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犹如“西西弗斯的神话”一样，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镶嵌在狄更斯的那句“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当中。理想，这个高贵的词语，犹如望莫能助的一份担当。于是，在语言的挣扎与灵魂的撕扯之间，刘晨的《理想的下场》叙说了从这个世纪初到如今的“心灵史”，却耗用了繁重的“只言片语”。

刘晨的《理想的下场》的第一辑讨论读书。在似乎没有多少人读书的时候，尤其是读比较严肃的书的时候；在实体书店似乎逐渐消失的时候，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作者认为读书是通向独立与自由之路，读书可以修缮生活，是一种更好的生活状态，可以摆脱孤独，避免扯淡，读书是自我教育的手段，可以启蒙，促人反思，是人生悲剧的避难所。当然这指的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第二辑讨论记忆，尤其是对家人的回忆。回忆是被选择的，而且是不完整的，但回忆又是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总是说要多想想以前那些好的事情，少想那些不好的事情。这也是一种理想状态。或许我们对不好的事情的回忆和对好的事情的回忆一样多。

第三辑讨论生活。生活同样复杂，青春、爱情、人和人的关系、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上级和下级的关系，或许是生活中最复杂的关系了。我们总是试图了解它，理解它，但是有的事情可能永远无解，即使“面向大海”，可能也无济于事。爱的政治学、爱的社会学，再多的沉思，在面临这么多敏感的人和事的时候，也变得那样无能为力。那么让一切变得简单就能解决问题吗?简单难道不是一种逃避吗?理想呢?

第四辑讨论人物，有韩少功、吴毅、韩寒、谢泳等，他们的工作与追求，他们的为人，他们对别人的评价。当然主要是他们带给我们的思考。不知理想何时能够实现。

第五辑讨论死亡。有人说死亡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情。或许是吧，但是有人活得岁数大，有人活得岁数小，有人死得悲惨，有人死得自然。所以或许即使死，人和人都是不平等的。但是缅怀故人，彰显他们的优良品行，来和那些活着的时候欠了世人太多债务的人做些对比。这或许也是理想。

序一

序二

自序

第一辑 读书

 读书人：独立与自由

 真诚的阅读可以修缮生活

 《百年孤独》不可以再“孤独”

 ——写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写作

生涯”之后

 读书是一种诗意的生活状态

 谈《论扯淡》

 读书为了什么?

 美丽宛如一次多重的相遇

——读米兰·昆德拉《相遇》

 人间处处是沧桑

——读《老鬼口述：我这四十年》

 反思启蒙：警惕理性的悲剧重演

 世界读书日：我们该怎样读书

——写在“世界读书日”前

 书店才是一座城市的地标

 书是人生悲痛时的避难所

 阅读十年：摇摆与变迁

——一个中国农村家庭的阅读史

 正义不是“可以”的，而是“应当”的

——再读罗尔斯的《正义论》

 倒影在书中的女人

 梅毒即文明：延绵世纪的疾病隐喻及意义

 被隔离的危机：“现代”的尴尬与理解的反转

——读《现代危机：政治学评论

(1939—1962)》序及其导言

第二辑 记忆

 沉默的父亲

 被遗忘的与被侮辱的人

 变心

 回不去的故乡

 城市：精神的还乡

 她也曾来过

 寻找对话者

——书店奇遇

 一个人的八十年

第三辑 生活

 后会无期：“在路上”时代的素描

 理解的同情：萧红作为生活中的三种女人

 之一

——从《黄金时代》说到百姓家里的妇人

 面向大海的人注定忧伤却不彷徨

 清醒的迷惘：写作和他人无关

——从《无主题变奏》和一个“不入流”

的徐星说起

 如何听好人文讲座

 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敏感人

 爱上咖啡

 北方的冬天

 承诺的边界

 城市里的一点温暖

 如果我也有一家旧书店

 给青春下毒

 将爱情进行到哪里

 爱的政治学

 当革命遭遇爱情

——再读《云水谣》

 不合时宜的沉思

 给生命一个吻

 孤独是一种浪漫的高贵

 内心的声音是最好的人生方向

 害怕写作

 回归荒野

 假如生活没有政治

 简单是一种境界

 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

 理想的下场

 美丽的忧伤

 疲倦的河

 人生未必如此

 如果命运是一种假设

 为何中国总让人高兴不起来?

