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彬宇编著的《国学旨归－－千古易人（共2册）》内容介绍：鲁迅先生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诚然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化之影响极为深刻。历史上有许多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贡献的易学学者，他们大多人格与品德俱佳，或为开国元勋，或为朝廷重臣，或为圣贤大德，或为闲林逸士等等。其故事与生平或多或少均被载入史册，流传于世。作者将原文精选出来，全部归类，并花费大量心血作了注解并译成白话文。这对今人励志与了解史实、研究史实提供了途径。

廖彬宇编著的《国学旨归－－千古易人（共2册）》向读者介绍传统文化、古人的智慧与文明，介绍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释道精神，以及中国文化的繁枝茂叶——诸子百家思想，等等。人文思想鲜明，人文底蕴浓厚。作者从高屋建瓴的角度，让读者从一个更高的空间把握传统儒释道及诸子百家思想。作者采用比较学的方法，将诸子百家思想融为一炉，互相佐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均能互通、互证。对当今的文化传承走向和谐起了促进作用。而本书又有大量学术举证，所以也适用于具备一定文史哲基础的高校学子，也适用于专注于传统文化研究的专业学者。同时本书又有大量的人文、历史诸领域的典故，所以也适用于普通读者群。《国学旨归－－千古易人（共2册）》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书籍。同时又能起到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作用。

