二十二岁还没谈过恋爱的九莉，觉得这一段时间与生命裹无论什么别的事都不一样，恍如沉浸在金色的永生中，让她不顾一切，即使之雍被说是汉奸、即使他是有妇之夫……

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所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

九莉快三十岁的时候在笔记簿上写道：“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

过三十岁生日那天，夜里在床上看见洋台上的月光，水泥阑干像倒塌了的石碑横卧在那里，浴在晚唐的蓝色的月光中。一千多年前的月色，但是在她三十年已经太多了，墓碑一样沉重的压在心上。

但是她常想著，老了至少有一样好处，用不著考试了，不过仍旧一直做梦梦见大考，总是噩梦。

闹钟都已经闹过了，抽水马桶远远近近隆隆作声，比比与同班生隔著板壁，在枕上一问一答，互相口试，发问的声音很自然，但是一轮到自己回答，马上变成单薄悲哀的小嗓子，逐一报出骨头的名字，惨不忍闻。比比去年留级。

九莉洗了脸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刚才忘了关台灯，乙字式小台灯在窗台上，乳黄色球形玻璃罩还亮著，映在清晨淡灰蓝色的海面上，不知怎么有一种妖异的感觉。她像给针扎了一下，立刻去捻灭了灯。她母亲是个学校迷，她们那时代是有中年妇女上小学的。把此地的章程研究了个透，宿舍只有台灯自备，特为给她在先施公司三块钱买了一只，宁可冒打碎的危险，装在箱子里带了来。欧战出洋去不成，只好改到香港，港币三对一，九莉也觉得这钱花得不值得。其实白花的也已经花了，最是一年补课，由牛津剑桥伦敦三家联合招考的监考人自己教，当然贵得吓死人。

“我先下去了。”她推开西部片酒排式半截百叶门，向比比说。

“你昨天什么时候睡的？”

“我睡得很早。”至少头脑清醒些。

比比在睡袋里掏摸著。她家里在香港住过，知道是亚热带气候，但还是寄了个睡袋来，因为她母亲怕她睡梦中把被窝掀掉了，受凉。她从睡袋理取出一盏灯来，还点得明晃晃的。

“你在被窝里看书？”九莉不懂，这里的宿舍又没有熄灯令。

“不是，昨天晚上冷。”当热水袋用。“嬷嬷要跳脚了，”她笑著说，捻灭了灯，仍旧倒扣在床头铁阑干上。“你预备好了？”

九莉摇头道：“我连笔记都不全。”

“你是真话还是不过这么说？”

“真的。”她看见比比脸上恐惧的微笑，立刻轻飘的说：“及格大概总及格的。”

但是比比知道她不是及格的事。

“我先下去了。”

她拿著钢笔墨水瓶笔记簿下楼。在这橡胶大王子女进的学校里，只有她没有自来水笔，总是一瓶墨水带来带去，非常瞩目。

管理宿舍的修女们在做弥撒，会客室里隔出半间经堂，在楼梯上就听得见喃喃的齐声念拉丁文，使人心里一阵平静，像一汪浅水，水滑如油，浮在呕吐前翻搅的心头，封住了，反而更想吐。修女们的浓可可茶炖好了等著，小厨房门口发出浓烈的香味。她加快脚步，跑下水门汀小楼梯。食堂在地下室。

今天人这么多，一进去先自心惊。几张仿中世纪僧寺粉红假大理石长桌，黑压压的差不多都坐满了。本地学生可以走读，但是有些小姐们还是住宿舍，环境清静，宜于读书。家里太热闹，每人有五六个母亲，都是一字并肩，姐妹相称，香港的大商家都是这样。女儿住读也仍旧三天两天接回去，不光是周末。但是今天全都来了，一个个花枝招展，人声嘈杂。安竹斯先生说的：“几个广东女孩子比几十个北方学生噪音更大。”  九莉像给针扎了一下。

“死啰！死啰！”赛梨坐在椅子上一颠一颠，齐眉的卷发也跟著一蹦一跳，缚著最新型的金色阔条纹塑胶束发带，身穿淡粉红薄呢旗袍，上面印著天蓝色小狗与降落伞。她个子并不小，胸部很发达，但是稚气可掬。“今天死定了！依丽莎白你怎么样？我是等著来攞命了！”

