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训是一种训诂方式，通过声同或声近来解释词语，考究命名的所以然，它体现的是古人对声义关系的探求。先秦两汉时期，声训盛行，经典中保留了大量的声训材料。其中的语言学声训，符合语言规律，揭示了大量的语言事实；而其中的义理声训和民俗声训虽然不符合语源学原理，但它们以声音为手段，阐述义理和民俗，内容涉及典章制度、社会生活、伦理道德等等，客观上反映了一个社会时段的文化。除了流传下来的《释名》《白虎通》外，这些资料皆散落在各种典籍中。本书作者对先秦两汉除《释名》之外的释名资料加以系统整理，并进行疏证。透过这些资料可以发现，几乎没有毫无根据的声训，这对语言学理论（任意性）是重要的补充。

前言
凡例
卷一
释天第一（上）
释天第一（下）
释地第二
释山第三
释水第四
释草木第五
释禽虫第六
释形体第七
卷二
释亲属第八
释长幼第九
释饮食第十
释用器第十一
释言语第十二
释衣服第十三
释首饰第十四
释宫室第十五
卷三
释道路第十六
释州国第十七
释爵秩第十八
释律吕第十九
释乐器第二十
释诏令第二十一
释兵戈第二十二
释车旗第二十三
卷四
释礼教第二十四
释书契第二十五
释典艺第二十六
释古史第二十七
释丧制第二十八
释祭祀第二十九
参考文献
笔画索引

先秦两汉的释名资料是
儒家“正名”的产物，多以声
训的方式呈现，尽管其语义
指向大多是社会政治领域而
并非语言学，但作为经典中
大量存在的既成事实，也是
语言学应该面对的问题。从
语言学角度看，这些材料零
散不成系统，且符合语言规
律的结论不多。但它的价值
在于以声训的方式传达出音
义关系必然性的观念，从而
成为词源学的起点。如果说
“任意性”是语言原初阶段音
义结合的总规律，“音近义
通”（理据性）则是语言发
展到某一阶段的局部规律。
音近义通是语言引申孳乳造
成的必然结果，是词源学存
在的理论基础。但随着语音
的发展演变，音义结合的规
律性逐渐被掩盖。汉代以后
，声训逐渐衰微，因声求义
的观念逐渐淡化。直到清代
，古音学大明，音近义通的
规律才重新被认识。
不可否认，先秦两汉声
训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因声求义”
的训诂方法和“音近义通”的
语言规律的失误。明清以来
，就有人以声训结论的失误
来反对声训方法，但作为乾
嘉朴学中坚的戴震、段玉裁
、王念孙等人却没有这样做
，因为他们看到了先秦两汉
声训对音义关系的探求，其
理论意义远远大于其具体结
论的价值。自从1916年索
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
中提出“任意性”的观点以来
，音义关系的任意性被看作
是语言的基本特征之一，并
且成为语言研究的基本假设
。加上20世纪中后期，受政
治思潮的影响，音义关系必
然性的观念被贴上“唯心主
义”的标签，以《白虎通》
《释名》为代表的声训遭到
了前所未有的批判。但随着
认知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
认识到，语言符号在发生学
的层面存在一定的任意性，
但在以后的引申成词过程中
表现出明显的理据性，从而
对语言任意性的原则是否具
有普遍性表示怀疑。实际上
，语言符号与意义的任意性
与理据性是语言发展中的不
同阶段的问题，并非水火不
容、非此即彼的关系，片面
地强调一点而否定另一面，
都是有失偏颇的。对音义关
系的再次重视，说明语言研
究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视域。
王宁先生将先秦两汉的
声训分为三部分：义理声训
、民俗声训、语言声训，从
内部厘清了声训的类别，避
免了片面的否定和夸大。语
言声训具有词源学上的重要
意义，义理声训与民俗声训
虽不符合词源学原理，但以
声音为手段，阐述典章制度
、社会生活、伦理道德等各
个方面，具有思想、民俗学
上的价值。上古释名资料除
了对单音词用声训探源或以
确定义位的方式释名，还对
双音词甚至多音词进行名源
的探讨，或解释其语法结构
，或对其中某一个多义语素
的义位进行确定。这些方法
反映了学问方式由耳治到目
治的变化，是汉代学术由口
耳相传发展到书于竹帛的必
经阶段。同一个声音可以对
应多个不同的文字，同一个
文字可以记录不同的词，同
一个词具备不同的义位，师
法不同，解释也不尽相同。
一旦写定，便会由文字而词
义，由词义而义理，生发为
一家之学。这些从声音出发
对意义的探讨，有对史实的
判定，有对义理的揣测，也
不乏对时下政治形势的附会
，客观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
社会风俗。
从文字角度看，先秦两
汉释名大概有三个方法：一
是利用经典或日常用字的假
借关系构成声训，二是利用
声符相同的字做声训，三是
同字为训，包括字形的选择
、单音词义位的认定、双音
词或短语内部结构的分析。
这些方法，在当时学者如杜
子春、郑众、郑玄、孙炎、
李巡、宋均等人的训诂实践
中屡见不鲜，但随文释义的
特点导致他们留下的成果零
散而无系统。直到刘熙将这
个方法抽绎出来，系统地运
用于《释名》的创作。由于
词义引申常常伴随着文字孳
乳，形成大量的形声字，这
为以字为单位寻求词源提供
了可操作性。
《释名》成书之后，此
前的释名资料因零散而被忽
视。清毕沅《释名疏证》（
1789）、王先谦《释名疏
证补》（1896）均附类书
、字书所引《释名》及韦昭
《辨释名》材料若干。嘉庆
间张金吾将《释名》之外探
讨词源的材料辑为《广释名
》二卷二十七类（1816）
。20世纪中期台湾学者李云
光《三礼郑氏学发凡》
（1966）将郑玄的释名材
料加以系统整理，辑得389
条，在《释名》二十七类之
外增《释官职》一类。在今
天，无论在材料还是认知方
面，较之前代，都有了巨大
的提高。本书是《释名》之
外先秦两汉释名资料的汇编
，在前人的基础上，旁搜博
讨，更加抉择，并以新的观
念将这些材料重新组织，以
期拓宽词源研究的范围。将
《释名》之前的名源资料捉
置一处，加以疏证，一来可
以看到古人在语言学方面的
积极探索，二来通过这些材
料，可以分析当时人的思想
所在。如此，这些零散的训
诂资料庶可被缀合为有意义
的语言现象。
须要说明的是，这些释
名材料中的声训，包括先儒
旧说（古音），也有汉人造
作（今音），甚至为了攀附
某一政治观念，不惜以方音
来附会。因此这些材料反映
的语音状况是杂糅的，不是
某一个时期真实的语音状况
，在研究中应当审慎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