1．箕子

2．司马季主

3．姑布子卿

4．吕公

5．许负1

6．许负2

7．东方朔

8．京房

9．景鸾

10．任文公

11．许杨

12．高获

13．左慈

14．谢夷吾、杨由

15．李南

16．李郃

17．段翳

18．廖扶

19．折像

20．樊英

21．钟皓

22．陈寰

23．苏竟

24．郎顗

25．襄楷

26．荀淑

27．沙穆

28．许曼

29．赵彦

30．樊志张

31．单飏

32．韩说

33．董扶

34．杨厚

35．任安

36．朱建平

37．周宣

38．管辂

39．周群

40．杜琼

41．李譔

42．吴范

43．虞翻

44．刘悖

45．赵达

46．陈训

47．鸠摩罗什

48．佛图澄

49．戴洋

50．干宝

51．步熊

52．韩友

53．淳于智

54．郭璞

55．隗炤

56．严卿

57．杜不愆

58．卜翊

59．黄泓

60．索紞

61．王嘉

62．郭磨

63．台产

64．晁崇

65．王早

66．庾诜

67．崔浩

68．王春

69．宋景业

70．荆次德

71．许遵

72．赵辅和

73．皇甫玉

74．魏宁

75．綦毋怀文

76．陆法和

77．权会

78．张子信

79．张深

80．徐路

81．殷绍

82．刘灵助

83．李顺兴

84．檀特师者

85．由吾道荣

86．颜恶头

87．耿玄

88．信都芳

89．吴遵世

90．蒋异

91．强练

92．孙僧化

93．张胄玄

94．庾季才

95．庾质

96．卢太翼

97．耿询

98．韦鼎

99．来和

100．萧吉

101．杨伯丑

102．临孝恭

103．刘裙

104．陶弘景

105．释宝志

106．李淳风

107．王勃

108．叶法善

109．傅奕

110．吕才

111．崔善为

112．薛颐

113．孙思邈

114．李元恺

115．卫大经

116．(武)攸绪

117．张憬藏

118．褚遂良

119．李嗣真

120．尚献甫

121．裴知古

122．严善思

123．金梁凤

124．张果

125．僧一行

126．桑道茂

127．李虚中

128．崔信明

129．王远知

130．杜生

131．李泌

132．王处士

133．马重绩

134．钱镠

135．邵雍

136．刘羲叟

137．陈抟

138．徐复

139．王处讷

140．王熙元

141．苗训

142．苗守信

143．楚芝兰

144．史序

145．周克明

146．楚衍

147．魏汉津

148．王老志

149．孙守荣

150．王白

151．耶律乙不哥．

152．麻九畴

153．杜时异

154．马贵中

155．武祯

156．刘秉忠

157．金履祥

158．赡思

159．田忠良

160．靳德进

161．张康

162．耶律楚材

163．范梈

164．李俊民

165．廖应淮

166．彭复

167．李国同

168．刘基

169．姚广孝

170．沈周

171．张中

172．袁珙

173．皇甫仲和

174．仝寅

175．周述学

176．张三丰

177．魏禧

l 78．邱维屏

179．汪讽

180．王宏撰

181．徐大椿

182．王维德

183．蒋平阶

184．章攀桂

185．刘禄

186．张永祚

187．戴尚文

白话

箕子，是纣王的亲戚。纣王第一次在吃饭时使用象箸，箕子便叹息道：“君主他既然使用象箸，便一定要用玉杯了；既然用了玉杯，那一定想把远方的稀世珍宝占为已有。从此将逐渐讲究车马的舒适和宫室的豪华，这样国家就不能振兴了。”由于纣王淫佚无度，箕子进谏，纣王不听。有人劝他说：“大王根本不听你的劝告，你可以离开不管了。”箕子说：“做臣子的向君主进谏，君主不听臣子就离他而去，这是彰显君主的过失而取悦于人民的行径，我不忍心这么做。”于是箕子披头散发，假装疯癫做了奴隶。后来他就隐居不出，常常抚琴以抒发心中所郁积的悲痛。后世流传他的曲子，称为《箕子操》。

王子比干，也是纣王的亲戚。他见箕子进谏，君主不听，箕子去做了奴隶，就说：“君主有了过失，做臣子的不以死谏争，百姓就会受到君主的过失带来的伤害，那百姓有什么罪过呢？”于是直言劝谏纣王。纣王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窍，真的有么？”于是就杀了比干，挖出他的心来，剖开看个究竟。

微子说：“父子有骨肉之亲，而君臣之间以道义相维系联合。因此父亲如果有过错，儿子屡次劝不听，就会继之以号哭；人臣屡次劝谏而君主不听，那么在道义臣子就上可以离开君主不管了。”于是太师、少师就劝微子离去，微子就离开了。

周武王讨伐纣王，战胜殷朝，微子便手持自己的祭器来到军门。他露出右臂，两手绑在背后，左边让人牵着羊，右边让人拿着茅，跪在地上前行求告武王。于是武王就释放了微子，恢复了他原来的爵位。

武王封赏了商纣的儿子武庚禄父，让他来继承殷朝的祭祀，并派管叔、蔡叔辅佐他。武王灭亡殷朝后，便去访问箕子。

武王说：“唉！上天默默地安定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我却不知道上天安定人民的常理次序。”

箕子回答说：“早先鲧堵塞大水，扰乱了上天五行的规律，上帝就怒气冲冲，天道大法九类常理因此败坏。鲧被杀死，禹就接续而兴起。上天赐给禹天道大法九种，常理因而有了秩序。

“这九种大法，一叫五行，二叫五事，三叫八政，四叫五纪，五叫皇极，六叫三德，七叫稽疑，八叫庶征，九叫任用五福，而让人畏使用六极。

“五行：一是水，二是火，三是木，四是金，五是土。水的自然常性是往下流可以滋润万物，火的常性是炎热旺盛而上升，木可弯曲变直，金可销熔变形，土可耕种收获。滋润下物而产生的水卤有咸味，火光上升烧焦的物体作苦味，木成曲直作酸味，金销熔变形后有辣味，土地种收百谷后有甜味。

“五事：一是仪容，二是言语，三是观察，四是听闻，五是思维。仪容应严肃恭敬，言语应使人心悦诚服，观察要明察秋毫，听闻要明辨是非，思维要通达周密。仪容恭敬，百姓就会显得严肃；言语使人信服，国家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理；观察能明察秋毫，君主就不会受骗；听闻聪慧，臣民就会进其谋划；思维通达，事情就成功。

