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东，国家一级作家、二级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有“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1966年獒》、《红庐》、《风的青年时代》、《非常迷离》、《非常迷惑》、《罪恶》、《想象中的时间》、《中国叙事中国知青文学》、《中国当代知青文学》、《雨天的曼陀罗》等。作品多次获奖。

这本《中国纪事》是其创作的经典小说之一。

《中国纪事》以1979年知青返城前后为主线，描写了一批从广州下放到云南农场的知识青年的生活遭遇，刻画了不同性格的各种人物，展示了不同人物的命运、理想和追求，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了那段特定的历史和知青这种特定的历史现象。

《中国纪事》的作者是郭小东。

自序 南北方的痉挛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后记

方炜骑着车子，横穿了整个广州城，在三元里一条小街上找到肖湘家。那是一座法国式的红砖小楼，她和父母住在一起。他敲响了一层的铁门。

手气不错！娘的，再来一局然后走人。黑屋里一盏鬼火似的电灯，灯泡早已油烟斑斑。牌桌上十几只手，各自按在自己的钱码上。那些手，一概在极度静默中痉挛战栗，有的钩曲多毛，指甲乌黑嵌满汗泥；有的苍白圆润，诡诈奸巧；有的如铁如钢，透着残暴的乖戾；有的筋弛力懈，瘫在那儿，作死亡的最终期待。等待着石破天惊的最后瞬间。何亚义今晚手气很好，已经赢了不少票子。见好就收，他时刻在做着退却开溜的准备，嘴里不停地喊着：“最后一盘！最后一盘！娘的，将令不如屎尿急。”一手捂着屁股，做着恋战又因为要拉屎不得不暂离一会儿的情状。他不得不如此，否则他赢了这么多钱脱脚就走，说不定就倒在门口起不来。那晚他刚到这黑屋，推门一看，桌下倒着一个赌友，满脸是血，大腿被戳了一刀，地上几张脏极了的钞票。其他人早已作鸟兽散。这是一个倒霉的赢家。何亚义先踢了他一脚，然后臭骂着这个窝囊透顶的赌友一通，把他拖出来，叫一辆三轮，给20元。“给拉去医院收拾！”他说，然后扬长而去。这种事见．导多了。放点血算什么？死人都是常事，赌起钱来，个个都是疯子。

何亚义摸起三块牌，贴在掌心。憋着气，运足冬藏力，把吃奶的力气也使上。神情紧张地、庄严地绷紧脸上的肌肉，用食指和拇指捏住牌角，一点一点地往外抻，第一张牌露出一个小黑点，半边K、全K，第二张牌又是一个黑点，半边K。他兴奋得脸膛发紫，双眼像两道闪电放着血红的光芒，粗黑的眉毛紧紧地凑到一起，在眉毛即将相碰瞬间，他“啪”地一弹纸牌，亮相，大叫：“哈！三K！”雷鸣一般的吼叫威震黑屋，所有的人都怵然，颓然。所有的手都死了，瘫了。何亚义赢了全局，他把三张纸牌甩在桌上，并不去拢钱。却一只脚踏到牌桌上，双手叉在腰间，敞开的牛仔装，露出一壁热汗涔涔的胸脯，那胸脯在向众人示威：这儿可顶得上千军万马的践踏呢！他必须先镇一镇满桌的鼠辈。

有人不屑一顾，有人愤愤然，有人讨好地谄笑，有人脸色惨白，有人简直死了一样靠着点男人意识撑持才不致嚎啕大哭……

何亚义开始拢钱，他的手毫不犹豫地把对面一个面相凶残的矮个儿的钱堆刮过来。好家伙！足足有几百块吧，都是50元一张的大票子。这家伙做银元生意，何亚义几年前和他交过手，大打一场，把他制服了。他面不改色，额上几道皱纹蓄着春光，幽幽的，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亚义笑嘻嘻地对着他看看：“行！老哥够气魄。暂借小弟花几天。赢家轮流做，小意思！”何亚义知道如何对付他，给他戴高帽，他一点办法也没有。酥了。收拾了他，其他人都好办。何亚义又在其他钱堆里有选择地拈了几张大票，然后非常气概地宣布：

