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生活日趋商业化的今天，文学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开始越来越多的远离了大多数人的生活，现在的文学领域在商业经济的感染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值得一读的优秀作品，往往难得一见。作为中国文坛十多年来的集大成之作，林建法主编的《2007中国最佳中篇小说(精)》由王蒙等文学界多位泰斗，对2007年发表在全国杂志媒体上的中篇小说，经过层层筛选，反复评选出来佳作，予以结集出版，代表了2007年中篇小说很高的水准。这些精选出来的作品，风格迥异，展现出了大千世界的种种风貌，带给读者崭新丰厚的文学享受。

太阳鸟文学年选，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发表于2007年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林建法主编的这本《2007中国最佳中篇小说(精)》，较多地关注了反映普通人生存状态、心理冲突的作品。选本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关注生活，体察民众的阅读心理。

建起舞/迟子

蒙娜丽莎的微笑/格非

武昌城/方方

苍声/徐则臣

看我，在看我/戴来

四面楚歌/麦家

两亩地/丁伯刚

本命年短信/王手

野娘们/董立勃

旦角——献给我的河南/乔叶

起舞

迟子建

第一章 老八杂

丢丢的水果铺，是老八杂的一叶肺。而老八杂，却是哈尔滨的一截糜烂的盲肠，不切不行了。

上世纪初，中东铁路就像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彩虹，把那个“松花江畔三五渔人，舟子萃居一处”的萧瑟寒村照亮了。俄侨大批涌入，商铺一家家地耸起肩膀，哈尔滨开埠了，街市繁荣起来。俄国人不仅带来了西餐和“短袖旗袍、筒式毡帽、平底断腰鞋”的服饰风尚，还将街名赋予了鲜明的俄国色彩，譬如“地包头道街”“霍尔瓦特大街”“哥萨克街”等等。其中，“八杂市”和“新八杂市”就是其中的街名。“八杂市”，是俄语“集市”的音译，与它沾了边的街，莫不是市井中最喧闹、杂乱之处。解放后，这些老街名就像黑夜尽头的星星一样一颤一颤地消失了，但它们的影响还在，“老八杂”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

老八杂不是街名，而是一处棚户区的名字。这是一带狭长的房屋，有三十多座，住着百余户人家。房子是青砖的平房和二层的木屋，大约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它们倚着南岗的马家沟河，错落着排布开来，远远一望，像是一缕飘拂在暮色中的炊烟。这儿原来叫四辅里，只因它芜杂而喧闹，住的又多是引车卖浆之流，有阅历的人说它像“八杂市”。因有过“八杂市”和“新八杂市”，人们就叫它“老八杂市”。不过缀在后面的“市”字有些拗口，时间久了，它就像蝉身上的壳一样无声无息地蜕去了，演变成为“老八杂”。别看老八杂是暗淡的，破败的，它的背后，却是近二十年城市建设中新起的幢幢高楼。楼体外墙有粉有黄，有红有蓝，好像老八杂背后插着的五彩的翎毛。

老八杂的清晨比别处的来得要早。无论冬夏，凌晨四五点钟，那些卖早点的、扫大街的、开公交车的、卖报的、拾废品的、开烟铺的、修鞋的、打零工的，纷纷从家里出来了。他们穿着粗布衣服，打着呵欠，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到了夜晚，他们会带着一身的汗味，步态疲惫地回家。别看他们辛劳，他们却是快乐的，这从入夜飘荡在老八杂的歌声中可以深切地感悟得到。

做体力活儿的男人，大都喜欢在晚上喝上几口酒。若是住在别处的男人，喝了酒也就闷着头回家了，但住在老八杂的男人却不一样，他们一旦从霓虹闪烁的主街走到这片灯火阑珊处，脚一落到“雨天一街泥、晴天满街土”的老八杂的土地，那份温暖感立刻使他们变得放纵起来，他们会放开歌喉，无所顾忌地唱起来。老八杂的女人，往往从那儿高一阵低一阵的歌声中就能分辨出那是谁家的男人回来了，而提前把门打开。男人酒后的歌，由于脾性的不同，其风貌也是不一样的。修鞋的老李，喜欢底气十足地拖长腔，好像在跟人炫耀他健旺的肺；卖煎饼的吴怀张，爱哼短调。做瓦工的尚活泉，唱上一句就要打上一声口哨，就好像他砌上一块砖必得蘸上一抹水泥一样；开报刊亭的王来贵，对歌词的记忆比旋律要精准，他II昌的歌听来就像说快板书了。