“死啰死啰”嚷成一片。两个槟榔嶼华侨一年生也跟著皱著眉跟著喊“死啰！死啰！”一个捻著胸前挂的小金十字架，捻得团团转，一个急得两手乱洒，但是总不及本港女孩子叫得实大声洪，而又毫无诚意，不会使人误会她们是真不得了。

“嗳，爱玛，讲点一八四八给我听，她们说安竹斯喜欢问一八四八，”赛梨说。

九莉又给针刺了一下。

地下室其实是底层。天气潮湿，山上房子石砌的地基特高，等于每一幢都站在一座假山上。就连这样，底层还是不住人，作汽车间。车间装修了一下，辟作食堂，排门大开，正对著海面。九莉把墨水瓶等等搁在一张桌子上，拣了个面海的座位坐下。饱餐战饭，至少有力气写考卷——每人发一本蓝色簿面薄练习簿。她总要再去领两本，手不停挥写满三本，小指骨节上都磨破了。考英文她可以整本的背《失乐园》，背书谁也背不过中国人。但是外国人不提倡背书，要背要有个藉口，举得出理由来。要逼著教授给从来没给过的分数，叫他不给实在过意不去。

但是今天卷子上写些什么？

死囚吃了最后一餐。绑赴刑场总赶上大晴天，看热闹的特别多。

婀坠一面吃，一面弯着腰看腿上压着的一本大书。她是上海人，但是此地只有英文与广东话是通用的语言，大陆来的也都避免当众说国语或上海话，仿佛有什么瞒人的话，没礼貌。九莉只知道她姓孙，中文名字不知道。

她一抬头看见九莉，便道：“比比呢？”

“我下来的时候大概就快起来了。”

“今天我们谁也不等，”婀坠厉声说，俏丽的三角脸上一双吊梢眼，两鬓高吊，梳得虚笼笼的。

“车佬来了没有？”有人问。

茹璧匆匆走了进来，略一踌躇，才坐到这边桌上。大家都知道她是避免与剑妮一桌。这两个内地转学来的不交谈。九莉也只知道她们的英文名字。茹璧头发剪得很短，面如满月，白里透红，戴着金丝眼镜，胖大身材，经常一件二蓝布旗袍。剑妮是西北人，梳着两只辫子，端秀的鹅蛋脸，苍黄的皮肤使人想起风沙扑面，也是一身二蓝布袍，但是来了几个月之后，买了一件红白椒盐点子二蓝呢大衣，在户内也穿着，吃饭也不脱，自己讽刺的微笑着说：“穿着这件大衣就像维多利亚大学的学生，不穿这件大衣就不像维多利亚大学的学生。”不久，大衣上也发出深浓的蒜味，挂在衣钩上都闻得见，来源非常神秘。修女们做的虽然是法国乡下菜，顾到多数人的避忌，并不搁蒜。剑妮也从来不自己买东西吃。

她虽然省俭，自己订了份报纸，宿合里只有英文《南华晨报》。茹璧也订了份报，每天放学回来都急于看报。剑妮有时候看得拍桌子，跳起来脚蹬在椅子上，一拍膝盖大声笑叹，也不知道是丢了还是收复了什么地方，听地名仿佛打到湖南了。她那动作声口倒像有些老先生们。她常说她父亲要她到这安静的环境里用心念书，也许是受她父亲的影响。

有一天散了学，九莉与比比懒得上楼去，在食堂里等着开饭。广东修女特瑞丝支着烫衣板在烫衣服。比比将花布茶壶棉套子戴在头上，权充拿破伦式军帽，手指着特瑞丝，唱吉尔柏作词，瑟利文作曲的歌剧：“大胆的小贱人，且慢妄想联姻。”(“Refrain，audacious tart，your suit from pressing.”)原文双关，不许她烫衣服，正磨着她上楼去点浴缸上的煤气炉子烧水。特瑞丝赶着她叫“阿比比，阿比比，”——此外只有修道院从孤儿院派来打杂的女孩子玛丽，她叫她“阿玛丽”——嘁嘁喳喳低声托比比代问茹璧婀坠可要她洗烫，她赚两个私房钱，用来买圣像画片，买衣料给小型圣母像做斗篷。她细高个子，脸黄黄的，戴着黑边眼镜。