“小弟今日特来向各位好汉借几张票子，老农友得了绝症，缺钱花。我代老农友向诸位作揖。后会有期。”说罢一个鹞子翻身，从条凳上腾空而起，直扑黑屋门外，消失在茫茫夜中。

这是郊区一间花农看花守夜的小屋。夜夜开赌。它远离市区，警察已多次光临扫荡，但山高皇帝远，隐患依旧。

他凭手感，估摸口袋里至少有千余元。除去本钱，大约赢了六七百，与昨夜拉平，不输不赢。昨天林大川找了他，告诉他肖湘得了绝症，没得救了。其他话没说。何亚义手头正有千余元，刚刚与人做了一批手镯形电子表生意，本想给母亲凑钱买屋的。心想何不去赌上一回，轻车熟路的，赢上千儿八百，给肖湘送去，也算尽了农友的情分。他与车剑洪是铁哥儿们，回城之后，他在心理上时常扮演肖湘保护人的角色，只是自惭出身低微，不敢太常去上大学讲师家的门。车剑洪生死未卜，看她苦挨着，何亚义曾打过肖湘的主意。论相貌自己不敢恭维，但论钱财，论其他，他何亚义足可以让肖湘过得舒坦。他曾几次怀揣着大把钞票兴冲冲去找肖湘。他知道她苦极了，带着个孩子。到了她家门，即退缩，大骂自己存心不良，乘人之危。朋友妻不可欺呀！垂头丧气转回来。他每每想送钱给肖湘，又送不出手，怕有什么嫌疑。人家是大学讲师的女儿，你算什么？下九流。

那天他在三元里游荡，在路边小店里喝啤酒，一瓶又一瓶，开了四五瓶“珠江”，居然有几分醉意。这是一间在路边拐角处草草搭起的席棚，里面用苇席和塑料布隔成一个一个的小间。何亚义自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从外地流窜来的一些生意人，在远离城区的干线公路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开起饭店，弄几个外地女孩子当女招待，偶尔做些“打野食”的勾当。隔着一层塑料布的小间里，时时传出些男女压低了嗓门的调笑，逗得何亚义心里发烧发热。他叫来老板，从兜里抓出一把钱，压在桌上的啤酒瓶底，往塑料布乜了一眼。老板也不言语，淫邪却深藏不露的一笑。

“卫生，出活？”他说着行话，迫视着老板。老板是个40开外的中年人，多年漂泊生涯在他脸上印着许多飘忽不定的神情。他马上觉出这小伙子不是正道人物，糊弄不得，随即变得恭敬。他本想狠狠敲他一笔，转而打消了这个念头。

老板把何亚义引进另一小问。围墙后面是田野。偶尔有蛙鸣，夜气从席缝沁进来。一盏捻得很暗的油灯。人呢？

那使他很晚才回到家。他彻底地打消了对肖湘的欲望。

他想真真实实地帮助她一回，然后永远不再见她。可是现在，她要死了。

求求你们，别抽烟了！现代派小巴半是求饶半是嗔怪地嚷嚷。编辑部就她一个女的。天气这么热！男编辑们可以脱光了膀子伏在那儿改稿。就她不行。她有些不服气，男女不平等，几时我也脱光了才惬意。她发狠地想着。敞开的落地窗，涌进来一股股热流，仅有一台吊扇在头顶呼叫，反倒把那热流搅散到每一个角落。她的办公台紧挨着林大川，唯有他正襟危坐，背心和衬衣全湿透了，白花花的头发沾在一起，汗涔涔的，可还一个劲地吸烟。编辑部人人都吸，五六支烟囱对着她。她也抽烟，可那需要气氛。在奥林匹克餐厅，全空调，叫上一杯柠檬茶，酸里微苦带甜，抽上一根薄荷烟，长把的。听老琴师拉《印第安小夜曲》。那情调才叫棒。再在红木地板上旋上几圈，那才叫惬意。可现在，满屋子男人的汗味，烟味。P3-6