老八杂的人清贫而知足地活着，它背后那些高档住宅小区却把它当成了眼皮底下的一个乞丐，怎么看都不顺眼。春天的哈尔滨风沙较大，大风往往把老八杂屋顶老化了的油毛毡和院落中的一些废品刮起，空中飞舞着白色的塑料袋、黑色的油毛毡和土黄色的纸盒，它们就像一条条多嘴的舌头，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树静风止时，它们鼓噪够了，闭了嘴巴，纷纷落人马家沟河中。于是，那些沿河而行的人，就会看见哈尔滨这条几近干涸的内河上，一带垃圾缓缓地穿城而过，确实大煞风景。

老八杂除了在风天会向城市飘散垃圾，它还会增加空气的污染度。由于这里没有采暖设施，到了冬天，家家户户都要烧煤取暖，烟囱里喷出一团团的煤烟，逢了气压低的日子，这些铅色的烟尘聚集在一起，呛得人直咳嗽，好像盘旋在空中的一群黑压压的乌鸦。还有，由于电线的老化，这里火灾频仍，而老八杂的街巷大都逼仄，消防车出入困难，一旦大火连成一片，后果不堪设想。

改造老八杂，势在必行了。

政府经过多次论证，下决心要治理这处城市的病灶了。工程立项后，实力雄厚的龙飘集团取得了对老八杂的开发权。丁香花开的时节，他们就派人来对现有住户的住房面积进行实地测量，并将动迁补贴的标准公示出来。如果不回迁，按照每平方米两干五百元的标准进行补偿；如果回迁，每平方米要交纳四百元的小区“增容费”。这“增容费”包括小区会所、花园、游泳馆及车库等设施所投入的费用。也就是说，将来你若想在老八杂生活，即便是住原有的房屋面积，每户至少也要交纳两到三万元，人们对此牢骚满腹。

卖烧饼的张老汉说：“我住旧房子住服帖了，不想挪窝！啊，我进了鸟笼子，被他们给吊在半空了，还得倒贴钱给他们，我疯了？”

开发商设计的住房是沿马家沟河的四幢高楼，波浪形散开，两座三十层高，另两座二十八层高。在高层住宅的下面，有三层的会所和两层的游泳馆。其余的地方种花种草，设置健身器材。

尚活泉说：“我天天在外出苦力，晚上回家时腿都软了，连爬到老婆身上取乐儿都费劲，那些健身器材，谁他妈用啊！”

王来贵说：“这地段的房价如今涨到四千块一个平方了，他们才给我们两干五，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四栋高楼，我们老户回迁时住的又都是小间，一百多户连一栋楼都使不了，他们能卖三栋大楼，得赚多少钱啊！名义上是给我们改善条件，其实他们是靠我们的地皮发横财，咱们可不能上当啊。”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大都是不想动迁。不想动迁的理由，五花八门。有人嫌住在高楼里不接地气，人会生病；有人嫌自家赖以为生的架子车没处搁，耽误生计；有人嫌晚上归来时不能随心所欲地唱歌了，生活没了滋味；还有人嫌坐电梯头晕，等于天天踩在云彩上，不会再有好胃口了。

P1-3

中国叙事与中篇小说①

施战军

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来，仅从文类上来看，最繁盛的当数中篇小说。这个在此前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偶尔一见、在世界文学范围内也并不具有代表性地位的文类，为何偏偏在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创作中最得青睐？

简而言之，大概有三个原因。

其一，刊情因素。大型文学期刊之众多与作为连续出版物的相对恒稳，中篇小说是为其填充页码的最佳选项。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看过来，随着老牌大型期刊的复刊和一批又一批新的大型期刊的创刊，大型文学期刊的总量之大前所未有，大多数期刊具有现代时期并不具备的长期稳定的按时出刊率，其容量特别容易凸显中篇小说的主干地位，从目录上看，基本上也是中篇小说占据了一半左右的篇目，而长篇、短篇小说以及散文、诗歌都很像是为了围绕和搭配中篇小说为中心的布局而设——作为主要的文学载体或日文学作品的主导传媒，大型文学期刊对中篇小说持续的大量需求，刺激着这一文类生产的兴荣。