比比告诉九莉她收集了许多画片。

“她快乐，”比比用卫护的口吻说。“她知道一切都有人照应，自己不用担心。进修道院不容易，要先付一笔嫁妆，她们算是嫁给耶稣了。”

她催比比当场代问茹璧，但是终于上楼去向亨利嬷嬷要钥匙烧洗澡水。比比跟着也上去了。

九莉在看小说，无意中眼光掠过剑妮的报纸，她就笑着分了张给她，推了过来。

九莉有点不好意思，像夸口似的笑道：“我不看报，看报只看电影广告。”

剑妮微笑着没作声。

P18-24

我身为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执行人，一直都有在大学、书店等不同场所举办关于张爱玲的讲座。每次总有人问我那部未刊小说《小团圆》的状况，甚至连访问我的记者也没有例外。要回应这些提问，我总会征引张爱玲在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二日给我父母写的信——随信还附上了遗嘱正本——其中她曾说：

“还有钱剩下的话，我想用在我的作品上，例如请高手译。没出版的出版，如关于林彪的一篇英文的，虽然早已明日黄花。(《小团圆》小说要销毁。)这些我没细想，过天再说了。”

这里要指出一份遗嘱是法律文件，但一封普通信件不是，为何还要“细想”与“再说”？据我所知，这讨论从未出现过。一九九五年九月，张爱玲去世，而她所有财产都留给我父母。我父亲宋淇(Stephen Soong)当时身体欠佳，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亦去世了。我母亲宋邝文美(Mae Fong Soong)则迟迟没决定《小团圆》的去向，患得患失，只把手稿搁在一旁。到了二○○七年十一月，我母亲逝世，而《小团圆》的事就要由我决定了。

于是我总会问我那些听众，究竟应否尊重张爱玲本人的要求而把手稿付之一炬呢？他们亦总是异口同声地反对。当中必然有些人会举出Max Brod和Kafka作例子：若Max Brod遵照朋友的吩咐，世界便会失去了Kafka的作品。很明显，假如我按张爱玲的指示把《小团圆》毁掉，我肯定会跟Max Brod形成一个惨烈的对照，因而名留青史。当然我也不一定要服从民主投票，因为大众可能只是喜欢八卦爆料。

我明白一定要很谨慎地下决定。张爱玲既然没要求立刻销毁《小团圆》，反而说稍后再详细讨论，证明了不是毫无转圜余地的。假如要“讨论”，那议题又是什么呢？一开始是什么促使张爱玲写此小说呢？她迟迟不出版又为了什么缘故？何以最后还打算销毁它呢？

要问他们三位自然是没可能的。幸好他们留下了一大批书信：四十年间，他们写了超过六百封信，长达四十万言。当中我们就可找到《小团圆》如何诞生及因何要暂时“雪藏”的故事。以下就是相关的书信节录：

张爱玲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八日

这两个月我一直在忙着写长篇小说(《小团圆》，从前的稿子完全不能用。现在写了一半。这篇没有碍语。[……]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当然也并不是否定自己。

张爱玲一九七五年八月八日

《小团圆》越写越长，所以又没有一半了。

……

张爱玲致方丽婉一九九三年七月三十日

又，我忘了《对照记》加《小团圆》书太厚，书价太高。《小团圆》恐怕年内也还没写完。还是先出《对照记》。

张爱玲致陈■华一九九三年十月七日

《小团圆》一定要尽早写完，不会再对读者食言。

据此，我们应该明白张爱玲根本舍不得“销毁《小团圆》”，而她在晚年不断修订，可能就是照宋淇的意见去做，可惜她始终没有完成。我个人意见是双重间谍办法属于画蛇添足，只会引人误会张爱玲是在替胡兰成清洗汉奸身份，所以不改也罢。

张爱玲自己说过：“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在她已发表的作品当中，《私语》、《烬余录》及《对照记》可谓最具自传价值，也深为读者看重。但在“最深知”上相比，它们都难跟《小团圆》同日而语，所以销毁《小团圆》会是一件大罪过。

我的根据就是，当年若非宋淇把关，指出胡兰成与台湾政治情况的问题，《小团圆》早已在一九七六年发表了。既然这些问题在今天已不再存在，我便决定直接发表当时的原稿，不作任何删改。

这就是我今天决定让《小团圆》问世的理由。无论你是否认同我的决定，你也应该承认，我至少已在这里说明一切来龙去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