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文中与北京猿人头骨化石
从19世纪末叶开始，人类学领域笼罩着一层迷雾。在德国发现的尼安德特人，被说成是一个白痴的骨头；在印尼爪哇岛上发现的爪哇猿人，被说成是长臂猿的；20世纪初，在非洲发现的南方古猿，被说成是黑猩猩。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人们对远古人类的认识还处于低级阶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上述发现的说服力还不够强。这种情况，直到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一位青年人发现了北京猿人后，才打开了新局面。这位青年人便是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的裴文中(1904-1983)。
裴文中生于河北省滦县。他家境贫寒，只得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半工半读。他爱好自然科学，也爱好文学，他在青年时写的几篇小说，曾博得鲁迅赏识。不少人认为他在文学上是大有前途的。可是，在毕业就是失业的时代，他从学校出来后一度没有工作，生活愈加贫困。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写信给素不相识的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希望在他那儿工作。他耐心地期待着回信……翁文灏回信了。他兴高采烈地到地质调查所工作了，开头的任务是研究三叶虫。
1928年，他被调到地处北京西南郊的周口店。那儿有人在开采石灰石，并从石灰石中不断挖掘出龙骨和原始人的牙齿。在第一颗人牙发现后，经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系主任步达生研究，它被认为代表一个新的属，取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因为发现的化石很不完备，北京猿人没有得到世界的承认。步达生是很有见地的，他从一颗猿人的牙齿预见到了北京猿人的存在。但是，北京猿人的化石又在哪里呢？
裴文中是搞地质的，对人类学并不熟悉。他贪婪地阅读各种古生物学书刊，很快地就积累了丰富的古人类学和古生物学知识。一看到化石，就能判断属于什么动物。有一次，几个工人看到一颗牙齿，以为是猪牙，裴文中仔细观察后，指出这是猿人的牙齿，这使在场的外国专家步林大为惊奇。不久，裴文中便担当起负责周口店挖掘工作的重任。
1928年，周口店的挖掘中遇到了坚硬的岩层，化石也越来越少，不少人以为挖掘已接近尾声，纷纷离去。但是，裴文中认为，猿人牙齿的不断发现，表明很可能有新的人类化石存在，决心坚持挖掘下去。1929年深秋，裴文中在周口店被挖掘的山洞中发现了一处裂缝，他不顾安危，腰里系了绳于，由裂缝悬空而下，发现在这个洞中之洞里竞有许多动物化石，于是从这里开始lr新的挖掘。1929年12月4日下午4时，暮色开始笼罩周口店的群山，山洞中更是一片昏暗，挖掘者点起了蜡烛，紧张地挖掘着。突然，一个半埋在松土中的头骨，在昏暗的灯光下依稀可见。裴文中的眼睛顿时一亮，这不正是他们千辛万苦要寻找的猿人头骨吗？他们顾不得天黑和劳累，连夜把头骨挖了出来，在山洞里沉睡了几十万年的北京猿人头骨化石终于重见天日。
对于北京猿人头骨化石的发现，地质调查所的工作人员几乎不敢相信。他们接到裴文中的电报后，以为他一定搞错了。裴文中并没有搞错，他知道这是确确实实的猿人头盖骨。他用棉被、毡子把头盖骨捆了又捆，亲自护送到北京。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一扫人类学领域的迷雾，有力地证明人类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由猿逐渐进化而来的。它为人类起源和发展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为尼人、爪哇人、南方古猿的地位提供了有力的根据。猿人头骨的发现轰动了北京，轰动了中国，也轰动了世界。北京猿人的头骨实在是一件研究古人类学的稀世之宝，裴文中的工作获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和赞誉。
那么这件珍宝现在哪儿呢？非常遗憾，在抗战期间失踪后，至今下落不明。据说这些化石原来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的保险箱内，后来日美关系紧张，研究北京猿人的科学家魏敦瑞曾建议把化石运到美国暂时保存，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起运。直到离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两三个星期，才由协和医院总务长博文通知将化石秘密装箱。这些化石用擦镜细棉纸包好，裹上药棉，再包上纱布、棉花，最后装入两只大木箱，送到美国大使馆，准备随美国陆战队带往美国。但从此以后，这一批宝物就失踪了。
北京人的化石究竟哪里去了呢？有人说，它随着哈里森总统号邮船一起沉没在海底。有人说，它在战争中为日本军队截留。这个问题至今还是一个谜。北京猿人得而复失，是我国的一大损失，也是人类学界的一大损失。不过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古人类研究所的同志继续在周口店从事挖掘，又挖掘出了许多宝贵的化石，把对北京猿人的研究大大地推进了一步。P208-210
能够把更靠近传统的、正规的基础科学教育的长处，与以非学校正规教育为主的科普(或称“公众理解科学”、“科学文化传播”或干脆简称“科学传播”)教育的优势相结合，显然对于学生科学素养的培养与提高是大有益处的。这正是这套《新科学读本》的意义之所在。