其二，读者因素。这也是更关键的原因，中篇小说应合了读者的故事性欣赏习惯，作品长度与阅读耐性达到了默契。相形之下，短篇小说由于对艺术精致性的要求，更像阳春白雪，大多数读者并无兴味来揣摩短短的篇幅所指涉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长篇小说的篇幅嫌长、情节复杂得多，加上对其结构性要求和对人物的谱系性要求等等创作特点，对阅读来说是既费时间又费脑筋的事情。读者对其自然长度的欢迎，也便使得通适性最强的中篇小说的社会影响力有了空前的提升和越发广泛的普及。

其三，文体内部的成熟。上述两种得天独厚的外在条件，也强有力地支持了创作内部的发育和精进。作家对中篇小说的容量开掘和艺术指向的自觉探索，三十年来形成并巩固了它的审美优势。两三万多字到七八万字的伸缩空间，让越来越多的作家获得了叙事的自由感和自信心，作家对结构、情节、节奏、人物的把握以及环境、心理描写等等安排越来越自然适度，由此，它生成了渐渐水落石出的现时代“中国叙事”的特点——简言之，就是“叙中国事”和“中国式的叙事”的结合。

“叙中国事”的核心是中国人的生活、命运和中国人的性格、心象。在近年小说中，城市／乡村叙事、历史／成长叙事、战事／革命叙事、婚恋家庭／年龄危机叙事、知识分子／文化情境叙事等，是一些常见样式。“中国式的叙事”，既汲取传统小说那种说书人的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的叙述特色和亲切晓畅的语势，也有所选择地注重地域文化与方言之于小说的根系感和真切度的作用，对新出现的表现元素也并不排斥。有的小说则融合几种质素在一起，出色地发挥了中篇小说的涵盖力和表现力。  方方的《武昌城》①，是近年中篇小说中难得的珍品力作。以北伐战争中的武昌战役为中心事件，它复活了兵荒马乱的历史情境和人在动荡中颠沛流离的身心、在危机情境中生命的选择与被选择，人情在对立阵营之间的矛盾纠葛可谓难分难解，大悲大恸里小小的欢乐分外叫人怜惜。主要人物并非攻城的北伐军将领，而是城中的进步学生陈明武和守城军官马维甫以及大户人家的小姐洪佩珠等。酷烈的战事与国事、家事、情事的关系，正典说法上的“反动”与“进步”的关系，具体到关键人物身上，情态远远不是那么能够泾渭分明起来的。里面隐约暗含着“中国式的革命小说”①演进至今的诸多值得重视的综合性的新因素。

现当代中国文学对“革命历史”的叙写，按照其形态特质演进的大体的先后顺序来归纳，先是以一种“当事人对革命史的亲证形态”为主，到了1990年代以来，主要表现为一种“后来者对革命的反思形态”。《武昌城》并不以这两种为基本形态，而是一种“革命之于生活的剧烈振荡和深远影响形态”。不同干顺应“正史”的正义性“再现”，也不同于个人化的反写式“表现”，它的美学取向是以“生活”为本位的“呈现”。

这部中篇小说以白描为主要手法，语言的简练顿挫很符合小说情境，有传统白话小说的神韵。随便举个例子：“刚到学校门口，一个人扑上来，拉了洪佩珠就走。洪佩珠大嚇，几欲瘫软在地。待看清来人原是她家的管家老那，气得跺脚。老那急道，二小姐，你到哪里去了？老爷太太派人到处找你，一家人都在等你。”人物生动的性格和战时的峻急气氛跃然纸上。无论是马维甫、陈明武，还是洪佩珠、喜云，他们在心惊肉跳中有坚定，落笔铿锵，掷地有声，围绕他们的叙事也都无不精确坚实。

……

以“破灭”为参照系，也许会激发更多现世的感叹。不是人人都会有那种张爱玲式的看透：“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①对“时代”的悲剧性认知，也许可以体察到“时代之变”的消极本质。尽管我们总是愿意用对于线性时间的前瞻来宽慰自己的眼睛，而且每天都生活在声色乐观的“进步”和“发展”之中，其实能够把握得住的总是往回寻思的心。这大概也是中国叙事的人文特质之所在罢。

巴尔扎克主张要写出被“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以文学的方式“看看各个社会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永恒的法则，离开了真，离开了美”②。这话，虽然出自洋人之口，说话者是写长篇小说的，但是对中篇小说的中国叙事同样具有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