 为了什么去旅行?

 为什么是“瓦尔登湖”

 我是怎样享受孤独的

 无家可归的思绪

 消费概念的中国

 什么样的学术，什么样的生活

 意义的输入

 游访陈寅恪故居

 中国的宋庄

第四辑 人物

 落单的灵魂

 韩少功的变与不变

 学者吴毅

 韩寒的侧面

 礼遇谢泳

 一位熟悉女人的来信

第五辑 死亡

 再怀刘老石

——兼谈“梁漱溟的困境”及其化解

 命若琴弦

——一支生命的呼救

 任凭风雨不虚行

——怀念上海三联书店编辑叶庆先生

 天堂里没有悲伤，因为那里没有魔鬼

——悼念科力先生

 一个上下一致的人

——追思作家史铁生

后记

反思启蒙：警惕理性的悲剧重演

《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儒家和自由主义》、《全球化与文明对话》、《理性主义及其限制》、《儒家传统与启蒙心态》、《启蒙的反思》作为哈佛大学燕京学术系列的作品，出版后在国内已经引起了一定的回响，在笔者看来，这是一次“精神的对撞”抑或对“古今之争”的演绎。如今拜读过后，想必《反思的启蒙》的策划编辑席云舒也是费尽心思，不辞辛苦，才让我们得以对“理性”有了一次如此之警醒与对理性的再认识。

理性——从17世纪中后期到18世纪的百余年，以法国为中心，启蒙运动的思潮狂飙席卷了西方，欧洲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思想革命”(扉页)。这场思想革命对于整个华人的话语语境而言，至今仍旧是一次了不起的“社会进步”。我们过于相信从启蒙中走出来的“理性”，所以我们也就滑入了人类中心主义下的现代性与现代化的“破坏之路”，譬如环境危机，贫富差距等。

《反思的启蒙》作为这样一部警惕理性主义之作，一共包含了九篇文章，分别为：第一篇：启蒙的反思一杜维明、黄万胜对话录(曾明珠记录整理)；第二篇：启蒙思想与恶的问题，加拿大让·鲁瓦撰所写；第三篇：启蒙思潮与行动：影响和批评，法国吉尔·德拉努瓦所撰写；第四篇：一个重温启蒙的温和提议，美国斯坦利·罗森所写；第五篇：悲哀的理性，美国斯坦利·罗森所写；第六篇：安乐的美德：启蒙运动评论，美国斯坦利·罗森所写；第七篇：笛卡尔《心灵之诸感情》中自然的教导与人的本性，美国罗伯特·瑞斯艾所写；第八篇：奴隶，主人，暴君：尼采的自由概念。

通过阅读全篇即可知道，整部书籍大多数都在围绕对“理性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怀疑与批判所做的善意性的努力。杜维明认为，我们今天面对的启蒙反思，主要集中在两点，一个是启蒙的基本价值，另外一个就是启蒙的世界观所带出的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在这套制度安排下的生存信念，到底给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第7页)。因为如今的我们已经陷入了一场思维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即认为只有强国富民就是现代化的目标，而寻求强国富民必须走启蒙之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接受(必须接受)工具理性的原则。所以，就造成了“知识取代智慧”，相信人的理性所创造的一套套结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认识之中(第7—15页)。如此说来，冲出了伊曼努尔。康德所关注的“蒙昧”重围之后的人类，因为过于相信自身而陷入了一场还并未被自我完全发觉的危机当中。

这样的危机，本书列出了“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它被彼特·伯格(Peter Berger)认为是“肤浅的乐观主义”的结果(第13页)。不仅如此，杜维明等人还认为，从军事回应的失误，到政治制度，到社会组织，尔后走到“五四”，要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脱…

P38-39

我和刘晨至今没有谋面，他是研究社会学的，我是研究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文学史的，他如何想到让我一个完全的外行来为他的新书写序，我一时还没有想明白，也没有问过刘晨。