“八政：一是粮食，二是财贷，三是祭祀，四是营建，五是教化，六是除奸，七是宾赞，八是军事。

“五纪：一是年，二是月，三是日，四是星辰，五是历法。

“至高无上的准则：天子应建立准则，聚集这种幸福，布施给自己的臣民，臣民们就拥护天子制定的准则，天子也可以要求臣民遵守这些准则。凡是臣民都不允许结党营私，人们不结成私党，就会把天子建立的准则当作至高无上的。凡是臣民，都要为天子谋虑，为天子办事，要求自己遵守天子制定的原则。你要这样考虑，虽然臣民的作为有时与你的原则不协凋，但只要未达到犯罪程度，天子就要容忍他。假如有人谦恭地说我喜欢你的原则，你就赐给他幸福。如此，人们便会完全遵守你的原则。不要虐待那些无依无靠的人，却畏惧高贵显赫的人。对有能力有作为的人，你应善于任用他们，国家便会繁荣昌盛。凡是那些被任用的，都应使他们有爵位有俸禄。假如你不能使官吏对国家做出贡献，这些人就要走上犯罪道路。对于那些不喜欢你建立的原则的人，你虽然赏赐给他幸福，他对你的国家也没有好处。你不要偏颇不公平，应遵循先王的法则办事。你不要有个人的好恶，应该沿着先王的道路前进。你不要为非作歹，要遵循先王的正路行事。你不要偏私，不要结交朋党，那么，圣王的道路就会宽广。不结党，不偏私，圣王的道路就会清明可辨。你不要违反王道，不要冒犯原则，圣王的道路就正直。你要汇集那些按原则办事的人，那么，臣民们就都能归向你的原则。所以说，天子宣布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应当经常遵守，就是天子的教导也要符合上帝的意旨。凡是臣民，也应把天子宣布的法则当作至高无上的，按照这个原则行事，就是亲附天子了。所以说，天子应当象做百姓的父母一样，来做天下臣民的君主。

“三德：一是端正人的曲直，二是刚能取胜，三是柔能取胜。要想使天下平安，就要端正人的曲直，对那些强硬不友好的人，就应用刚硬态度战胜他们，对那些友好的人就应用柔和态度对待他们。对待乱臣贼子，就必须强硬，对待高明君子，就必须柔和。只有国君才能授人爵位赏人俸禄，只有国君才能主持刑罚，只有国君才能享有美食。臣子无权授人爵位赏人俸禄，无权主持刑罚，无权享有美食。臣子如果也能授人爵位赏人俸禄，也能主持刑罚，也能享有美食，就会给你的王室带来危害，给你的国家带来灾祸。人们就会因此行为不合王道，百姓就会因此犯上作乱。P3－5

1．绝地天通

今人多以为伏羲、黄帝为最早之巫觋，实则不然，是对吾国文化之误解。须知伏羲、黄帝等先祖，兼知命与革命两者而有之，其圣德广播上下四方，其精神周流往来古今，非巫觋之所能及也。巫觋徒有知天命之能力，而无革天命之功德，故不可同日而语。上古之世，如伏羲、黄帝均是内圣外王，道术并用。因其有道而显术以推及于民，民心所向，偕归往之，故称之日王。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董仲舒日：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足见王之本义，便是以一贯三，通天晓地，旁及于人。

何以通天晓地？伏羲画卦，黄帝命作甲子，教授于民，上可知天意，下能达地理，中间使人顺天地自然而行，便能顶天立地，均是其义。后来圣王不继，便产生了徒有小道之巫觋和专于术数之阴阳家及再后之术士，此时，道、术已然分化为两者。若仅局限于巫或术，则大违圣王作《易》之旨。有道不以术显，则功德难起；有术不以进道，则易为流弊，乱人心神。所以，后来则出现了“绝地天通”之事体。

所谓绝地天通，顾名思义，即是隔绝人与天地相通之意。如此，则有人问，天地原来是否相通？《国语·楚语下》载：

昭王问于观射父日：《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

对日：“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是明神降之，在男日觋，在女日巫。”

楚昭王所问之事见《尚书·吕刑》：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

观射父所言，乃以为天地之间并无物质性之通道，所谓交通天地，乃是巫觋与上天之精神沟通，否认天地间通道之存在，然而楚昭王所问也并非空穴来风，无稽之谈。天地间通道之确然存在，见于今人视为神话传说之典籍《山海经》等书中。此种通道之载体多为山。

如《山海经·海外西经》言：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

又《山海经·大荒西经》云：

大荒之中，有山名日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

咸……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然则《淮南子·地形训》中，对通天途径之描述更为确切、完备、典型，所指便是吾国神话中至为著名之昆仑山：

昆仑之邱，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

昆仑山之高度，《淮南子·地形训》中记为“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历三次“或上倍之”，经凉风山、悬圃二处，方能“乃维上天”，抵达太帝之居。此实为一等比级数，公比为2，须升至昆仑山高度之8倍（2的三次方）以上方能抵于天。计算下来，则“天”之高度约九万里。后人写登天，形容天之高有九万里即出于此。譬如李白之名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悬圃之悬，又作县、玄。

