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电影院/盛世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大系》收入著名儿童文学家薛涛的小说作品。

我家的电影院是露天的，晴朗的秋夜，银幕上面洒满了月光。

秋天的夜空没有多少杂质，银幕上方的月亮比夏天的还干净。

天上，月亮静静地挂着，水灵灵的，似乎要滴落下来。

由薛涛著的《月光电影院/盛世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大系》讲述的是：爸爸下岗了，为了补贴家用，他找出以前的老放映机，在自家的院子里拉起了一块布幕，开始放映电影。街坊邻里都来买票看露天电影，从此我们家的院子变得热闹起来。在张罗“月光电影院”生意的过程中，由父亲、母亲、我和好朋友李小蝉分头行事的画票、揽票、倒票、查票、打假、捉贼等情节，既有不无夸张的戏剧性设计，又全在自然的故事逻辑情理之中，并且充满了现实生活的质感和人情味，乃至小说中许多普通的生活对白，读来也常令人回味。

月光电影院

鼠王日记

蒲公英收购站

护林员的春天

庚子红巾

第一天

那天放学，我发现胡同口槐树里的蝉不叫了。问树下擦鞋的老徐爷爷，他告诉我，立秋了，这些小东西就老实了。闹了一个夏天突然没有了声音，我觉得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晚上，赵叔叼着长长的烟卷来了，他告诉爸爸造船厂的车间大检修，这两个月不用上班了，工资发百分之五十。

爸爸把赵叔的烟卷折下一半，点着后，长长地吸了一口，说：“嘿，不错啊，自由了……’，

我正在写作文，题目是“金色的秋天”，撕了六页纸，才写出这样的开头：“在秋天里，农民伯伯高兴地收割果实，工人叔叔兴高采烈地加班加点……”可是爸爸放假了，去哪儿加班加点？开头还得重写。

我扔了铅笔，凑过去说：“爸，是不是下岗啦？看你那样子就是下岗了。”

爸爸打起精神，眼睛也明亮起来：“没听清楚吗？是短期检修，一入冬咱就又上班了。”

“啊，是这样？那你蔫什么呀？”我歪头看着爸爸。

爸爸马上挺直了身子说：“谁蔫了？这不是好好的吗？”

这还差不多，像个男人。

晚饭时妈妈也听说了爸爸的“悲惨遭遇”。妈妈劝爸爸，那就闲着，有机会再干点别的。我向全家保证，以后每顿饭只吃半饱，宁可饿死也不再买零食。爸爸“嘿嘿”笑了，说我混那么惨要他还有什么用；妈妈也笑了，让我别捣乱，赶紧写作文。其实我心里明白，以后我们全家就得靠妈妈在服装厂工作的收入了。我和爸爸，两个男人，让一个女人养着，真惨啊！

我跑进自己的房间，做的第一件事是给李小蝉打电话，告诉她以后再买零食别带我那份了，除非她买单，因为我爸爸工作的造船厂放假了。李小蝉也理解成了下岗，所以特别同情我，说以后都是她请客，只要她兜里有钱我就饿不死。我感动得直流鼻血，一口气写完了那篇作文。

李小蝉真够朋友。这几年我俩一直在一个班，我可没少请她吃这个吃那个的。算算，单是虾条也有一百袋吧！

爸爸喜欢看电影频道。平时他是坐在小客厅的沙发上看，我只能偷偷地从门缝瞥两眼。爸爸以前在电影放映队工作过，所以对电影有特殊的感情。爸爸一直这样说，他跟张艺谋徐静蕾是同行，都是电影工作者。听听这话好像也没毛病。

今晚放的是部枪战片，我刚在门缝里看了两秒钟，爸爸就“啪”地关了电视，一头钻进储藏间开始翻东西，稀里哗啦的。过了一会儿，爸爸顶着一头灰尘出来了，手里抱着一个很旧很旧的大箱子。真不知道我们还有这么一个家底。我问这是什么，爸爸并不答话，很神秘的样子，小心地把箱子放下，然后长长呼出一口气：“哎，搞个问卷调查，你说现在还会不会有人愿意坐在院子里看电影？”