——刘兵
使用“新科学”来命名这套读本，是努力要将长期以来处于严重分裂状态中的科学与人文相结合，力图在介绍传统的具体科学知识的同时，将更多的与科学知识相关的人文背景、社会环境、思想文化等等“外部”因素结合进来，以一种人文立场来观察和了解科学。
——《光明日报》
这套《新科学读本》的编者的意图在于强调读者在其中看到一个和谐、可爱的大自然，得到一种科学精神的熏陶，萌发一种新的生活理念。这种教育方式其实也深得中国传统教育的精髓——最终目的不存于学习各种为人处世的具体礼仪，而在于立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人”。多年以后，对于我们感染最深的肯定不是书山题海，而可能是向我们传达的作为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中国青年报》
著名天文学家、科普作家萨根曾说，每个人都能成为科学家。每一个孩子都具有科学家的好奇心和敬畏感。这虽不是说儿童能够立即做出伟大的科学发现，指的却是儿童天性中就有好奇、喜欢观察和提问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科学读本》的意义应当就在于让孩子的天性在面对这么多有趣的问题时能够很好地发挥出来。
——《文汇报》
《新科学读本》有着独特的风格，将那些学科关键概念和规律的科学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融合其中，于是呈现出的科学是一个科学与人文交融的科学体系。丛书选取了中小学科学类教科书和科普类图书之间的“地带”，以“融通科学人文、开启理性思维、培育科学精神”的面貌出现。
——褚慧玲(上海市七宝中学物理特级教师)
孩子们的好奇心与接纳力总是令人惊奇的，不过在开始以教科书的形式正统地学习科学之后，科学成了定律和数字堆砌而成的毫无生趣的大楼，最初的那种新鲜与好奇反倒逐渐淡漠了。科学的普及和传播，在看似被科学包围的学生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新问题。眼前的这套《新科学读本》正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成功的努力。
——谭笑(清华大学学生)
10月14日星期六晴
上午和先生、儿子一起到书店买书。买了一套《新科学读本》，这些书我是作为祝贺孩子们已经学完拼音送给他们的礼物。如果家长也能买本书送给自己的孩子，作为祝贺他学完拼音的礼物，就更好了，呵呵。
——风车草的博客
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
——威廉·叶芝(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给孩子读好书是世界未来唯一的希望。
——艾萨克·辛格(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教育问题是一个为全民所关心的问题。家长关心孩子的成长，孩子作为受教育者自然对当下教育存在的问题有着更深切的直接感受。教育的问题又是多方面的、极为复杂的问题，很难通过一两项具体的措施得以解决。但当我们面对现实时，又无法一时同步地解决所有相关的问题，因而一些具体改革性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必要的。这套面向青少年的《新科学读本》，就可以说是这样的努力之一。
一个重要的背景，是人们对于‘两种文化”之分裂的关注。
如果不谈更为久远的历史，至少自20世纪中叶以来，在国际背景中，教育(包括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在内)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努力沟通长期以来被人为地割裂开来的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鸿沟。这样的努力一直延续至今，在近年来国际上许多重要的教育改革文献中，我们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努力的具体体现。
在中国，近年来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入，新课程标准的制订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了类似的倾向，这种倾向特别体现在对于科学探究、科学的本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强调，而且明确提出了科学教育对于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作用。
在如今这样一个科学和技术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时代，作为一个理想的公民，具备适当的科学素养已是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这里讲公民，讲科学素养，一层含义是说我们进行科学教育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培养科学家，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应是一种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从绝对数量来说，所培养的对象在其未来的发展中更大的可能是从事科学研究之外的工作。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准是，《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将学校科学教育的目标规定为4项，即培养学生能够：1．由于对自然界有所了解和认识而产生充实感和兴奋感；2．在进行个人决策之时恰当地运用科学的方法和原理；3．理智地参与那些就与科学技术有关的各种问题举行的公众对话和辩论；4．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运用一个具有良好科学素养的人所应有的知识、认识和各种技能，因而能提高自己的经济生产效率。美国人认为他们设定的这些目标勾画出来的是具有高度科学素养的社会的一个大致轮廓。美国人的目标有他们的特色，但其中不乏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之处。