《楚辞·天问》云：“昆仑县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

王逸注：昆仑，山名也，在西北，元气所出。其巅日县圃，乃上通于天也。

通天之所除名山以外，尚有神木，亦见于《淮南子·地形训》：

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

此“天地之中”，与M·埃利亚德（Efiade）所论述之“宇宙轴心”（axismundi，拉丁文）相符，埃氏谓此种象征屡见于亚洲诸民族。

以上之记载，无论今人以为神话也好，事实也罢，因时隔太久，已不可考，则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只是说明吾国上古文化中极为重大、重要之观念——通天。而登葆山、灵山之类，即上古传说中所谓之“天梯”，而“群巫所从上下”、“十巫从此升降”，正是言巫觋进行天地间之沟通。袁珂释“十巫从此升降”云：

即从此上下于天，宣神旨、达民情之意。灵山，盖山中天梯也。诸巫所操之主业，实巫而非医也。

又释开明之东六巫神话云：此经（《山海经·海内西经》）诸巫神话要无非灵山诸巫神话之异闻也。故郭璞注以为“皆神医也”；然细按之，毋宁日皆神巫也。此诸巫无非神之臂佐，其职任为上下于天、宣达神旨人情，至于采药疗死，特其馀技耳。

袁珂所言，确为灼见。上古巫医同源，群巫升降之所既“百药爰在”，则巫觋以“鸿术”而为帝医，自不过其余事而已。

2．巫史与天官

司马迁作《史记》，其“八书”之中专列《天官书》以论星占，专列《历书》以论历法。尝言：“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见，代王之人，任于卜者。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汉代贾谊云：“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医卜之中。”实则以卜士而高居庙堂之上者，自殷周以至于明清，皆不乏其人。

《汉书·艺文志》云：‘《易》日，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此当是后世“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说法之最早来源。而精通五行阴阳之术者，更是以“扬于王庭”为耀。《尚书·洪范》云：“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周礼·春官》云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日连山，二日归藏，三日周易。其经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礼记·月令》载立冬之月，天子“命太史衅龟筴，占兆，审卦吉凶。”注云：“占兆者，玩《龟书》之繇文。审卦者，审《易》之休咎。皆所以豫明其理而待用也。衅龟而占兆，衅筴而审卦吉凶，太史之职也。”足见三代之时，占筮对于国家之重要，乃是由太史亲自执掌《龟书》及“三易”等典籍。太史是何官职？比之后世辅相之官也！（而今《龟书》及《连山》、《归藏》两种易书已然失传，唯有《周易》得以流传，实乃大憾之事体矣）《周礼·春官》云：“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日玉兆，二日瓦兆，三日原兆。”“上春衅龟，祭祀先卜。”《史记·龟策列传》言：“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此等均是以君国大事而请以专门官员进行占卜之记载。就以上记载可见，殷周之时，专设太卜之职，且夫国家每遇重大变故，则必以卜筮占断吉凶。所谓卜筮者，乃言以灼裂龟甲占其吉凶为卜，以蓍草排布卦象察其祸福为筮。此外另有专门占梦之术，并设有占梦官，《汉书·艺文志》云：“众占非一，以梦为大。”周代太卜掌“三梦之法”。至今甲骨文中尚有大量龟卜及梦占之记载。而西汉王莽篡国之后，建立“新朝”，刘歆曾与王莽共事，关系密切，王莽建立“新朝”后，封刘歆为“嘉新公”，称国师，刘歆又建置“周官经”博士，于是全国兴起国师之说。《汉书·刘向子歆列传》云：“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颍叔。及王莽篡位，歆为国师。”刘歆是史上名重一时之国师，章太炎先生曾言：“孔子殁，名实足以抗者，汉之刘歆。”（《检论·订孔上》）时有李通之父李守，“身长九尺，容貌绝异，为人严毅，居家如官廷”。因“好星历谶纪”，曾师从刘歆，做了王莽之宗卿师。新朝末年，李通常自父亲李守处听到“刘氏复兴，李氏为辅”之预言谶语，便悄然寻找到刘秀，说动其起义克莽（典出《后汉书·李通传》）。尔后果然“布衣唱义，助成大业”，“自为宰相”。