刘晨在某报当实习编辑时，曾网络采访过我一次，主题是谈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印象中，我回答了他所提出的问题，但这篇访谈后来可能没有刊出，我也没有再去过问，但我对刘晨提出的问题有相当的信任度，我以为他观察问题的方式和提问的角度，显示了他对学术的热情和学术基础扎实的能力。因为这点因缘，我决定答应为他的新书写一短序。

我读了他发过来的一部分文章，感觉刘晨是一个真正热爱学术关心社会的青年，在他这样的年纪，能保存对社会变革的热情和思考，相当难得。以我个人对他一些文章的阅读判断，刘晨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流于对一般社会分析的简单接受，他能在随时变化的当代社会中发现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是一个有志于学术事业的青年最可宝贵的素质。在刘晨这样的年龄，学术思想倾向本身似并不重要，无论左右，或者大量接受何种思潮的影响，我以为都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一定要出以自己独立的观察和内心的真实感受，特别是对一个将来有可能从事关于当代社会变革研究的青年，在学术思想中树立不趋时，不媚俗的学术良知是最重要的。

胡适过去说过，中年人做学问是本份，而青年人做学问应当鼓励。胡适这个判断是建立在青年人在诸多诱惑中能选择学术相当不易基础上的，我认同胡适的判断，所以我也赞赏刘晨的选择。

人生相遇有很多偶然因素，我写这篇短序的时候，才知刘晨将要到澳门大学社会学系读博士了，而他的导师郝志东先生恰好是我的同乡和老朋友，而此前志东兄还非常真诚地约我为他推荐真正热心学术的青年。志东兄选择了刘晨，我相信他的判断，我也相信刘晨能珍惜这个学术机会，不负重望，成为未来中国学界的后起之秀。

2014年10月23日于厦门

(本文作者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作家)

我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除了靠温度以外，还可以靠文字。文字可以把非常陌生的两个人，在天堂和人间相连，在彼岸和此岸相牵。从2003年8月30日(我的第一篇作品发表之日)到2014年年末，我凭借着文字，用温暖的笔尖，缓缓地刻录下了一些真诚的“是是非非”，足以十年。而这对于一个写作的人而言，意味着什么?

其实，我并不想把文字炫技的多么富有水平，也不想太过于煽情的表达我那沉思性的文学处境，我只是想把最值得记录的经历，用我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而祈福的对象(写作是一种祈祷)，正如余华所说，除了我自己，还有你们(读者)。

今天，我把我的“感性”一面呈现出来，虽然我已经用一部学术作品表达了我的“理性”。我觉得，这并不矛盾。因为人是完整的，人也是有温度的。所以，正如我这十年的经历和沉淀所表现出来的一样，从生活到人物，从记忆到死亡，我们的身边无时不刻在发生变化，却又一直在牵扯和激发着我们的感受。我也曾以泪洗面——在车里哭泣着史铁生的离去，我更是日夜失眠——叹息高华的离去。我甚至把内心的“回音”当作我的亲人，因为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值得珍惜。我怎么都留不住，又放不下。还有我的祖母、祖父和外公，他们的离开，于我也产生了很大的焦虑，因为关乎于血缘的感情，所以让人如此的绞痛，又是那么的揪心。

但是，无论生死离别，我们依然还要往前行走，忍痛割爱的继续谱写着一段段孤独的心灵史。正如这本书一般，他所有的内容，内在可以恰如其分的用“心灵史”来概述，而表面，可以称她为作品集。

实然，在选择这些作品的时候，我尽力把最好且最真实的东西呈现给读者，这或许就是我最应该做的。我希望能够给社会和读者带去我的贡献与奉献。当然，读者的口味或许会如莎士比亚口中的哈姆雷特，一千人读肯定有一千种感受。但愿能够有所共鸣，更希望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而今，驮着文字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似乎还能够隐约地听到那些生活里读书的回声，那些记忆里死亡的回响，还有我们不厌其烦的“情感”。而这一切，又是那么的经不起回避和推敲，如泡影，将我迷醉，醉卧于夜色，又突兀地醒于晨雾之中，来回地撕扯。在清醒的片刻，她们又俏皮的把我个人歇斯底里的数落一番，我在承受的同时却最终无奈的主动选择用文字来表达我的思考和挂念。