我想都没想就说：“愿意啊，那多有意思，比憋在家里写作业强多了。要是家长和老师同意，我们班同学100％都愿意。”

爸爸又问妈妈，妈妈见爸爸很认真的样子，想了想说：“老电影院早改成大众舞厅了，要是能坐在院子里看看露天电影，挺美的。”

爸爸得意地笑笑，把那个大箱子调了个方向，用袖子掸掸灰尘，一按卡簧，盖子迟钝了一下，还是“砰”地弹开了。里面躺着一架破烂的机器。

妈妈说：“你把这玩意找出来干吗？”

2-4

自然、乡愁与童年

方卫平

20世纪90年代中期，年轻的薛涛提笔开始儿童文学写作不久，即成为了儿童文学界一位引人瞩目的作家；在当时被誉为“东北小虎队”的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群中，他是最年轻的代表作家之一。

薛涛是带着坚实的微型小说写作经验进入到儿童文学创作领域的，这使他早期的一些短篇儿童小说写作在构思、语言和叙事技法上都显出一种难得的成熟感，其作品也很快在儿童文学界引起关注。近二十年来，薛涛的写作令我印象十分深刻的一点在于，从起始到现在，他似乎一直在尝试变换他的儿童文学写作的步法。这一变换既涉及文体，更多地则指向题材和手法，他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追新逐异，而是出于对一种更为开阔和多样的艺术表现可能的自觉探寻。毫无疑问，一位作家如果没有足够的创作自信和发自内心的创造欲望，是很难变换和适应这样的步法的。

晨光出版社出版的这套《薛涛心灵成长小说珍藏本》，从一个角度记录和呈现了作家的上述创作探寻所留下的足迹。它选录了作家开始写作至今的八个中篇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叙事在当下与历史、幻想与现实的不同文学区间里展开，从现实的《月光电影院》到幻想的《蒲公英收购站》，从描写当下童年生活的《小城池》到由历史演绎而来的《庚子红巾》，还有穿行在真幻之间的《正午的植物园》、《打开天窗》等，有的作品之间甚至在叙事语言上都形成了十分相异的风格。显然，薛涛的创作笔意延伸得很开，这使得对于其作品的集中阅读并不容易引发我们文学审美上的倦怠感(这种倦怠感在类似的童书阅读之中常常不难遇见)，相反，我在阅读或重新阅读他的这一组作品时，却时常会为作家所展示的丰沛的创造力和表现力而暗自抚掌。

不过，无论文学的体式如何变换，薛涛的写作似乎始终被一个意象所牢牢牵引，或者说，他的写作总是无法放下对这个意象的系念。它是《小城池》的主角沙漏一心记挂着的那棵白桦树和树下的小屋，是《正午的植物园》里作为生命来去的通道并与之相融合的花草和水滴，是《护林员的春天》中吞没了护林员杨木林的孩子却更让他一步也离不开的林场，也是《打开天窗》中给残疾女孩单单襞来快乐的“小飞人”小烟所来自的那片林木以及单单的带木椅所牵挂的那个绿色的故乡……的确，自然的意象仿佛是刻写在薛涛的写作灵魂之中的一个记号，它不仅仅形构了充满故事各处的许多物事，也不仅在故事中被赋予了各样的叙事功能，而且沉淀为了故事基本精神的一部分一沙漏的“小城池”是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太阳镇上留下的一抹与自然有关的记忆，也是自然以其无力之力与现代城市的吞噬相抗衡的最后一个证明。