据《后汉书》所载，任文公“以占术驰名”而任司空掾；郭宪有道，绝王莽而隐，因光武而显，受刘秀征拜为博士；许杨以术数而显，又因王莽之变而隐，治水益民，造福百姓，其卒，邓晨“为杨起庙，图画形象，百姓思其功绩，皆祭祀之”；高获“素善天文，晓遁甲”，禀直不屈，敢抗圣意，敢犯帝尊，却济百姓于水火，辞官“还遁江南，卒于石城，石城人思之，共为立祠”。谢夷吾“少为郡吏，学风角占侯”，“举孝廉，为寿张令”，因勤政爱民“有善绩”，班固则为文向帝举荐，于是任荆州刺史；杨由以文学掾而常语预太守，其功自不可没；李邰顺天应命，不与权臣相往，五迁尚书令，继任司空复为司徒，功盖天下；又有大将军杨春卿、国老杨统、杨厚一家三代，俱以“先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杨春卿“善图谶学”，为白帝公孙述将；汉明帝感念杨统年高德劭，敬称为国老父师，杨厚自幼常随父杨统入朝问对，及至年长，又屡解太后、顺帝、梁太后之惑，且辞官不受，返乡修黄老教授学生。杨氏祖孙三人，以图谶命卜之学而立，兼善天下，俱为国家所重，不可不谓贤人。

汉代之时，更有上谷太守公沙穆，字文义，“为善士，举孝廉，尚书侍郎，昭陵令，上谷太守”（《谢承书》）；单飏，字武宣，“举孝廉”、“拜尚书”；江夏太守韩说，字叔儒，“博通《五经》’、“举孝廉”；代郡太守、侍中苏竟；蜀国都尉董扶，字茂安，“少游太学，与乡人任安齐名，俱事同郡杨厚，学图谶”，“灵帝时，大将军何进荐扶，征拜侍中，甚见器重”。

三国之时，居庙堂为王侯所敬或所用者，有虞翻、朱建平、周宣、管辂、周群、杜琼、吴范、刘悖、李撰等人（《三国志》）。

两晋之时，又有弘农太守郭璞及其外孙建威参军杜不愆，谏义大夫陈训，占侯官戴洋，著作郎干宝，广武将军韩友，司马督淳于智，光禄大夫、太常卜珝，太史令、西海太守黄泓，太师王嘉、太常郭磨（音伦，香之意），光禄大夫、太子少师、关中侯台产。

南北朝时，有太史令张渊，太史令兼中书侍郎晁崇，钜鹿太守耿玄，司徒崔浩，徐州刺史王春，散骑侍郎宋景业，光禄大夫李业兴，中书舍人吴遵世，通直常侍（官名，备皇帝顾问）赵辅和，信州刺史綦毋怀文，谘议参军庾曼倩（庾诜子、庾季才父，详见本书《附录·点评千古易人》），容城令徐路，通直散骑常侍孙僧化，算生博士殷绍，幽州刺史刘灵助，御史贾子儒，开府行参军解法选，太尉陆法和，定州刺史蒋昇，太史令张胄玄。

隋朝文帝时有通直散骑常侍、均州刺史庾季才，谏议大夫由吾道荣；炀帝时有太史令庾质（季才之子，惜炀帝每不受谏，质屈死狱中），有盲人章仇太翼（卢太翼），有太史丞耿询，有光州刺史韦鼎，有开府（高级官名）来和，太府少卿、开府萧吉。

唐代为吾国史上至盛之时，历289年之久。其间涌现出各类高人义士，又不乏以卜者而居庙堂，修己达人，兼济天下之辈。有刑部尚书崔善为（天学世家之后、权会之子），太史令薛颐，济州刺史、御史大夫李嗣真，吏部尚书、中书令、顾命大臣褚遂良，太史令、水衡都尉尚献甫、太乐令裴知古，礼部侍郎、汝州刺史严善思，御史大夫、剑南节度使金梁凤，太常丞吕才，太史令史良，天官侍郎张敬之。

五代之时，战乱并起，群雄割据。史载之高士，寥寥无几，抑或如古人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也乎？纵如此，可记其数者，亦有后晋司天监马重绩、赵延义。

宋代之时，辽、金相峙，当此之际，宋国有秘书省著作佐郎刘羲叟，户部尚书、太府卿赵修己，司农少卿王处讷，司天监王熙元，工部尚书、银青光禄大夫苗训，司天监苗守信，尚书工部员外郎楚芝兰，权知少监史序，殿中丞周克明，司天监丞楚衍，嘉晟侯魏汉津。辽国有司天少监王白。金国有司天台管勾武祯。