40多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00万，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间，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lO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嗳，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多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

是为序。

我曾在多篇序言和跋中，谈到写作这部小说的缘起、过程以及出版的种种坎坷，出版后的反响及多年来流传的状况，众人对之亦有颇多议论，几乎每一次地北天南的知青聚会、北调南腔的知青论坛，都会谈到这个话题，皆因为它讲述并再现了1979年的知青大逃亡。那场震惊中外，并在事后长久地影响着知青运动评价的知青事件，30多年来，成为民问不绝如缕的谈资。人们以各种方式谈论它，传说它，以各种语调托举着它的种种事象或细节。由于官方对之并无详细的记录与评价，这个事件便成为了传说，人们张扬了它的某些方面，又神化了它的某些主角或追随者。对之的历史叙述至今仍无人问津，对之的文学叙事也还远远不够。它本身所具备的一个时代的精彩，一种被遏制的人性变局，一些散落于民间的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也还远未被真实、正面地予以舒展与铺陈。30多年来对之的话语禁忌，在时有时无的障碍中，依然在限制着文学对之的批判或张扬。也许这正是这个话题与事件的魅力所在。

1987年秋天，此时离我从云南知青笔会归来已经过去了三个年头。

1984年秋天，我在云南行走了一个多月，在西双版纳的时间最久，那儿是中国知青大逃亡的策源地。我想象着五年前1979年的某天黄昏。逃亡的知青们，以此为起点，朝两个方向奔涌：向南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大多战死沙场；向北回到各自的城市，．大多彷徨无依。方向与前路命运殊异，理想与追求相同：寻找人生的位置，实现人生的价值。这是那个时代青年们的选择和坚定的理想。他们纯洁得简单，也简单得蛮野。他们的行动只是想证明一些什么，哪怕以命相殉，也在所不惜，以求诸青春的最后一搏。

基于这种精神性理解，我对发端于云南的知青大逃亡，有一种穿越的注目：此前，新中国和毛泽东时代的所有教育，所有经过现实洗礼的共产主义风格，都在这一瞬间，以一种超世的超现实的精神眺望，获得了现世的永生。这一代青年最宝贵的最崇高的精神追逐，在这一瞬间获得了别种意义的涅槃。上战场为国捐躯或者离开乡村回城，在高蹈的人文意义上，这两个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国家利益、民族意志，在形而上层面上实现了高度的和谐。这种貌似分裂却又和谐统一的价值观，包含着对“文革”的反动，自然也高扬着对某种失落的人文的接续。

我在1987年的某天黄昏，悟到了这一点，它成为我下定决心突围当时的话语禁忌的理由，并坚信对这一事件的文学叙述，已经水到渠成。正面叙述这一事件，并努力寻找这一事件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的正面作用。我始终坚定地相信，在这个看似充满了破坏的事件中，其主导力量与时代精神，是蕴蓄着饱满的建设性的。它革命的异质性，和后来中国的变革事实，存在着直接的革命性联系。它和80年代所倡导所实行的思想解放，也有着某种内在的现实联系。

这部书终于写成，辗转了几个出版社，于1990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20年间，这部小说由花城出版社于1990年、1991年、2001年三度重印或再版，1993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再版。现在又承蒙武汉大学出版社厚爱，再度再版。不同年代的青年读者，自当对之有不同的感受，但是，青春的激情与虚妄，人在青年时代的狂桀与追求，是所有时代青年们的共同性格。

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的张福臣先生，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辛劳。

2011年10月9日 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