实际上，类似的隐喻在薛涛早期的短篇儿童小说泽就已初现端倪。比如他较早的短篇作品《稻田童话》，以不到千字的篇幅浓缩了城市化过程中土地的命运：能够带给女孩“美好开阔的感觉”的“稻田”最终被城市的垃圾吞没，成为了一个虚幻的“童话”。多年来，这样的精神隐喻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在薛涛的书写中，并越来越渗透入他的叙事动机深处。作家似乎想以这样一种方武，来为现代童年挽留住一些正在不断逝去的美好的东西。

这一“挽留”的努力，使我们。常能从薛涛的作品中读出一份特别的“乡愁”。

如果说自然的意象在薛涛的儿童文学写作中扮演了某种精神“绿洲”的角色，那么它所最终指向的是现代生活和现代童年所亟需的一种家园感。乡愁正起于这一对家园感的渴求。显然，沙漏的“城池”不只是一个悲壮的抵抗符号，它还是被学校和家庭所误解和“遗弃”的女孩沙漏寻求精神安宁和庇护的所在。这座“孤城”是沙漏可以把“精神世界搬到这里”的地方，是女孩心中真正的家园。同样，《打开天窗》里的那个装下了星光、鸟鸣和友情的红顶小楼，让女孩单单真正体会到了“家”的感觉，并在与老木椅和棉布娃的分离中，学会了从心理上接受与母亲的诀别。正是红顶小楼上的这个“家”给孤寂中的单单带来了身体和心灵的双重修复。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薛涛的作品，一定会感受到，这种通常被寄寓在自然意象之上的家园感和乡愁感，构成了作家迄今为止的全部儿童文学写作最为重要的一个精神向度。

激荡在薛涛文字之间的这样一份精神，给他笔下的许多童年文本带来了开阔的艺术气象和有力的精神脉息，阅读《小城池》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这部小说意在描绘外表叛逆、灵魂丰满的青春期女孩沙漏的“精神城池”，在特殊的成长阶段里，似乎没有人走得进这个城池，而在沙漏所面临的生活境遇中，事实上也没有人在意它的存在。小说淋漓尽致地传达出了青春期少年与整个世界对峙的那种精神感觉。

另外，我个人特别欣赏收入这套作品集的《月光电影院》。这部中篇有一个充满诗意同时又浸透了日常生活感觉的中心意象——“月光”，它为小说中发生的一切故事铺开了基本的背景，也为它们涂抹着情感和氛围的基础色调，我们甚至可以说，整篇小说所意在表现的题旨，就是一种月光般澄澈素朴而又俏皮可爱的生活气息、童年感觉以及人间的温情。但在小说中，这样的题旨并没有借任何符号的象征来急切地显示自身，而是如月光般消散、弥漫在文本的各个角落。在张罗自家院子里的“月光电影院”生意的过程中，由父亲、母亲、“我”和好朋友李小蝉分头行事的“画”票、揽票、倒票、查票、“打假”、捉贼等情节，既有不无夸张的戏剧性设计，又全在自然的故事逻辑情理之中，并且充满了现实生活的质感和情味，乃至小说中许多普通的生活对白，读来也常令人回味。小说的叙事对于童年真切的生活感觉和趣味的专注落实到了最小的细节里，有时甚至是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表情。所有这一切看似轻悄悄地缺乏重量，然而，在“我们”一家三口为了补贴家用而齐心奔忙的喜剧场景中，在我与李小蝉的铁杆友情中，在“我们”和杨棵木、宋朝之间因看电影而发生的“恩怨”中，却饱含了日常生活中最真实也最动人的关切、理解和无言的善意。尽管小说中放映“老电影”的场景与当下童年生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距离，但它所传达的那种自然的生活情趣和童年韵味，恰恰赋予它一种超越时空的隽永美感。阅读这样的作品，我们真的会感到一种精神寻找到家园的怡悦和满足。

我很期待薛涛在他的为童年而筑的文学城池里，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这样的“回家”的感觉。在我看来，这是我们能够向一位儿童文学作家提出的最奢侈的要求。

二零一三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