元代之时，有光禄大夫、太保刘秉忠，广宁王、太师耶律楚材，嘉议大夫、礼部尚书瞻思，太师、赵国公田忠良，大司徒、魏国公靳德进，奉直大夫、秘书监丞张康，翰林供奉范梈。

明代之时，有诚意伯、太师刘基，荣禄大夫、上柱国公、少师姚广孝，太常少卿袁珙、袁衷彻父子，钦天监正皇甫仲和。

以上皆居于庙堂之上之卜者，而卜者散落于民间则沦为术士。其间有真隐之士，亦更不乏借此混迹江湖之流。贾谊所谓“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医卜之中”，实则是指怡然隐身于医卜之列、行医以悬壶济世，借卜以指点群伦，“和光同尘”于广大人民中之大贤大德，而并非动辄即以占卜行当为营生之人。

古来之医者便不必说了，虽处江湖之远，却以救死扶伤为本分，官家“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医者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上古之时，名医之代表譬如神农，其遍尝百草之传说至今仍然流传甚广，家喻户晓；其次是黄帝，《黄帝内经》约成于春秋战国之际，虽非出于黄帝之手，而却传于黄帝之道，至今仍为中医学所推重之第一宝典。处“江湖之远”的医家，大家耳熟能详者，譬如扁鹊、华佗、张仲景、皇甫谧、葛洪、孙思邈、钱乙、朱丹溪、李时珍、叶天士、徐大椿、王维德……

而散落于江湖之卜士代表，一般皆不欲留名，唯立功德于世。此种德行，杜甫有名句相喻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或散见于诸史册笔记，或化名载于正史，或只传说于江湖。譬如汉代焦赣（字延寿）之师孟喜，实际孟喜之名亦是伪托，譬如今世流行之“化名”，固其本为一民间隐士，而姑且以“孟喜”名之。史上此类“不居庙堂而处医卜”之圣贤高士，实不胜枚举，如汉代不仕而隐之蜀中者严君平，高风亮节，风骨特异，其人事迹，至今仍传说不绝，尤在川中，为人所乐道。严君平恒可为江湖圣人之典范，后世有人将之归入道家，亦有人冠之以“大儒”之名，无论儒家道家，由此可见，实皆一家，因何而有别异哉？

战国时有唐举，汉代之有景鸾、李南、段翳、廖扶、折像、朗顗、襄楷、陈寔、任安；晋代之步熊、严卿、隗熠、索紞，南北朝时有王早、荆次德、许遵、皇甫玉、李顺兴、檀特师、魏宁、庾诜、信都芳、麴绍、吴士、赵琼、强练；隋唐之际，又有乙弗弘礼、大才子王勃、药王孙思邈、袁天罡、张憬藏、王远知、张果老、一行和尚、武攸绪、李元恺、卫大经、桑道茂、杜生；五代时有王处士；及至北宋时，处“江湖之远”者，又及陈抟之师，即是当世之一大隐，朱熹言：“邵子发明先天图，图传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周易参同契考异·附录》）张岷言：“先生少事北海之才挺之，挺之闻道于汶阳穆修伯长，伯长以上虽有其传，未之详也。”（《邵子全书·附录》）张岷所说，即是言邵雍有授业之师乃北海李之才，李之才又得受于穆修，穆修以上虽有其传，却已不可考焉。而朱震则以为“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汉上易传·表》）无论如何，所考至多言及陈抟则止，陈抟之师承渊源如何，则并无定说。明朝之时，尚有沈周、周述学；清朝之时，又有汪讽、王宏撰、蒋平阶。此一节所录，乃是方外高人之传，皆以贤明著称。

另又据史书所载，言之凿凿之卜士高人，时处江湖以于民，时居庙堂以伴君，譬如秦汉时之许负，汉代之唐檀、许曼、赵彦、樊志张、樊英、荀淑；三国时之司马徽、朱建平、周宣、管辂，唐朝之袁天纲，宋时之徐复、王老志、孙守荣，辽国之魏磷、耶律乙不哥，金国之麻九畴、杜时昇、武亢、李懋、胡德新，元代之李俊民、廖应淮、彭复、李国同，明代之张中、仝寅，清代之魏禧、邱维屏、章攀桂、刘禄、张永祚、戴尚文。

以上所列之人，率都身负绝学，或立功，或立德，或立言，或全三不朽而于一身，足以为后世之范。作者特将此中人物自《二十四史》中遴选出来，加以著译，供读者参阅。