虽然中国的教育改革呼声甚高，也有了像新课标制订和新课标教材的编写使用这样一些具体的措施，包括在这些措施背后所蕴含的诸如沟通两种文化等观念的普及，但在现行的体制下，现实地讲，仅仅依靠学校教育中体制化的科学类课程教育，还是很难达到前面提到的那些目标的。因为我们虽然现在强调素质教育，但毕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摆脱应试教育的传统，也由于许多其他条件和因素的限制，在学校体制化的、正规教育的有限课时内，也难以容纳过多的但对于理解科学、认识科学却是十分重要的内容。
与此同时，在与学校的正规教育相对应的、传统中被称为“科普”的领域，长期以来主要的工作大多属于非正规教育的范畴。在这个领域中，从思想内容、传播理念，到具体形式和内容，近些年来也有了相当迅速的发展。其中，国内科普的发展也受到了像国外的“公众理解科学”等领域的工作的影响，受到了来自像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等对科学进行人文研究的领域中的工作的影响。这些发展，与正规基础科学教育中的趋势是大致相同的，但又比传统的正规教育更加灵活，能够更及时地汲取来自对于科学的人文研究前沿的一些新成果、新观念。
如果能够把更靠近传统的、正规的基础科学教育的长处，与以非学校正规教育为主的科普(或称“公众理解科学”、“科学文化传播”或干脆简称“科学传播”)教育的优势相结合，显然对于学生科学素养的培养与提高是大有益处的。这也正是我们编辑这套《新科学读本》的意义之所在。
说到“新科学”的概念，其实早就有人用过。其中最有名者，莫过于哲学家维柯的经典名著《新科学》，但维柯是在将历史、语言学、哲学都包括在内的非常广义的意义上使用“科学”的概念的。我们还可以注意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著名科学史家、当代科学史学科的奠基者萨顿，曾大力地倡导一种将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的人文主义，或者用他的说法，即科学的人文主义，他也将之称为“新人文主义”。类似地，在我们这里，我们使用“新科学”来命名这套读本，也是努力将长期以来处于严重分裂状态中的科学与人文相结合，力图在介绍传统的具体科学知识的同时，将更多的与科学知识相关的人文背景、社会环境、思想文化等“外部”因素结合进来，以一种人文立场来观察和了解科学。这与前面所讲的国际潮流和国内教育改革趋势也是一致的。
近些年来，国内出版了许多有关上述内容的书籍和刊物，其中不乏精品，但由于这些精品散见在大量不同类型的书籍和报刊中，不利于普通读者在有限的时间内最有效率地阅读，而且考虑到面向在校学生(当然此套书的读者对象绝非仅限于在校学生，它的潜在读者范围应该大得多)，我们从大量的书籍报刊中，选出了这套读本的内容。
在《聆听大自然的呼吸》《生命的颜色》《地球还会转多久》《科学家不能做什么》这几卷中，除了有关科学知识、科学的方法、科学家的责任、科学与非科学方面的内容外，也经常从一种相对广义的层面来理解科学，甚至包含了一部分民俗、风物、游记、科学文艺等内容。在这几卷中，博物学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主题，这既是对于长期以来正在逐渐丧失中的与数理实验传统不同的博物传统的一种恢复和强调，也更适合孩子们拓展眼界、关注自然的需要。
在《世上没有傻问题》《智慧的种子》《绝妙的错误》《科学是美丽的》这几卷中，编者强调的是，选择那些有利于让学生理解知识的创造过程，强调充满好奇心的思维，传达科学家们是如何在从事科学研究中动态地思考的文章，以避免学生在学习中产生把书本上静态的知识当做唯一的科学知识的误区，让学生能够理解何为“智慧”、何为“成功”、何为“成就”、何为“有意义的生活”。在选文上更为注重理性思考，关注科学与其他领域，特别是科学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力图让孩子们更为整体、更为全面地理解科学。
当然，这里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求学生读懂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并不要求学生在阅读之后‘记住”多少具体知识。许多问题也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最重要的，是让学生通过阅读去独立地思考，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对于科学的理解。
清华大学教授 刘兵
本书是“北大基础教育文库”系列之一的“地球还会转多久”专册，具体包括了：生物多样性丧失有多快、夏天的花、老鼠不信任一个洞、写在珍妮讲演之后、人类必须了解宇宙、修理哈勃望远镜、裴文中与北京猿人头骨化石等方面的内容。
本书是全国“知识工程”联台推荐用书、是全国“知识工程-创建学习型组织”联台团购用书、是教育部全国中小学图书馆推荐用书，是获得“科学时报杯”最佳科普作品奖的青少年科普读物。
本书也是现行中小学自然课、科学课、数学课、物理课、化学课、生物课和地理课的必要延伸和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