写着写着，我越发觉得我会如黄子平先生所说的“害怕写作”，我越发的觉得写作的意义已经渐渐地消却了。于是我在2011年和2012年，暂时停止了有关文学的记录，转向了社会学与政治学的学术“研究”。当然，也可能不是因为我害怕，而是因为场域和环境所致，重塑了那个阶段的那个“我”，用别样的文字雕刻出来的“我”。

“我”是一种思考，“我”是一种认同。成于一段，化为结果。而我生怕漏掉了好的思考和好的结果。我生怕不能真诚的表达自己。我如所有的记录者一样，选择用文字抵抗周遭的来袭，正如你用记忆一般。短暂的时光，就这么一挥而去，我也在2013年的年末，鼓起勇气，选择了一次文学上的总结。我觉得，这正如竹子的成长一般。只是……少了一些凋残的花语，还欠了一缕清香。

诚然，文学是属于大众的，而“创作”文学的人却是属于自己的。所有的周遭都决定了文字的形状，虽然我并未把小说和诗歌载人其中，但足以用此书里的“字句”来打动我自己了。我对自己说，“或许有一天，当你老了，你肯定会如实的再次进入文学里来，因为阅历的多少，也就会决定文学的多少，深度的多少。”

我的阅历其实并不算多，但很曲折。这与我身边的人并无关系，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和经历都是独特的，排他的，如“世界上没有那一片枫叶是相同的”一般。然而，话又说回来，所有的周遭，虽与他者无关，却又有关。所以，在此我需要表达我的谢意，在即将收尾的这一刻。

这一次，我非常希望把此书“献给所有的人，两个人除外”，但是我还是收敛起我的调皮，如实的对我的父母，还有我的亲朋好友，还有你，你，我并不想一一的念出你们的温暖的名字。她因说出，就已无意义；她因语言的存在，而别无他物(德里达)。

可是有的名字，我觉得必须说出才能表达出我的谢意和敬意。不然，我会内疚不安，遗憾终生。首先，感谢两位老师对于我这本书的支持和帮助，他们是我的博士生导师郝志东教授和厦门大学人文学院谢泳教授，左思右想，我找不到一个非常完整的词藻来表达我的心境，因为他们值得我学习和感谢的地方太多太多，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言简意赅地表达完全。其次，感谢上海三联书店和本书的责编冯静博士的辛劳，没有她的帮助和理解，这本书的出版可能还要一波三折，还要延期多久，不得而知。所以，这是我万分需要感激的。最后，经过我反复的思考，我觉得我必须说明一下我的第一本书——《被围困的社会：转型中国的政治想象与乡村理解》，这本书是兰州大学全额资助出版的，由于某些原因，导致该出版经费来源未能在书中标注，所以我借助这本《理想的下场》来特此说明一下。我非常感谢陈文江教授，正是他的帮助，给了我很大的减压。进而，我也要感谢兰州大学对于我的培养和帮助，同时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对于我的培养和帮助。

言无不尽，却又感恩于心。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每一个生命，每一个人，每一段生活，都永远是我祝福的对象，没有原因。

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修订于二○一四年三月二日

作于武汉

又修订于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作于澳门

在作者这样的年龄，学术思想倾向本身似并不重要，无论左右，或者大量接受何种思潮的影响，我以为都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一定要出以自己独立的观察和内心的真实感受，特别是对一个将来有可能从事关于当代社会变革研究的青年，在学术思想中树立不趋时、不媚俗的学术良知是最重要的。

——谢泳(厦门大学教授、作家)

这本书所追问的事情，是更多的人应该思考的问题。在更多的人思考之后，在更多的人站在唐吉诃德、鸡蛋和西西弗斯一边的时候，或许就是理想实现之日。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想，有自己的梦，不是吗?

——郝志东(澳门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